【彭永捷】儒家引领中国未来——四个可能的贡献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5-06-01 14: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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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永捷

作者简介:彭永捷,男,江苏灌南人,西元一九六九年出生于青海格尔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著有《朱陆之辩》等,主编《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等。



儒家引领中国未来——四个可能的贡献

作者:彭永捷

整理者:苏鹏辉

来源:弘道书院 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十一日甲辰

            耶稣2015年5月28日

 



  



2015年5月28日,弘道书院青春国学大讲堂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小阶梯教室举行。本次讲堂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彭永捷教授主讲,其题目为“儒家引领中国未来——四个可能的贡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学生会予以协办。


在讲座的开始,彭教授提及,当下中国涌现了一种形势,在官方有执政党对于传统文化的愈发肯定,在民间有各界人士对于复兴儒学的强烈呼吁。此种形势造就了难得契机,而如何理解这一契机之闪现,恰切把握之并由此实现儒家思想的再度落实,就极富思索意味。其中关节,端在于中国政治发展与儒家文化之关系问题,也就是必须回溯儒家政治哲学。


儒家政治哲学,可以从两个视角加以审视。一个是历史的视角。儒家政治哲学绝非高度抽象的固定原则,它有一个经史交融不断展开的维度,所以必须始终从历史的流变不居中来加以把握。由此而观,即可知因何儒家在中国历史上虽屡衰而又屡兴,其文化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国运已然紧密结合为一。另一是世界的视角。儒家文化自近世影响波及整个东亚地区,而东亚儒家文化圈也是欧美世界之外,最快实现现代经济繁荣的地区。儒家文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其值得继续思考处。


思想界常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只应该在伦理道德领域中继续发挥作用,而在政治上它再无意义,儒家文化之根无法开出自由民主之花。然而,近年来儒学界的一些研究,从各种理路出发沟通儒学思想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关联,使二者之间相互支撑,已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而崇扬西学来反对儒学,这种看似“西化”的主张其实并不真正“西化”。要知道,西方在现代的繁荣也是通过不断回归到其文明与宗教的源头而得到激活的。这一点才是西方文明最值得效法之处。所以在当下谈儒学,才算是彻底学习西方,彻底在不是学习其结论,而是学习西方文明自我更新走向繁荣的方式。如果说在宋代,诸儒贤哲是通过出入佛老,返诸六经的方式开创近世新儒学传统,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就是“出入西学,返诸六经”。非如此民族不足以有文明的辉光。


在先秦时代,儒家思想是通过孔子对三代典籍的整理而得以呈现的。《礼记》中“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尚书》中“明明扬于侧陋”,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精义始终在中国历史上颇具活力。孔子法先王所以“祖述尧舜”,法后王所以“宪章文武”,从而为后世规模法度,遗泽深远。我们现代最熟悉的自由主义,其早期代表人物,如洛克、密尔,不仅是思想人物,也积极投身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之中。所以呢,今天的儒家,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积极介入政治,寻求既定体制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寻求中国政治变迁的“软着陆”。


具体而言,儒家思想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


1 . 引导中国在政治层面从野蛮走向文明。作为轴心文明中惟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体,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引领下长期处于世界前列,对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最近百年,现代中国无论在礼仪服饰还是在典章制度上都有全面野蛮化的趋势,十分令人扼腕。满清帝国是中国文化最为衰微的时期,但近代学人却将遭遇西方后的国运不彰逐步归罪于儒家文化。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主导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预设,是纯粹的否弃与批判,是完全的污名化。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制度,再度造成了中国政治的野蛮化倾向,其作用颇类法家思想塑造下的秦制,均缺乏对人之存在与权利的尊重。而儒家政治精义,就是以仁义之道驯服权力的历史展开,就是化野蛮入文明。因此,自觉自身的文明传统,以儒家人文日新之精神来更化政治实践,是摆脱野蛮的根本。


2.  引导中国在政治层面从虚伪走向真诚。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潜规则盛行,官员普遍缺乏真诚的政治信仰;而在经济领域,血汗工厂已然是难以忽视的伤痛;而宪法中虽有许多美好的规定,真正落实的却并不美好。凡此种种,怪相斑斑。邓小平以一句“不争论”搁置了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论证,虽然具有政治实干家的智慧,但却并未在根本上解决问题。陈旧的马列论说日益僵化,失去了整顿人心的力量,却仍旧在体制中有相当一批基于现实利益的拥趸者,更是制约着更化的实现。但无论如何,回归儒家思想,在法、情、礼之间形成平衡,是整顿当下秩序失范,使虚伪走向真诚的关键。


3.  引导中国在政治层面从分裂走向凝聚。在当代中国,与前节所谓失范现象相关,就是社会人群的撕裂、公共舆论分裂化,相互之间越发不信任,缺乏和谐对话的可能。所以,如何凝聚人心、避免人心的撕裂就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就更加需要儒家思想发挥作用。而基于四点原因,儒家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儒家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共同的话语体系,它在未来最具有社会动员力,故而各种谱系的思想论说也都在主动向儒家靠拢;儒家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心理积淀;儒家的“和合”思维,认为构成世界的是多而不是一,和而不同;儒家可以为其他学派提供基石,提供讨论的平台。


4.  引导中国在政治层面从伤害走向治愈。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了一个国家极度强势、堪称全能的时期。我们曾经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在那个时期,传统的一切因素都被打破,家庭从实体到伦理都遭到了毁弃,阶级斗争盛行,人们之间彼此伤害,正向诗人北岛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儒家文明从来就教导我们守死善道,教导我们以文明的意识为底蕴,从而步入更为典雅、良善的社会状态之中。要治愈一个时代的“伤痕”,化解当下社会的“戾气”,就需要儒家,需要重建我们的礼仪典章制度。


在演讲的最后,彭老师坚定肯认:“谁能指引中国?就是我们儒家!”所谓我们,就是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时代的儒家,从而以其一人之尽己尽责,而承担我们五千年的厚重文明,从而最终帮助我们的国家走向文明。两个小时的演讲,彭教授析理分明,情怀蕴藉,于平淡话语中激荡听者无限思绪。围绕本次讲堂的主题,多位同学提出了若有所思的好问题,现场讨论氛围颇为热烈。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