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人可以贡献给人类一种普遍的文明形态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5-08-07 12: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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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中国人可以贡献给人类一种普遍的文明形态

作者:秋风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三日乙卯

           耶稣2015年8月7日

 

 

   


首先,感谢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一起纪念、学习钱穆先生的思想。

 

首先,我要说明,我本人深受钱穆先生思想的影响。我这十几年来推明治道,尤其是以历史的方式来探究“中国治道”,基本上都在钱先生范围中,只不过是对先生的一些论述有所展开。

 

论文集中收录了我的一篇论文,论文跟会议的主题完全是紧扣的,讨论的就是钱穆先生的政治思想。但这个讨论只是一个引言性质的,只是涉及一些最初步的问题,具体内容没有展开。这个论文的内容,我就不做专门的汇报了,

 

我们今天这个圆桌论坛的议题非常好,出自任锋兄的论文吧?《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论文议题非常好。去年在上海,由白彤东教授首先提出“钱党”一词,就因这个问题而提出。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很有必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康党”太“猖獗”了,自从蒋庆先生举起“公羊学”大旗,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思想就在中国的学界获得高度关注。最近几年来,风生水起;最近,干春松教授接连出版两本著作,跟康有为有关。上个月,我们也在无锡东林书院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干教授这两本书,讨论到康有为思想,当然涉及康有为思想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孔教”问题。而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基本主张也是儒教。最近,周北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阐述其儒教模式。

 

所有这些讨论,把儒家复兴的具体路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由此,我们今天讨论钱穆先生的思想,跟90年代最初研究钱穆先生的思想,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我们更多重视的是钱穆先生的历史文化思想,现在不能不从教的角度展开思考。

 

我们这次的议题设定为“钱穆先生的政治思想”,但这一议题立刻涉及“教”的问题,教始终是政的根本,“政和教”始终是现代中国纠缠不清、而迄今为止依然没能解决的大问题。下面我想简短地梳理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教关系的演变,从而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重新思考钱穆先生的思想,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找到一个跟康有为不同的路径。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一起步,政教关系就变成一个严峻问题。我非常敬佩康有为,他把现代中国这个转型将要面临的所有的重要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是非常天才的。当然,我不能不另加一句: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错的。在康的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教关系问题。他一方面提出非常完整的宪制改革方案,包括社会重构方案;另一方面,非常坚定地主张孔教,这贯穿康的一生。

 

实际上,在当时,康的这一主张就引起了主流的儒家士大夫的强烈反应,激发出张之洞的《劝学篇》。从张之洞《劝学篇》的篇名,就可非常清楚地看出他和康的区别所在。他认为,中国之教就是学,以学为教。就是秦际明论文里所讲的,有一个“王官学”,以此为中心形成教化体系。根本不需要在政之外、在学之外,再去建一个西方式的建制化的教会体系。

 

也就是说,现代转型一开始,儒家士人群体已有非常紧张的两个主张,这两个主张贯穿始终。所以,我在最近一篇论文里写到,陈寅恪、钱穆基本上都是张之洞这个脉络下来的,应当说,坚持了儒家的传统立场。

 

当然,在现代中国大转型开初,同时还有一个我们在研究儒学时不一定严重关注,但事实上在当时的观念领域中非常醒目的现象:各种宗教的兴起,佛教中兴,基督教大规模传播,以及伊斯兰教再度兴起。宗教复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今天,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现代意识形态的传入及兴起,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各样主义传入,并发挥重大作用。

 

这样我们看到,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关于“教”,有四个不同的主张、设想,它们之间展开复杂的斗争,整个20世纪,就是这些不同的教在斗争。

 

到今天,局面变得比较诡异了:各种现代意识形态慢慢衰败,各种宗教的力量比以前更强了,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它在整个社会教化体系中占据极大分量。比起康、张那个时代,儒家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不管康和张怎么争论,当时王官学还是儒家、还是儒学,有那么一套学的建制,到今天则完全没有了。

 

在教化的场域中,有两个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而且,这些宗教比一百年前更激进,不管是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它们更为激进,更加放肆地无视中国文化的主体。最危险的是基督教新教,也许未来中国的大乱仍然是太平天国式的。太平天国就非常值得研究,它是西方对中国第一次深度影响,它带来的是文明的毁灭,我们能不能避免又一次太平天国?这是一个严峻挑战。

 

于是,儒家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新的教化体系,有助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团结、凝聚?这是儒家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各种宗教在竞争,现代意识形态在挣扎,儒家在努力。那么最后,儒家能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中国建立起教化体系?它不仅能够教化公民,更重要的是能够教化那些宗教。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严肃的大问题。那些宗教可以教化民众,问题是,谁来教化那些宗教?如何扭转那些宗教的激进化倾向?如果那些宗教不被教化,它们会变成国家撕裂、甚至陷入巨大灾难的祸首!中国历史上多次被邪教、被新兴宗教所摧毁。

 

那么,怎么建立这样一个教化体系?儒家当仁不让,但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这个教化体系首先要教化公民、教化国民;第二也要教化各种各样的宗教。按照这样两个标准,儒教之路就走不通,我们就不应该走。因为,儒教会把一个本可普遍的教化体系降低为一个宗教,从而让那些宗教日趋激进化而束手无策。

 

所以我的结论是,就儒家复兴的路径选择而言,我们恐怕还是回到张之洞、陈寅恪、钱穆,这样一个文教的、以学为教的传统。儒教之路是走不通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天命来看,更是如此。这样一套以学为教的教化体系是真正普适的教化体系,它可以含容各种宗教,教给相互分裂的诸多宗教以共处的智慧。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可以贡献给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文明形态。

 

(本文内容来源于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会上秋风的讲话)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