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蹋国学，用意何在？（王达三）

糟蹋国学，用意何在？

——评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

作者：王达三

薛涌氏留洋多年，身处异国，心及华夏，近年来特以讽刺挖苦和漫骂攻击中国传统文化而成竖子之名。2004年，薛涌氏诋毁中国人之读经运动，诬陷其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时今又在《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和质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盖薛涌氏凡逢传统文化兴澜之事必坚决反对之而为快。

然时人对薛涌氏之反批评，皆就事论事，偏于学理。吾今就其《中国文化的边界》（《南方周末》2005年06月09日，本文中薛涌氏之引言除注明外皆出自该文）一文略加分析，以揭明其文章背后之不可告人之目的于天下，以期国人能通晓明白其险恶之用心。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吾生养于斯土，浸染于斯文，捍卫吾中华民族之利益，张扬吾传统文化之精神，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乃是吾义不容辞之责任。

又，吾对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之总体意见，已草成《兴我国学，塑我国魂》一文，可见诸于“儒学联合论坛”（www.tomedu.com/ydbbs），其中含对袁伟时氏、薛涌氏等西化派论者之批评，诸君若参照观读，可尤见吾之真心和用意。

甲、日本“国学”干我何事？

《边界》一文追溯“国学”一词来乃源于17、18世纪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运动”，此说无征，或也非谬。然薛涌氏于此论洋洋自得，以为直抵纪宝成先生之间隙，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正说明其无知和愚陋。何也？

薛涌氏自言：日本“江户时期”之“国学运动”，乃东洋人认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面临的种种文化问题和社会危机，来源于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污染。”因此，“这一国学运动实际上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薛涌氏又谓：日本之“原生文化”，或其“国学”，即是认为“日本文化独特优越；日本作为日出之国，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而日本人所反对之“中国文化”，乃以朱子理学为代表之儒家文化。

薛涌氏之无知与愚陋，即在于其将日本之“国学”，混同于吾华之国学。此一混同，差以一毫，谬之千里，而薛涌氏不自知，反而将无知当宝贝炫示于人，真可谓可悲可怜也。盖日本之“国学运动”，乃是以其狭隘偏执、自我美化之日本“国学”，去我恢弘大气、宽容大量之“国学”，进而形成一盲目自大、残忍卑鄙之以“大和魂”为主旨之“日本国学”。此种现象，是为日本之“去中国化”，是为日本之“去中国文化”，是为日本业有文明与精神之大反动、大倒退。薛涌氏又言：“到了明治时代，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胜中国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大盛，国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重。到了二战时，这种国学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耍尽小聪明之薛涌氏何不用自己脑袋作一认真思考：到底是日本由于坚持中国意义上之国学，还是由于坚持其原生固有之“国学”，而导致其盲目自大、狭隘偏执之民族主义和侵略扩张、血腥屠杀之军国主义？自不待言，事已明矣。

中国之国学，或曰中国文化，要之以儒家文化为主，具有极大之道德性、温和性、包容性。儒家力主“天下观念”与“大同理想”，力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非具侵略性与扩张性，非为狭隘偏执之民族主义而张目。相反，其是以仁民爱物、天下一家之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为大诉求。此点，中西学界认同多矣。否则，如若儒家文化具有民族主义之倾向与诉求，彼时四万万同胞，何容日本撮尔之小国尽怀鲸吞之心，肆行蚕食之举？如若日本能一如既往坚持中国意义之国学，自当有克服其偏执与狭隘、侵略与扩张之助缘——虽然其偏执与狭隘、侵略与扩张，成就之原由颇为复杂，非是一文化即可决定之。试问薛涌氏，日本之“国学”干吾华之国学何事？

此外，尚有两义国人须明晓：

其一，“国学”一词或如薛涌氏所言自东洋传入中国，在中国遂有“国学”之名目，遂有“清华国学四大师”之美誉。然其前，中山先生革命既成，其“排满”意识即消，且迅有“五族共和”之制；太炎先生初有以国学砥砺种姓之意，嗣后则复有“满汉无分”之论。其后，即二十世纪中国“国学”大盛之时日，顾颉刚等“疑古派”与胡适等“科学派”皆目之以为“国故之学”，欲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非有以国学承担传统文化信仰与价值之目的；“清华国学四大师”虽于吾之斯文满腔热忱，然要之其沉潜高明，皆专注于学术和义理，非有民族主义之倾向，反有固执儒家信仰与价值之诚心。故吾华之国学，绝非有薛涌氏之为吾族之民族主义张目之可能与实情。

其二，薛涌氏言日本“国学运动”有其成绩，由于其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叛与解放”，由于其“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以此而言，薛涌氏对日本“国学”之成绩尚有部分之赞赏。然何独反我一区区中国人民大学办一区区之国学院从事国学之研究？薛涌氏亦是大目盲，胡乱言说而不注重实情。何者？中国文化之百年，放眼向洋而唯西洋马首是瞻多矣！中国传统文化之崩溃覆灭悲惨痛苦久矣！目以今世，吾华之传统文化，何处可见？其是游魂不归，其是魂不附体，其没有实际之影响明矣！而西洋文化汪洋泛滥，中国西化亦固深矣。然此时，吾华之国学、之传统文化，方有一点点之起色，短视浅薄之薛涌氏即蹦将出来，大喊“狼来矣”！其用心究竟何在？！

乙、挑拨离间意欲何为？

《边界》一文，又在中国文化之内容与组成上大放厥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而薛涌氏非但无有真知灼见，且是史实舛驳杂乱，谬误百出，又不加考核断之其先入之邪心。何也？

薛涌氏以纪宝成校长言吾华之国学“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为主”，只列儒家、法家、道家，甚至是兵家，而不提佛教，更不提蒙学、藏学、满学，从而判定“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了”，进而妖言说：“我们都承认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但在一些人的骨子里还是汉文化中心观，认为人家的‘进步’就是‘汉化’的结果，很少讨论汉文化应该向这些‘异族’学什么。”

吾谓薛涌氏头脑简单，盖从技术角度而言，纪校长不可能于一短文中尽列国学之所有科目，而一国学院也不可能开始国学所有之科目。然问题尚不止于此，薛涌氏试图将各民族之历史、之文化融摄于国学之内。此本无不妥，亦未有时人加以反对。中国之历史，本为中国各民族之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之抟成，乃在于中国各民族之共同努力，中国文化之形成，亦是中国各民族之共同形塑。然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确有一主体、一主干，其为汉族，其为儒家文化，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无论就人口还是文化而言，此皆为事实。研究和承继中国文化，亦必然以汉族之历史与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此是承接事实而不可免者。然强调此一点，非是抹杀少数民族之文化、之历史、之贡献，亦非是不研究、不承继其文化、其传统。观薛涌氏之言论，似乎研究国学，光大中国文化，即为忽视和抹杀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之贡献，即为大汉族主义。莫非吾华各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占据国学一半之内容，才为民族之平等乎？莫非吾华五十六民族之历史、之文化各占据国学五十六分之一内容才为各民族之平等乎？

薛涌氏之例证，其一为唐王室是一民族混血之产物，唐王朝之政治社会制度为各民族融合之产物。然吾不知谁曾否认这点？更不知谁又曾以唐文化是民族融合之产物而否认她是中国文化，且论定其为少数民族之文化而排斥之？难道薛涌氏不知国人对“强汉盛唐”之美誉？不知国人对“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向往？不知国人对唐文明“万国来朝，八方来仪”之开放性、包容性之肯定？其二为汉民族军事传统乏善可陈，而少数民族军事传统优良有加，进而责问为何学习“兵家”而不学习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好一聪明之薛涌氏，竟然不知道所谓“兵家”，非是战例与军事史，而是经典军事理论之书籍！竟然不知美国西点军校亦是将《孙子兵法》作为经典教程——薛涌氏正是身居美国而对吾华之传统文化指手画脚！其三为汉族于历史上少能安定北方，而少数民族（薛涌氏称为“异族”）统治时期却能解决北方安全问题，例之以辽、金、元、清等朝代，并因西洋人之观点说，“阿保机是第一个施行‘一国两制’的人”，认为“两种制度，在一个帝国中保存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传统优势”。薛涌氏抬出洋人吓唬人，殊不知黄仁宇先生早就提出此一观点，更不知辽、金两王朝虽能安定北方，然何曾安定南方？为何薛涌氏重北而轻南？又者，二十四史莫非不含辽、金、元、清之史乎？辽、金、元、清之治下皆其自族之人乎？

可笑之处又在于，薛涌氏竟然谓“可见，这些所谓‘异族’的成就，绝非一个‘汉化’所能概括。相反，他们能够超越汉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此番言论，真是荒谬无知。例之以元朝，其确不曾被汉化，然是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分也可谓“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薛涌氏又引东洋人之观点言：“蒙古帝国是世界第一个全球化的推动者，是世界的中心。”然以铁血征伐成就一大帝国可欲否？薛涌氏居洋多年，已然服膺于西洋文化，而对铁血征伐成就一大帝国与所谓“全球化”拜倒于地矣。

薛涌氏之论述，非但史实舛驳杂乱，亦是挟洋人之观点以自重，满心以洋人为确，全以吾华之传统为非。薛涌氏又自我悬设，认定研究国学即为汉族中心主义，即为抹杀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之贡献、之地位，而必欲为其争一平等之地位，甚至是炫示其往日之“荣光“，煽动其民族之情绪。在吾国人齐心协力共同为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之际，无视历史上各民族融合冲突成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事实，曲解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挑拨离间，其用心究竟何在？

丙、排斥国学谁之狭隘？

薛涌氏动辄言中国传统文化之“狭隘封闭”，动辄赞扬西洋文化“光辉伟大”，动辄要求国人对西洋文化要敞开放开，全盘拿来，照收不误。殊不知狭隘封闭者正是薛涌氏自己。何也？

薛涌氏谓：“中华文明中那些更善于容纳不同政体、文化，更会和多种民族交道，更为‘全球化’的‘异族’传统，是否给我们留下许多比经史子集更为宝贵的遗产呢？难道这些传统，应该被划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界之外吗？”又谓：“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

薛涌氏盲目崇拜西学，主张西化，此固然为其自由，然又盲目指责传统文化封闭狭隘、排斥西学，欲引导国人走一西化之路径，则是狼子野心，心怀叵测。盖薛涌氏于两点基本情势有所忽视：其一，中国目前之西化，承接百年西化之传统，已成由绵绵细雨到狂风暴雨之态势。薛涌氏自言：“你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讨论，哈耶克的引用率比他在美国同行中的引用率还高，甚至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言必称哈耶克、伯克。那么人家这几个‘老外’难道没有资格进入中国文化吗？”中国知识分子之整体性倒向西方，动辄引用西方之观点和论据以自重，这为薛涌氏自己所道出。试问薛涌氏：这是中国文化之保守封闭，还是开放包容？奈何薛涌氏仍然猛烈抨击中国文化之保守、抨击国人心态之狭隘！不难看出，薛涌氏之目的在于使中国无有一点传统文化之色彩，使中国人全部变成黄皮肤白心态之“香蕉人”！其二，中国之传统文化，全盘崩溃，岌岌可危，无有容身之处：现行体制是维持原有之意识形态以确保自身之历史合法性，知识精英又多操持西方知识话语以拼命自宫，民间社会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在2003年底即达9000万，2004年更是猛增40%。当下，虽有二三子投身于吾传统文化弘扬光大之事业，也有部分民间人士主动认同和践行传统文化之价值理念，然要之传统文化仍然处一相当被动艰难之弱势地位，而薛涌氏仍对刚刚萌动之传统文化摧残打压，极尽批评与反对之能事。试问薛涌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狭隘封闭，还是西方文化之狭隘封闭？薛涌氏之“自由”，是否也可以给国学一点宽容与自由？

薛涌氏在其《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一文中说：“我们常常说‘借鉴’西方。为什么不说‘采用’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不难看出，薛涌氏虽模糊其辞，故作玄虚，但其目的却在于说明“世界文化”就是西洋文化；国人对西洋文化不但要“借鉴”，更要“采用”，亦即是全盘西化。试问薛涌氏：为何世界文化就不是或不包括中国文化？西洋人把西洋文化当作“普世”、“绝对”之“世界文化”而到处叫卖推销，乃至暴力推行，而吾国人恢复自家之固有传统，予以研究和光大，乃受大责难，难道中国文化就是低等、卑劣之文化？而且，难道研究和光大我固有之文化传统，就必然等于排斥西洋文化传统？薛涌氏之结论从何而来？为何必欲对传统文化穷追猛打、斩草除根？

薛涌氏说：“以笔者之见，‘国学院’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名字，叫‘中国文化学院’也许更贴切。”其意是国学院也要容纳吸收西洋文化，开设西洋文化科目。然而，试问薛涌氏，为何西洋之“神学院”不叫“西洋文化学院”？如果中国之国学院，也讲什么古希腊与希伯莱，那就应该称为“世界文化学院”！而吾谓，目前中国之大学，几乎无不奉西洋之知识话语和价值观念为圭杲，无不成为一彻头彻尾之“世界文化学院”！在偌大之中国，薛涌氏为何偏偏容不下中国有一国学院？这是薛涌氏之“自由”，还是薛涌氏之专断？

薛涌氏又谓：“‘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国学不强调内外之别，应强调者何？以国学实现自我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以开放形态面对和包容、吸收和借鉴世界文化（非指薛涌氏意义上之“世界文化”）有何不可？薛涌氏反对国学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然为何却要把其西洋文化或“世界文化”当成政治意识形态来推销叫卖？其用心究竟何在？

丁、站在何种立场发言？

就文化谈文化，就国学谈国学，这正是中国一群参与国学院和国学问题之知识分子一大失误处。跟着薛涌氏之话题跑，正是中薛涌氏之圈套！何也？吾有三问于此：其一，是谁会恐惧和在阻止中国之崛起？其二，是谁在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其三，是谁会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之复兴？

是中国吗？是中国人吗？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民众土广——中国就是一大国之架构，中国人就是有大国之心态。怎能设想吾中华民族永远屈居人下？怎能设想吾中华民族永远甘居人下？中国之发展，之繁荣，之壮大，之崛起，是十三亿炎黄子孙之内在要求，也是一必然之趋势！

那能是谁？是薛涌氏心目中理想之“世界文化”代表者（他反复引用美、日学者之观点）美国及其鹰犬日本。是美国及其鹰犬日本，把中国之发展繁荣和壮大崛起，看成是“世界威胁”，亦即对美国、日本之“威胁”！然而，究竟是谁在威胁谁？美、日本，不但正称霸和威胁世界，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之狭隘、之偏执、之私欲，栽赃于吾光明正大之中国，进而为其阻止和遏止中国之崛起而寻找冠冕堂皇之借口！

美国及其鹰犬日本如何阻止和遏止中国之崛起？其一，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中亚，构筑围追堵截中国之军事战线，打压中国活动空间，恶化中国地缘政治，控制与掐断中国贸易、能源、资源之通道。这是损伤或割裂中国之血脉！其二，挑拨利用和支持帮助台湾、西藏、新疆等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分裂或割裂中国之领土，破坏中国之统一，使中国国力内耗内损。这是损伤或割裂中国之躯体！其三，乌托邦化美国，妖魔化中国，推行美国所谓“民主与自由”之价值理念，扶植基督教、天主教等势力，丑化中国传统文化之形象与价值。这是损伤或割裂中国之精神！

薛涌氏与上述美、日之阻止与遏止中国之举措，有何关联？首先，吾愿意承担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责任，且吾宁愿自己成为一小人，而不愿薛涌氏成为下面吾所分析之第三种情况之人：

第一，薛涌氏或与媒体达成共谋以推波助澜成就媒体发行扩张之私欲，或徒以逞口舌之快而哗众取宠，谋取竖子之名而赚取稿费维持其生计。若是如此，此为薛涌氏是小人。第二，薛涌氏幼稚无知，真心相信和服膺于所谓“民主与自由”之“普世”、“绝对”之价值，且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封闭狭隘”，因而逢传统文化兴澜之事而必反之。若是如此，此为薛涌氏是愚人。第三，薛涌氏被人授意成为或自己无意中成为美国在阻止和遏止中国之意识形态征战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成为美国反华势力所豢养之鹰犬与打手。若是如此，此为薛涌氏是奸人。上述之前两种情况，是薛涌氏之可悲可怜，因为其虽做出危害中国国家利益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举动却不自知；而如是后种情况，则薛涌氏乃为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可也！

然吾虽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说，至少从薛涌氏之《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之客观效果来说，薛涌氏已经主动成为或无意中成为美国在阻止和遏止中国之意识形态征战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何也？

其一，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极力判定中国复兴国学会导致狭隘偏颇之“民族主义”。试问，是谁在害怕中国有民族主义？是谁在丑化中国之民族主义？其二，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指责复兴国学乃是“大汉族主义”，乃是忽视和抹杀少数民族之历史、之文化、之贡献，而极力宣扬少数民族之光荣。试问，是谁在破坏中国各民族之团结，是谁在挑拨中国少数民族之分裂倾向？其三，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反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价值利念和信仰层面。试问，是谁在害怕中国以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认同？是谁在害怕中国以传统文化实现民族认同？其四，薛涌氏《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露骨主张中国全盘西化，宣扬西方价值理念。试问，是谁在希望中国全盘西化？是谁在希望中国缴械投降进入“民主阵营”？

由上观之，薛涌氏之言论，难道还仅仅是一什么国学与国学院之学术讨论问题？薛涌氏究竟站在谁之立场上发言？虽然如此，吾愿意再次重申，吾仍是真心希望，薛涌氏之言论，是由于其无知、幼稚而无意中成为美国在阻止和遏止中国之意识形态征战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而不希望其言论是其有意之姿态。

戊、对两个疑惑之澄清

国人观看薛涌氏之文章，往往会被其迷惑。何也？盖薛涌氏紧紧抓住两点而毫不放松，其一为光大国学即为走向民族主义；其二为国人复兴国学之良好愿望，可能被官方所利用，成为官方之意识形态。然吾欲对国人说：

其一，中国文化以儒家、儒学、儒教为主体主干主流，其本质和传统，即少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倾向，而是有天下之观念与大同之理想。故中国文化之真复兴和大复兴，不但不会导致中国之外向扩张与侵略，而且会成为限制狭隘民族主义之助缘。而且，吾认为，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一不足与弱项，即在于其世界主义色彩浓重而于民族主义建构不足。时至今日，仍是如此。试看，日本将韩国岛屿划入日本领土范围之内，韩国人乃有自焚、断指以明志者，而日本占据我钓鱼岛，而吾国之人可有此反映？“全球化”首先即为凸显民族之个性与自性，是一求同存异、各美其美之过程，每个民族需要在坚持其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下参与“全球化”。民族自身之利益尚且不能保全，何谈“全球化”？那是“一元化”、“西洋化”、“投降化”！中国目前受美日打压，四面楚歌，别人刀都架在中国脖子上，难道国人还要空谈“世界主义”？美欧为保护自己利益，与中国贸易争端四起，中国为何就不能站在自己本民族利益立场上予以反击？日本把台湾纳入其军事保护范围之内，日本首相去祭拜屠杀中国人之日本战犯，日本人抹杀其二战历史中丑恶卑劣残忍之行经，中国人表示不满与批评，这就是中国人狭隘之民族主义？盖中国之民族主义，纯粹是一自保、一抵抗，非是侵略扩张性、盲目自大性、种族优越性之狭隘民族主义。中国目前之民族主义，非是过多，而是无有，或是少有！

其二，近世之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始终有对政治有一强烈之关照和内在之焦虑，尤其是当下，对现行体制有这种或那种排斥之心理，因而担心国学之复兴，会被官方所利用，成为其意识形态合法性之支撑。非但如此，还把对现行体制之不满，发泄于传统文化，指桑骂槐、荆轲刺孔。此情此理，固然可以理解。但不要忘记，任何一国家、一民族，都有其意识形态之建构和建制。中国如此，美国亦是如此。难道美国仅仅是将其意识形态建筑在薛涌氏所言之“世界文化”上？难道不是建筑在其所谓“自由与民主”之上？当今中国官方之意识形态，不足以有效应对目前之时局和民族发展之需要，尤其是在信仰层面危机重重，故欲对其意识形态进行重组重构，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合法性思想资源，例如中华民族复兴、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民本社会，等等，这何曾是坏事？难道只有坚持往日僵硬之意识形态，或实现全盘彻底之西化，才是好事？有人担心官方利用传统文化塑造自己之意识形态，为什么就不肯定中国文化也要和也会利用官方为工具、为载体，去实现自己之价值、之诉求？就儒家、儒学、儒教而言，内圣和外王，是其基本诉求与主张。外王，就是要进入官方和掌控意识形态，引导和教化社会，实现自己之价值与理想！只有那些迂腐之自称“儒者”之人，才会忘记儒家、儒学、儒教之传统，忘记往圣先贤之用心与情怀，忘记自己对天下苍生之责任，一味躲进小楼修炼心性自成一统！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气质、之精神、之灵魂，只有挺立住中国文化之主体性，才能挺立住中华民族之主体性。依此而言，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中国文化之复兴，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问题。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要有大信心与大担当，更要有大发展与大前进，要能为全世界、为全人类，开一康庄大衢，塑一美好未来。这才是中国和中国人之大气魄！只有那些浅薄愚陋近视短视之人，才会不识大体，不得中正，自我矮化，自我丑化，勇猛地挥刀自宫，丢弃传统，取媚于洋人！然蚍蜉撼树、螳螂挡车，其非可笑欤？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中国文化之复兴，必底于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国人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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