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国学、祭孔、儒教(王心竹)

栏目:国学、国学院、国学学位
发布时间:2010-03-13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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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竹

作者简介:王心竹,女,西历一九七二年生,甘肃武都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一九九四届)、哲学硕士(一九九九届)、哲学博士(二〇〇二届)。现任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际儒学院副院长。兼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理学与佛学》(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曾任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总版主(二〇〇四年)、《中国儒教研究通讯》执行主编(二〇〇五年)、《原道》辑刊编委(二〇〇四)、电子刊物《儒家邮报》执行主编(二〇〇八)。二〇〇八年参与创办并曾主持“儒家中国”网站,二〇一一年参与创办《儒生》集刊。(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一年)

 
 
国学:赞成、反对、疑虑、期待
 
去年的阳明精舍儒学会讲、读经之争、甲申文化宣言和《原道》创刊十周年纪念,使得文化保守主义在公共论域颇受关注。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大陆官方和民间公开祭孔,再次使儒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因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而引发的“国学大讨论”,当为2005年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这次国学讨论,在思想层面上是去年“读经大讨论”的继续,但在内容深度、参与广度、影响程度上,则较去年更进一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于今年五月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文章,宣布将组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国学院,顿时引发媒体、网络、学界的热烈讨论,赞成者甚众,反对者也多。虽然此间因“脊续”、院长人选等问题引发激烈的言辞之争,但各方争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国学的含义及其意义上。因纪宝成宣称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并认为此乃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对国学的这一定性和价值重估,招致袁伟时、徐友渔、薛涌等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徐友渔指出双方的分歧出在“倡言国学时,其目的、宗旨、方向应不应该和一种保守主义的甚至复古主义的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甚至让这种立场支配、主导我们当前的全部努力”。针对袁伟时等人的观点,“儒学联合论坛”网站发表了《我们的看法》系列文章,对之进行反批评,并且主持讨论了相关问题。
 
在这次国学之辩中,有“大陆新儒家”之称的蒋庆、陈明等人,虽然对国学院的成立表示肯定和期待,但同时也对国学院主事者的相应观点和办学方针表示疑虑和反对。当然,与自由派对国学或儒学的否定性批判不同,新儒家对国学院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意义上的。他们认为,国学非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学,其关涉生命意义、民族文化认同和政治价值原则,是体现圣人之道的“经学”、“义理之学”或“人文学甚至神学”。因此,他们反对以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对之进行知识化、对象化、国故化的界定和处理。陈明甚至痛心疾首地说道:“把汉学当国学,如果不是误人子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糟蹋国学之名。” 显而易见,自由派与新儒家对国学院的批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向度。
 
自“五四”至“文革”以来,历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性否定的国人,对“国学”的理解和心态颇为复杂,不一而同。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乃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近几年不仅在校园内树立了孔子像,而且相继成立孔子研究院、国学院,由此引发各方关注和猜测,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意气不是意见,不能因噎废食。在今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急需走出旧有的思维模式,即将中西文化之别简单化为进步与落后,将中国现实问题归罪于历史和文化。这种认识,不仅无视历史,违背常识,而且于国于民不利。国学乃国家之魂魄,儒学乃国学之心神。将国学古董化,将儒学妖魔化,是民族文化的自失魂魄和民族精神的自甘堕落。
 
祭孔:“复古倒退”还是“拨乱反正”?
 
今年是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五十五年,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祭孔活动,由原来的民间祭孔活动首次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与此同时,民间自发举办的各种祭孔活动也纷纷展开,如张立文先生公开呼吁将教师节定在孔子诞辰日,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倡议全球华人过“中国圣诞节”、“中国礼拜日”,华夏复兴网站举办的民间祭孔活动,得到了一直宣扬“儒教国教”说的蒋庆、康晓光等学者的支持。康晓光不仅出席民间祭孔系列活动,参加会讲发表演说,而且身着儒服亲致祭辞。康氏“儒化”观点和身着儒服祭孔的照片在网络上公布后,引发一片哗然,批评者认为其乃“复古倒退”、“痴人说梦”,偏激者斥之为“妖言惑众”、“阳光下的僵尸乱舞”。
 
康晓光把公祭孔子看成推行“政教合一”的“投石问路”,认为“祭孔所象征的政治蕴含还是比较清楚的”,并呼吁应该将之上升为“国祭”。针对于此,徐友渔等学者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不符合宪政。徐友渔坚持认为“只讲家族、血缘关系,不讲法律和政策,轻视妇女、包办婚姻等陋习,一定和传统文化有关,而要搞基层民主,要厉行法治,则难于从传统那里得到支持”。“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得救和复兴在于认同和实现科学、民主等价值,这是不懈冲破孔学等传统的桎梏才做得到的”。如徐友渔这样对儒学非历史化、简单化、凝固化的理解和批评,在受西化影响甚深的学界很有代表性。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万世师表。祭孔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尊重,是对师恩的感念,是对道德的高扬。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祭孔不仅是隆重的国家级大典,民间对孔子的祭祀也极为重视。今天重新恢复对孔子的祭祀,是拨乱反正,理所当然。只可惜中国文化的命运,就如其代表者孔子的命运一般,曲折多变,令人感叹。
 
儒教重建:基督教?国教?或者公民宗教?
 
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自今年六月成立之初,有学者就将之与人大成立的国学院称为“双塔奇兵”,且联想为“暗通款曲”,强烈批评、质疑、嘲讽“纪宝成们与陈明们似乎正在做着儒教再次成为‘国教’的春秋大梦”,认为儒教根本无法应对当代社会生活,真正成为经世济民的国家伦理。针对这种对儒教的看法,蒋庆、陈明、王达三相继发表文章予以辨明。
 
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儒教的治世功能和国教地位,还将中国儒教的复兴具体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内容,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儒教协会”。蒋庆对儒教重建的设想相比以往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王达三发表《儒教重建与中国前途》文章,并出席中国学术论坛主办的题为“儒教与中国”网聊活动,强调儒教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关系,希望通过儒教建设,使其肩负起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诸多现代性因素的有机续接,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能有机连贯和内在统一。同时,儒教还应义不容辞地承担其应对西方文化入侵的问题,即要实现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针对蒋庆、王达三等人的“儒教国教化”论说,学者秋风著文《儒家如何实现复兴》表示置疑。他反对借助国家权力而树立国教,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狭隘,并可能妨碍儒学的健全复兴。秋风指出,如果通过诸教之间的竞争,儒教被人民普遍地信仰,渗透于人民的道德与社会生活,并对政治产生支配性影响,那么,“儒教可以努力地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国教”。秋风乐见儒学复兴,但希望这种复兴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全发育和政治上的宪政转型是有益的。秋风的观点,与陈明有相近之处。
 
与蒋庆等人主张的“儒教国教”说不同,陈明在《即用见体说儒教提纲》中力主“儒教之公民宗教”说,强调儒教功能的社会、法律意义和其理论的历史、文化色彩及其组织形式的社会性质,即在组织上、情感体验上淡化其宗教属性;在价值上、实践上强化其对精神和行为的塑造指导作用。至于今后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宗教理论和组织系统、能否实现政教合一,则交给历史去选择。如果说用基督教或体制化宗教框架对儒教进行描述是一种强宗教话语,用基督教化、国教化目标对儒教进行重建是一种高调方案,那么即用见体说儒教的公民宗教则探索了一种对儒教进行弱势描述、儒教重建的低调方案。
 
这些思想的观念的碰撞,在12月17-18日由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和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达到高峰――会上,一份叫《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的内部刊物也正式面世。倾向基督教立场的何光沪、李向平、倾向自由主义立场的秋风、袁伟时、杨阳、倾向保守主义立场的蒋庆、陈明等直接对话,有差异也有共识。据悉,有关各方有意将这个会议论坛化,每年召开一次。
 
“儒教问题”的争论从产生之日起即和中华民族在十七世纪以后的命运、中华文化的走向、儒家(教、学)的沉浮紧密相连。今天儒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所谓的儒学是或不是宗教,而在于,对于儒学的复兴和民族的命运来说,对于生活的健全和丰富来说,是不是需要一个叫做儒教的文化系统或单位?新儒家及其“儒教研究中心”的工作和努力,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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