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儒家复兴应该走“中行路线”暨建立儒家文化特区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5-09-02 13: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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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

作者简介:张祥龙,男,西历1949年生于香港九龙,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在托莱多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布法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012年起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2017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海德格尔传》《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先秦儒家哲学九讲》《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复见天地心》等。(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八年)

 

 

 

儒家复兴应该走“中行路线”暨建立儒家文化特区?

原标题:我为什么提倡建立儒家文化特区?

被访人:张祥龙

采访人:张博(澎湃新闻记者)

来源:澎湃新闻。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二十日辛巳

           耶稣2015年9月2日

 

 

 

【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发轫,其中占据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我们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儒者张祥龙的访谈,访谈稿已经被访者审阅。

 

  

 

张祥龙,1949年生于香港,长在北京。父母都是理工专业人士,他却对哲学情有独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为贺麟先生入室弟子。1986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托莱多大学哲学硕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博士。1992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教至退休,主要研究领域为:东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海德格尔等),中国哲学等。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

 

如果说归国初期的张祥龙,以其对现象学的扎实研究著称学界,那么近些年的他,则跻身儒家学者行列。他在访谈中坦言,恰在西方留学时形成了坚实的儒家思想,变得更爱自己的先祖之邦和文化。“因为到了国外会有一个强烈对比,你才知道自己的文化有多可爱、你的祖国对你意味着什么。”而成家之后,亲子之爱的强烈触动,使他真正投身儒家思想的研究,家庭和孝道成为他近年关心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他为儿子精心设计了一场儒家婚礼。也正是这场别具一格的婚礼,让张祥龙获得了学界之外的知名度。谈起初衷,张祥龙认为婚礼是亲子交流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负载着我们对他和他的新家庭的人生期许,将留下抹不去的烙印”。

 

与此同时,国内流行的婚礼形式让他别扭——大家都喜欢西方的味道,但又“西方”得不纯粹,于是形成了这般局面:“一是混杂,二是没有真正的精神向度,但人们又渴求这个东西。”没有基督教或其他精神信仰的人,加上自身传统缺位,此时就会遭遇尴尬。这亦折射出中国人当下正处在一个“丰富而尴尬”的时刻。

 

张祥龙认为当前的时代环境,和新文化运动至“文革”相比,给了儒家相对宽松的空间,但政治、经济、技术的大潮流依然不可能让儒家太繁荣。那么,儒家的合适位置在哪里?他提倡建立儒家文化特区,旨在复活一种儒家的社团生活: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主,有自己的教育体系、政治结构、技术结构。

 

“我们并不妨碍主流社会追求现代化的潮流,我们找一个偏远的、不碍别人事儿的地方,‘还从物外起田园’,建设我们自己的一个充满生机的天地。”希望通过呈现一种美好的生活,施教化于无形。

 

从他提出这一理念那天起,怀疑之声就未停止。面对指其设想太过“乌托邦”、儒家特区难成主流的批评,张祥龙心平气和:“真正的影响应该是无形的,像春风化雨,这正是儒家的特色。”

 

师从贺麟,比较中西:从道学、现象学,到儒学

 

澎湃新闻:张老师能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历程吗?

 

张祥龙:学术历程始于大学之前。“文革”中因为办一份报纸,受到上海《文汇报》的批判,因此受到了一些特殊“待遇”,两次失去自由。从那时开始,心情压抑,就学哲学。正好有幸碰到贺麟先生,他刚从干校释放回来,就跟着他读哲学。那时候学哲学,跟现在完全专业化的学术是不一样的,是为了解决自己切身的问题,因为前途一片迷茫。

 

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填报的全是哲学系。但当时根本没抱任何希望,因为背着政治包袱,档案里有黑材料。结果万幸,加上一些机缘,北大哲学系居然把我招进去了,真是祖上有德。从此正式进入学术殿堂。

 

在大学里,我很喜欢道家,本科毕业论文做的庄子,是张岱年先生指导写的。毕业之后,因为特别迷庄子就想投身自然,于是有段时间在北京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处工作。那之后又到了北京社科院做研究。再后来觉得还是要到国外去看看,当然也是在国内受了一些事情的刺激吧,1986年就去了美国留学。我当时已经开始对现象学、对海德格尔有兴趣,所以到国外就留心这些东西。

 

澎湃新闻:您出国前,主要研究的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

 

张祥龙:我跟贺麟先生主要学的还是西方哲学,像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同时我自己又很喜欢道家。而贺先生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做中西比较的深刻思想家。

 

当时我并不满意北大教的中国哲学,尽管老师都挺有名,但觉得听他们讲的中哲和我自己读的原著差距比较大,所以就想找一种新的哲学进路去理解。读了熊伟先生译的几篇海德格尔的文章,发现比较对味,于是出国就想学现象学。当然北大也很好,有感发学生的氛围和自己的传统,但可惜的是丢掉了京师大学堂那种中西结合、不失自根的传统。我是认贺先生为我真正的恩师的,他从思想上、境界上帮我进入了真活的哲学,甚至是哲学和宗教不分的一个境界。

 

而到西方之后,主要是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学术训练的严格化。美国大学要求学生上的课程很广泛,必须各种相关门类都学,这非常好,我很欣赏这种教育。而且老师教学都很认真,打分严格。这些都对我促进很大,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天地。实际上,我是到了那儿才从技术角度了解了学术该怎么做,接受了这方面的扎实训练。那段时间的学术兴趣以现象学为主,也有分析哲学和美国本土哲学,可是又喜欢中国的东西,所以我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做的中西比较:中国部分最早还是以道家为主,西方部分则是以海德格尔现象学为集聚点。

 

1992年回国以后的几年间,我就把博士论文完全重写了。实际上在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对儒家思想感觉越来越强烈,在那儿读到港台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和钱穆先生的书,启发挺大。

 

儒家魅力何来?亲子之爱的触动,学术富矿的吸引

 

澎湃新闻:您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对儒家思想感兴趣的?

 

张祥龙:成了家以后,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对儒家的兴趣就上来了。因为发现亲子关系实在是太原本了,让我都吃惊,从来没想到过。当我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人实际上就变了个样,你对孩子的爱突破了原来的自我中心。做道家和融入自然当然很美、很丰富、很逍遥,但从根上还是有自我中心、自我实现,虽然可以自辩说那是“大我”甚至“物我合一”。

 

可是当你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如果需要你拿出你的身体,像移植器官,甚至献出生命,那都是多少父母为了子女完全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这是完全天然的。由此我感到儒家在这一关系上“质诸天地鬼神而不移”,是别的所有学派、所有宗教都无法替代的。

 

澎湃新闻:我发现您近期的一些学术研究,似乎重心依然是在家庭和孝悌这类领域?

 

张祥龙:是的。回国以后,一开始是做现象学,就是海德格尔、胡塞尔;同时做中哲的道家、儒家,甚至别的。主要就是中西比较,觉得很有兴味,因为现象学打开了我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新视野,我觉得我做的方式跟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用西方传统那套硬的概念框架来框中国哲学,而是用现象学朝向事件本身,深入到人和民族的实际生活经验、文本经验、文化经验中去。

 

但是近十几年,我对儒家的兴趣越来越强,从学理上发现儒家的的确确是一座学术富矿。倒还不是说我个人情感,或者道德伦理,我觉得如果是哲学、现象学学多了,就会发现儒家中可以挖掘的内容非常丰富微妙。你读现象学里的海德格尔、舍勒,还有法国的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就会看到现象自身的本体论能够在人生经验中产生那么生动、那么贴切的一些表现。

 

十几年前我就感到儒家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孝道、诗道,还有所谓“天时”(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这后边都有很深的哲理需要我们去开发、去挖掘。这十多年,我就对孝悌,尤其是孝、孝的哲学含义很投入,由此也对家庭的哲理很感兴趣,在自己的人生中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为儿子设计儒家婚礼的原则:既要参照古礼,又要适应现代人的条件

 

澎湃新闻:您为儿子设计的儒家婚礼很有名。我稍稍了解了下,发现那并非一个简单的仪式,也没有现成的模式,您得自己去细细研究,实施过程中也会有各种状况需要协调。请问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张祥龙:我刚才讲的那些对孝道和家庭的关心,正是这件事背后的思想和情感背景,而且非常强烈。毕竟我们就一个孩子。我对独生子女政策真是深恶痛绝,但是没办法,深受其害,也是自己不够坚强,以前没有“敢于超生”的觉悟。

 

就有一个儿子,我们也希望他就有一次婚姻,所以婚礼对他、对我们都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亲子交流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过了就没有了。这个关口,恰恰是儒家讲的那个“时”,对他、对我们都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负载着我们对他和他的新家庭的人生期许,将留下抹不去的烙印,所以我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还有,我儿子从小也受到我和我兄长的影响。之前有记者也采访过他,问他信仰什么,他说他信仰儒家。那么起码他对儒家还是有所认同的。这样一来,我办这件事就有一定的信心。要是他完全叛逆,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去设计儒家婚礼了。而且当时他正在外留学,所以更有必要举办这个仪式。他被西洋化、被美国化,是我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当然也涉及女方,结果女方识大体也同意了,女方家里也同意。这样一些必要的机缘就有了。

 

我觉得我的知识能力也还能凑合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我给自己定了两个要求。一是按照古礼。仪式一定要有“根”,所以几乎每一步都有儒家古礼的讲究。我原则上希望能表达我和儿子对于婚姻的期待和理解,也就是:它是儒家的,它是具有神圣性的,两家结好、阴阳合和、夫妻有亲,敬老尊师、子孙延绵、祈福喜庆这些要素都要有。但完备的古礼要从议婚、纳采、问名等等环节开始,延续很长时间,我们不可能做到。像蒋庆先生的弟子在深圳建了一个孔圣堂,他们搞过一个儒家婚礼,我在网上看到了,要不少人来辅助,那就很盛大了,能实行的话当然好,但我们做不了。所以第二个要求就是要简化,适合现在人的条件。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个小时左右就把它完成,这点和现代婚礼接近,但里边的内容和形式完全是按儒家设计的。

   


 

澎湃新闻:主要是根据儒家经典《仪礼》吗?

 

张祥龙:是有根据《仪礼》和《礼记》,但主要还是朱子的《家礼》中讲婚礼的部分,因为到朱子时代,婚礼已经大大简化了。我根据《家礼》里面讲的再简化,同时参考《仪礼》、《周礼》等文献,因为有些细节必须规范。比如说如何跪拜,到真正细究的时候,才知道最隆重的跪拜不是磕头,而是稽首,这个稽首怎么做?于是查典籍,看人家的录像,等等。

 

方案设计出来之后,又反复琢磨,怎么加以实现呢?我们预订了达园宾馆礼堂,就在北大旁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园子。然后司仪也很重要,请来了四海孔子书院校长冯哲先生,他对儒家和国学很有体会,风度也好。还有服装,是我们自己不能完全解决的,于是请了婚庆公司。那家婚庆公司也很感兴趣,也愿意在这过程中学一些东西,所以一拍即合,他们尽量配合。像摆设,尤其是条幅的制作、灯具和装饰等等,还有像音乐,我们希望音乐是儒家的古乐,都需要婚庆公司帮忙解决。另外就是整场仪式时间很短,大家怎么进退、跪拜,都得排练。实际上也就草草演练了一次。当时还挺担心,最后天祐人愿吧,完成得很好。

 

澎湃新闻:这样一场儒家婚礼花费会很多吗?

 

张祥龙:不会。我觉得和稍微豪华一点的婚礼比,还算是很简朴的。我们用的时间短,要求中也没有什么过分讲究的,就是希望有一些儒家的、喜庆的因素,有些内容也都是婚庆公司现成的。

 

澎湃新闻:这场婚礼办成以后,有没有人想要学,想要复制,想要推广?

 

张祥龙:有年轻人来问过我,也有来信的。比如北大有一个博士生,好像就是受到我们这个婚礼启发,当然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也设计了一个儒家婚礼。

 

至于影响,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她父亲也是位教授,父女两个一起来找我。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做中国当代儒家。她用了中国的三个婚礼案例,我们这是一个,我也把录像给她了,她很感兴趣,提了很多问题。

 

中国现在的婚礼存在很大问题。我被邀请出席过一些婚礼,我内人出席得更多。她并不是一个处处都同意我的人,对儒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认同,当然多少会受我的某些影响。她就老老实实跟我说,她参加了那么多婚礼,后来发现还是我们这个婚礼性价比最高。意思是说最有内涵,有特色,而且又有可操作性,当时的气氛又很好。的确,当时那些年轻人,包括我的儿子、儿媳还有他们的同学,有些同学是外国人,也有不少国内的,加上亲戚和来宾,大家都反映很好。所以后来传到外面去,美国的教授才会来找我。

 

中国现在流行的婚礼形式,一是混杂,二是没有真正的精神向度但人们又对此渴求

 

澎湃新闻:您觉得现在国内流行的婚礼形式的问题是什么?

 

张祥龙:我觉得有的婚礼让我挺难过的。大家都比较喜欢西方的味道,但是又“西方”得不纯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到教堂,完全认同西方了,那我无话可说。但很多人并不是基督徒,但愿意有西方的味道,他们所做的,我当时都看呆了。比如就是在酒店里,主持人假扮一个牧师,行了一些基督教的仪式,我就特别别扭。

 

我觉得关键是不真实。不过我理解这种做法的初衷,他们需要西方的元素来使婚礼显得有品味。可问题是,这么一种“杂拌”是不对味的中西结合方式,等于说中西两面都不真实。

 

但是我从中也可以看出,年轻人还是希望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完全世俗的。如果是纯世俗的,大家就行几个最常见的仪式,喝喝酒、行行令,热闹一阵就完了。他们还是愿意有一些超越的、神圣的东西,使得今后想起这个时刻,能够放出光彩,甚至有些精神上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或者其他精神信仰的人,他就面临一个尴尬,自身传统的东西他又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传统的婚礼如果以合适的方式复活,未来还是有一定生命力的——不敢说能够占主流,西方文化肯定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占主流。有人跟我介绍,像某些有儒家情结的人,他们的婚礼甚至办了两次。一次是有儒家色彩的婚礼,与我设计的婚礼相比,不那么保守,是比较现代的。比如我们这儿是要给父母、天地、孔子下跪稽首的,那边好像就是鞠躬之类。然后,办完这个中式婚礼,他们再去办一个西式婚礼。

 

可以说,中国人正处在一个丰富而尴尬的时刻,还没有把这个“丰富”加以点睛。于是现在流行的婚礼形式,一是混杂,二是没有真正的精神向度,但人们又渴求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婚礼绝不敢称什么范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希望它能开个小头。我觉得未来做得比较好的婚礼仪式,就是要真的蕴含中国自己的传统,你得是诚心诚意的。比如,你爱不爱你的父母啊?对他们感不感恩呀?期不期待夫妻白头偕老、子孙绵延呢?尊不尊重孔夫子、盼不盼望你的后代道德文章俱佳呢?希不希望天地和祖先的福佑呢?我觉得像这种传统婚礼的吸引力在于: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他们举办它时,可以是真诚的和受教益的,不是光走形式。

 

你如果选这种形式,比如婚礼上要拜“天地亲君师”,你给你父母磕头也好、鞠躬也好,你都要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造伪。那么“天地”你愿不愿拜?中国以前的传统都是拜天地、夫妻对拜之类,拜天地在人们心里的抗拒其实也没有太多,起码某些人就可以接受。最后你说拜孔子,或者自己尊崇的老师,估计也问题不大。

 

这三者,即天地、亲、君师,是中国人历来最看重的。原来曾说是“天地君亲师”,这是不对的,蒋庆先生已经考证过给纠正了,根据之一是《荀子·礼论》。“天地”是有神圣性的;“亲”是你的(祖)父母亲和祖先,既有神圣性,又有生活性;最后是“君师”,至圣先师也好,历代圣王(如尧舜)也好,你自己的老师也好,可以择一种、两种或全部。我觉得对不少当代中国人来讲,接受天地亲君师这三者,比接受上帝、神父要自然一些。

 

还有就是流程形式要适合当代人的可能性,不能太繁复。

 

澎湃新闻:除了婚礼,您还会尝试复兴其他方面的传统礼仪吗?把古仪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

 

张祥龙:如果可能,我当然愿意尝试。我现在也有孙子、孙女了,比如他们将来进学校,要不要拜老师,是不是要给孔子拜?还有每逢除夕,我们要不要拜祖先?中国以前除夕都要祭拜祖先的。

 

但我感觉婚礼是最重要的。《礼记》也讲,“昏礼者,礼之本也”。前不久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有两类判词,其中就有一篇还以变样的方式(变成了“政之本”)引了这句话。

 

在未来,中国大陆还是实现儒家复活和复兴的最深厚土壤

 

澎湃新闻:您刚才多处提到,您的儿子儿媳以及孙辈都有很多海外生活经历。这一点很有意思:您作为儒家思想旗帜鲜明的提倡者,对自己孩子的选择还挺开放和包容的。

 

张祥龙:这个我正好要说一下。我自己当年恰恰是在国外形成了比较坚实的儒家思想。今天,身处国内还是国外,这和文化认同并不必然相关。国内现在反儒家的人太多了,历史上我们还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国内反儒家的力量甚至比国外华人界还厉害。国外华人界认同儒家的反倒还不少,像拜关公、拜祖先的颇有一些。

 

但是说实话,我是希望我儿子将来在合适的时机,最终回国报效的。但这个我决定不了,要看他们自己,很多事情也要看时机。我希望他走我的道路,到西方留学之后更爱自己的先祖之邦或家国天下、更爱自己的文化。因为到了国外会有一个强烈对比,你才知道自己的文化有多可爱、你的祖国对你意味着什么。

 

现在中国有“国学热”,甚至儒家有一些复活的迹象。这其实和这些年我们国家能够正面接触西方也有一定关系。你接触西方、接触世界多了,你就会感到新文化运动那一套东西实际上,我说实话,就其反儒家的主旨而言是骗人且自欺的。那时有人说不灭汉字中国必亡,又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还说孔夫子或儒家是我们中国人积贫积弱的根源。事实上你到国外一看就知道了,日本人还在坚持神道教,美国人坚持他们的基督教,阿拉伯人坚持他们的伊斯兰教。你会发现,非西方的民族在应对西方挑战、殖民压力的时候,没有像我们这样彻底欺师灭祖和痛恨祖先文字的,他们对自家传统的灵魂和文字,都很珍爱。我在美国有个印度老师,对我很有些影响,人家同样在现代化,印度现代化的后发劲儿会很大,因为他们传统文化的根还在,尽力复活古梵文。

 

中国古代曾经一直持这样一种看法:所谓异族来了,没关系,你只要从文化上信我们,我们就认为你是华夏,不在乎种族,不在乎地方,而在于你认同什么东西,你的生活中实行什么东西。

 

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大陆在未来还是实现儒家复活和复兴的最深厚土壤。

 

儒家在当代生活中最合适的位置是什么?建立儒家文化特区

 

澎湃新闻:您提到近几年国内出现了儒学的复兴……

 

张祥龙:我称之为“复活”,现在还说不上“复兴”。

 

澎湃新闻:这种复活迹象既表现为民间的“国学热”,也在官方的言论和举动层面有着充分的体现。我发现儒家学者内部对此是有分歧的。有些持“自下而上”的观点,认为儒家应该首先致力于安顿人心、改善社会,社会层面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接纳才是决定性的。另一派则认为儒学自古以来就是“自上而下”推广的,有“非主流,勿宁死”之类的说法,认为政治儒学才是儒家思想中决定性的部分,必须要有官方尊崇,儒家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和生命力。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您的理想中,儒家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应该处于怎样一种位置?

 

张祥龙:现在说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你所说的两种选择,一个是走社会重建儒家甚至儒教的道路,另一个走上层、进入主流甚至立为国教。用蒋庆先生的话说,一个是“下行路线”,一个是“上行路线”。蒋先生认为,下行路线是必要的,儒家起码要有一个团体存在;上行路线则是最重要的,蒋庆以及陈明先生等人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面一变,整个社会一下子风气就会全变。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路线中,下行路线是必要的,儒家需要恢复自己的团体。因为现时代跟从前不一样了,以前不需要这种意义上的团体,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都是儒家性质的,根本不需要那样强调。但现在确实需要。

 

可是下行路线不会让儒家大繁荣,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所以他们老说我比较悲观。在我看来,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经济,所谓“政治经济学”——各种体制的结构,使得以家庭为根本、以“六艺”为教化手段的儒家不可能在现行社会中繁荣,环境不利于家庭、也不利于《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主流化。所以儒家一定要有团体的复现,同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要努力去做各种教育、社区重建、信仰重建等等工作。但这只是一个支点,从这个支点开始,还要做什么呢?我称之为“中行路线”。

 

先说上行路线。在我看来,上行路线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甚至不可欲。关于不可能,我就不多说了,只要看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甚至是世界大的潮流,立儒家为国教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欲,是什么意思呢?儒家特别讲究“时”——什么时候应该站出来,“见龙在田”,什么时候应该退到隐蔽的地方。而现在这个“时”特别不利于儒家。像当年康有为、陈焕章他们使强劲儿,弄一个孔教会,然后袁世凯几乎把它立为国教,还没真立,再后来张勋复辟又把它弄出来——勉强做这类事情,最后效果会很坏。

 

为什么?一个问题是立为国教以后是否站得住。站不住的话,就像张勋之后来场新文化运动,把你再扫除。还有一个就是,即便站住了,是国教了,你跟不跟现行的崇尚高科技、崇尚力量、崇尚金钱的潮流走?你不跟着走,根本站不住。要想站住了,就必须也发展高科技,也要去造越来越厉害的原子弹和杀人武器……好多理念是和你相违背的,很多措施是不利于家庭的。像现在所谓的城市化、对农村的边缘化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即便建了很多儒家机构,进行儒家教化,可能会有限改变一些现象,但是总的格局不利于你,你做的很多努力可能最后都会流失。

 

所以我觉得与其那样,很可能让儒家再败一次,不如首先避免对儒家不利的地位,即高位。儒家应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什么位置最合适呢?就是让自己最独特的东西能够获得生命力的位置。儒家什么是最独特的呢?是家庭,亲子关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家庭在现代社会变得真正健全,而又能够长久存在呢?我感到必须复活一种儒家的社团生活:即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主,有自己的教育体系、政治结构、技术结构,有一种活生生的儒家生活。这就是我提倡建立的儒家文化特区或儒家复活的生存基地,我把它叫做“中行路线”,比下行路线要更难一些。但又比成为国教容易,因为我们并不妨碍主流社会追求现代化的潮流,我们找一个偏远的、不碍别人事儿的地方,“还从物外起田园”,建设我们自己的一个充满生机的天地。

 

  

 

拒绝汽车、电力等现代设施,崇尚简朴的阿米什人的生活。

 

澎湃新闻:建立儒家文化特区的想法很有趣,可听起来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

 

张祥龙:对,有人也怀疑说这个是不是不符合儒家,像乌托邦之类。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中把儒家文化特区和北美的阿米什人(the Amish)社团进行了比较。根据我对阿米什人的有限了解,那似乎仅仅是美国各种主流的、边缘的、特立独行的多元文化中的一支而已。阿米什人既不想成为主流,也不想影响他人,自己管自己玩儿,只求少被主流和现代影响。有些儒家学者对这种自我边缘化的态度很可能会不以为然,他们并不甘心儒家仅仅成为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中的一种而已。您在设想儒家文化特区的时候,与阿米什人的心态接近吗?

 

张祥龙:我的意思是,要先有一个活的团体或地点,其影响不是谁能控制或预期的。如果一开始建立一个儒家组织,就想着要辐射全国,反而效果不好,肯定不能成功。所谓“施教化于无形”,真正的影响应该是无形的,像春风化雨,这正是儒家的特色,不是我个人空想出来的。历史上,孔子最欣赏的就是这样,“周文武起丰镐而王”,周文王当时也只能在丰这个小地方起步,他儿子在镐这个地方做,离得很近,就在现在陕西附近。当你真的做好了,别人自然会看见这个地方,这种影响力跟说教、论证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澎湃新闻:跟基督教要走出去传教的方式好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张祥龙:是的,完全不同。因为儒家的特长不在传教,“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不讲那些个东西,他是通过礼乐教化呈现一种美好的生活,这种生活美好到让人一看就被感动。比如怎么到了周文王的丰这个地方,人们不但不争地反而互相谦让,还赡养老人?当时那些诸侯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伯夷、叔齐都跑到那里去了,觉得人活到这会儿才算活出个人样来了。

 

澎湃新闻:您目前关于儒家特区的论述,依然是一种纯哲学理念层面的构想,还是已经涉及制度设计之类的具体层面,像蒋庆那样有一套细致的施政方案?

 

张祥龙:也有这种努力。我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复见天地心》,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具体讲如何建立儒家特区的。主要就是制度设计,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政治制度。蒋先生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制度,像“三院制”及其根据之类。我在文章里提出“两院制”,为什么、怎么选,涉及整个政治结构的建立。但同时我还很关注社会结构,像家庭、家族。另外,我还讨论了儒家特区的技术结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科研结构,甚至信仰结构。所以是有一个全盘系统的设想,也考虑了很多年,当然还须深化。目前我主要研究的是孝道,等孝道研究告一段落,未来我准备就儒家特区的问题写一本更详尽的书。

 

  

 

人们常说你这个哲学家说了这么多,怎么老不实行啊?一方面我确实实行不了,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另一方面,我说实话,哲学家、思想家的作用是从头脑出来的。西方有位哲学史家说过:历史从来不是按哲学家的设计走的,但是,没有广义的哲学家,任何历史性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举个例子,历史上犹太人丢掉了自己的国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漂泊,包括那些拉比在内的很多人,谁都没想过能再复国。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有一个奥匈帝国的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写了一本《犹太国》,是个小册子。书是1896年写的,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就召开了。半个世纪以后,1948年以色列建国。

 

《犹太国》刚出来的时候,不但外面人不喜欢,犹太人内部的大神学家、领导层都不喜欢,认为赫茨尔在捣乱。那些人认为,犹太人最好的命运就是让那些国家承认我们,我们要归化,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归化是真诚的,而你却想建国?这么一来,那些国家更会迫害我们。而当时跟着赫茨尔的都是东欧、俄罗斯的那些年轻犹太人,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偷偷移民,渐渐为犹太建国奠定基础,最后抓住历史时机,在二战结束之后建国。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没有想法,那么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而有了想法,就要在准备中等待时机,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去做的。西奥多·赫茨尔1904年就去世了,他也就是用小册子论述了自己的想法,开了两次大会,就逝世了,生前也没有看到建国。等到以色列真正建国以后,把他的尸骨棺材移了回去,作为国父来安葬。

 

真正的儒家主张父子关系绝对优先于君臣关系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有士大夫传统,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角色并不进行区分。而西方现代社会中,主流是把两者分工得很清楚,做学者就是纯粹的学者,当政客就是政客。另外,余英时先生曾经在香港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中国历来有两种儒家,一种对当政者始终持批判态度,另一种则为政权所用。在他看来,执政者对儒家的亲近,很可能会是一种“死亡之吻”。请问您怎么看?

 

张祥龙:是有这个问题,但也要具体分析。儒家如果没有独立性,仅仅为官方御用,只扮演为权力服务的角色,完全被肤浅地政治化,确实会是儒家的灾难。就像历史上康有为依附张勋造成的恶果一样。

 

同时,儒家当然是主张入世的,如果官方是同情儒家的,当然要与官方合作,全世界都是如此,基督教国家也一样。但是,它一定是要出自思想的真诚和实践的真诚,这个叫“真儒”,反之叫“俗儒”、“腐儒”,确实从来就有这两种儒学。

 

新文化运动把儒家打倒、踩在地上,1949年以后更甚,一直到“文革”。现在的政策和那时相比,确实改进了儒家的生存环境,上面领导赞同儒家当然是好事情,儒家当然是欢迎的。但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即如果没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儒家完全把自己对象化、现实化,那某种意义上儒家会变得更糟。

 

我恰恰认为,儒家的根子不在这种体制化、国家化的东西里,儒家的立足之本在家庭。家庭是国家的根,但是家庭并不能还原为、等同于国家。所以历史上,真正的儒家一直主张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是不一样的,父子关系绝对优于、先于君臣关系。郭店楚简里讲的,“为父绝君”是可以的,“为君绝父”绝对不可以。所以如果对儒家的理解是正的、对的,那么天然就不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无论国家再怎么样,儒家的根都是耕读传家,以此为本,并不是认为科举考试就是一切,或者仅以科举考试、以做官论英雄。那些真正的大儒,比如宋代的,周敦颐做很小的官,但二程(程颢、程颐)的父亲对他那么尊重,让二程跟他学习。兄弟俩一接触那种春风化雨、光风霁月的气象之后,就都不愿意考科举了。但后来因为他们的成就,皇上还给了他们特殊的待遇和地位之类,当太子的老师。

 

这才是我理解的真正的儒家。我不愿意随着一些海外新儒家的理解去讲那句“内圣外王”,好像“内圣”只是个人内心、修身的事情。实际上恰恰是,修身必须齐家。所谓“内圣”首先要“圣”在能够齐家、治家,把家庭关系调弄好,就有孝悌,然后学六艺,推亲亲之爱到得仁得义,以待天时,看能不能治国平天下而成圣。成圣与否岂是自己能决定得了的?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