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中国前途与儒教重建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06-03-18 08:00:00
标签:儒教重建、重建儒教
王达三

作者简介:王达三,男,西历一九七四年生,山东高唐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独立学者,现居北京。西历二〇〇四年与陈明等人创办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曾任总版主;西历二〇〇六年起,创办并主持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网站。西历二〇〇六年九月份起草并连署海内外五十四位学者发布《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西历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份起草并连署十名青年博士生发布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西历二〇〇九年四月份起草并连署五十多个儒家组织发布《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均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〇九年)


中国前途与儒教重建
作者:王达三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时间:西历2005年

 
 


几点说明
 
第一,明眼人一看即可知,本文是对中国发展的历史、现实、未来的一种粗略分析与大体判定,其基本用意并不在于纠缠具体的历史细节和烦琐的学术问题,而在于依据这种分析与判定,尝试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建立一种宏观的战略分析框架。
  
第二,这种分析框架,最大的特色在于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儒教,作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效支撑点和参考维度,力图使人们意识到,文化战略的选择与推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安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第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本文的唯一立场和根本着眼点,对儒教问题的阐释,全部依此立论,并大多作为附论。然儒教之重要,就在于它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全方位的支撑,故儒教复兴与民族复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是本文的结论。
 
本文提纲
 
一、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儒教
  (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
  1、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
  2、中国社会具有积聚性
  3、中国文化具有一统性
  附论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与儒教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
  1、指标设定与说明
  2、图表设计与说明
  3、峰值显示与分析
  附论二: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与儒教
  (三)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1、中国历史发展的六条规律
  2、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
  3、近代中国面临的全新挑战
  附论三:儒教在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崩溃
 
二、中国的现实发展与儒教
   (一)中国发展的盛世兆头
  1、发展的基本前提:完成民族国家重建
  2、发展的坚实基础:实现工商经济转轨
  3、发展的制度保证:有效凝聚国家社会
  4、发展的初步成果:显著提高综合实力
  附论四:中国的强劲发展与儒教重建之必然
  (二)中国发展的潜在危机
  1、内部问题
  2、精神问题
  3、外部问题
  附论五:中国的潜在危机与儒教重建之必要
  
三、中国发展的战略与儒教
  (一)内部问题
  1、民生:儒教的思想性资源
  2、政治:执政党三重合法性
  3、社会:民间化儒教的重建
  附论六:中国共产党具有儒家的理念
  (二)精神问题
  1、文化: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2、信仰:儒教信仰与社会整合
  3、道德:传统道德与和谐社会
  附论七:儒教在中国并没有全面崩溃
  (三)外部问题
  1、近代世界霸主发展的规律
  2、如何判定大国?谁是世界大国?
  3、三种策略优劣分析
  附论八:儒教利于表达国家民族利益
 
四、中国发展的前景与儒教
  (一)超级大国(儒教重建成功)
  (二)区域大国(保守现有模式)
  (三)三流国家(实现全盘西化)
  附论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儒教的成功重建
  附录一:知识精英要在国家民族利益上达成基本共识
  附录二:开创文化战略与国家战略互动研究的大手笔
  附录三:近期内在民间实现儒教重建的十条具体方案
 
 
正 文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文化博大的大国,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中国目前发展表现出的良好态势与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既是中国历史发展周期性与规律性的反映,同时也是老大中国对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还不能完全适应的表现。本文即试图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与规律性作简要概括,同时对儒教与这种周期性与规律性的内在关联和复杂纠葛作一简单说明,并依据这种概括与说明,具体分析中国目前发展出现的严重问题和潜在危机,进而提出实现儒教重建是中国今后良性发展最优的文化战略与方向选择。最后,依据儒教能否实现重建对中国发展的前景进行一些大致预测。
 
  一、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儒教
 
  (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与儒教
  
1、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
 
从时间维度或纵向发展来看,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即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连续一贯而不曾破裂中断。这一特点使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明显区别开来。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先后灭亡或消失了。而中国则有上下五千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后2000年)的文明史,其历史、文化、民族,都不曾破裂中断和衰亡灭绝,而是历久弥新,愈挫弥坚,表现出中国人高超的生存智慧和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全面侵华,占据中国大半江山,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中国依然艰难地度过了危险时期,顽强地站立起来,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重建。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特点表明:无论人类如何发展,无论世界如何混乱,中国都将继续生存下去,延续下去;中国的灭亡和中国文明的中断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2、中国社会具有积聚性
 
从空间维度和横向发展来看,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历史的又一大特色是中国社会的积聚性,即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民族不断融合、人口不断增加。在公元前后,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效管理的政治单元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单元。此后,其疆域虽然多少有变动,但其民族融合和人口增加却一直是持续不断,逐渐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在自己的疆域范围之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伟大文明。尽管其历史上也有少量的民族纷争、短暂的国家分裂以及剧烈的社会动荡,但中国都大体保持和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社会积聚性的特点表明:无论中国有什么样的内忧外患,中国都不可能分裂,特别是不可能长期分裂,而是必将会融合与统一;中国社会和文明也不可能停滞不前,更不可能萎缩变小,而是会继续发展与壮大。
 
3、中国文化具有一统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的、根本的标志。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其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即中国文化一直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主体和主流,尽管儒家文化在历史上自身也有兴衰,内部也有不同派别,但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都为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多元性,即在儒家文化占据主导、主体、主流地位的同时,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类别的文化,藏族文化、回族文化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齐鲁文化、江浙文化等小型地理单元的文化,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表现出独具特色的风格。中国文化的一统性,表明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通融一体的,因而中国的发展离开儒家文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则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而中国文化也是可以进行创造与转换的。
 
附论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与儒教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就是说,在孔子前后中国文明各有2500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学派在中国只有2500年的历史。中国人称赞孔子时常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意思是说,在孔子之前的中国,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儒家的典章制度和理念理想等已经比较完备定型,而孔子不但继承了这些典章制度和理念理想,而且给予其合理的解释与系统的说明,从而在义理和学问上奠定了后来儒学的基础。因此,尽管中国人尊2500年前的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儒家文化却是与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相始终的。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信奉儒学的人,侧重情怀关怀)、儒学(儒家的学问,侧重理念理想)、儒教(儒家的事业,侧重社会实践)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共同承担与发挥着培养教育个人、引导规范社会、组织调控政治、牵引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责任与功能。古代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家、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疑问。因为儒家、儒学、儒教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人们很难去选择另外的一种信仰和文化作为替代性方案。或者说,在中国历史的若干阶段中,人们也不是没有试图偏离甚至是背离过儒家文化,但最终又都回归于儒家文化。
  
但当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之后,西方人和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了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们认为,儒教没有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没有“圣经”、“神諭”、“天启”、“神启”,没有“创世纪”、“世界末日”、“赎罪”、“拯救”,也没有教皇、教士、教阶、教堂,等等,因而儒教根本就不是宗教。这些人尽管振振有辞,但结论却十分滑稽可笑。正如,西方人使用刀叉作为餐具,但不能说中国人使用的筷子就不是餐具一样。完全拿西方文化的模式,特别是基督教的模式来评判儒教,这种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应该说,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模式,儒教有儒教的模式;儒教是不同于基督教模式的宗教模式,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儒家人士看来,儒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而且在本质上还具有超越西方宗教的优越性。
 
 
儒教的第一大特色在于儒教是“人文教”。中国文化一开端,就包含有相当多的理性成分在内,特别是在孔子删述整理六经和创建儒家学派之后,中国文化就一直为浓厚的人文氛围所笼罩。儒教不信仰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而是认为人是世界和历史的主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神的手中。因此儒教的根本主张是尊重人、爱护人、培养人,或者说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儒教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儒教是“人文教”,并不等于儒教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是说儒教不把超越的对象定位为神,而是定位为自然(外在超越)和道德(内在超越,下面讨论)。儒教认为人是“天地”即自然宇宙(含人类社会)所生的,而自然宇宙又有着自己固定的秩序和法则;这一秩序和法则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人只能遵从和适应这一秩序和法则,而不能破坏和违背它们,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儒教把自然宇宙称为是“天”,把自然宇宙的秩序和法则称为是“天命”,认为人应该畏惧“天”,服从“天命”。
 
  儒教的第二大特色在于儒教是“道德教”。儒教之所以张扬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是因为儒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宝贵,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不是因为人有理性、有智慧,而是因为人有道德。古代的中国人称赞孔子时又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意思是,孔子确立了道德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使道德犹如一盏明灯,光照着人世间,使人类脱离了野蛮和蒙昧。道德的第一要义是自己首先要有道德,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培养自己健全的人格。道德的第二要义是爱他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教的道德,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且也是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被称为是“一体之仁,一心之转”。一个人如果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善待人世间的一切,就能不仅仅是畏惧“天”,而且会上达上知“天命”,从而实现自己的道德上的“内在超越”,成为一个“仁者”、“君子”乃至“圣人”。
 
儒教的第三大特色在于儒教是“教化教”。儒教最大的理想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仁者”、“君子”乃至“圣人”,而且认为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崇尚道德的动机和成为“仁者”、“君子”乃至“圣人”的可能。但大多数人的内心常为欲望所遮蔽,因而需要开导和教育。儒教把这种工作称为是“化成天下”,即“教化天下”。“天下”是一个在空间或社会横向结构上的合理和谐的秩序的观念。“化成天下”的理想是世界和人类“共进大同”。“大同”是对未来人类美好世界秩序的设计。孔子被称为是“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即中国古代的君主、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和遵从儒家的理念。通过君主、官员和知识分子,儒教把自己的理念向社会输送传播,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层面建立了一系列的教化教育组织系统和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儒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整个社会合为一体。个人的生老病死与国家的兴衰存亡,都离不开儒教。
 
儒教在本质上超越西方宗教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因为儒教并不信仰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所以她不会和其他宗教存在神的争端,不会把不信仰儒教的宗教视为异端,因而具有很大的宽容性和温和性。因此,即使在儒教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信仰和民俗,也是多元化的。儒教的这种宽容性和温和性,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而保证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积聚性。第二,儒教与政治是高度合一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恺撒的事情归恺撒管”的政教分离的分歧与争论。儒教成功地、高度地统合着中国古代社会,同样保证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积聚性。
 
  基本结论:儒教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通过上述对中国发展历史特色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儒教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儒教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它是中国古人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结晶与升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理想信念,是保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规范与礼仪制度,是牵引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目的。中国人常为自己的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而感到自豪,同样也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有着伟大的儒教而感到光荣。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与儒教
 
一种文明是不是像单个的生理意义上的人一样,必然会存在着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一个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其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却大体上却存在着治(盛世)乱(衰世)循环的周期性。孟子曾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当时所说的“天下”,可以约略地等于历史上的中国。而中国历史上,不但一个朝代之内,常常存在着先治后乱的现象,而且两个前后相连的朝代,也存在着盛世和衰世的更迭。我可以从构成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生存的10个基本指标来分析中国发展的历史周期性,并简单扼要地总结下其发展的历史规律。
 
1、指标设定与说明
 
(1)10个基本指标及说明
 
    第一组是自然指标:即国家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的自然条件和物质载体。①面积,指中国历代王朝有效控制的疆域,不含朝贡体系内的藩属国,混乱与割据时期的中国疆域作统一处理,指标评分依据为《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北京),2002年。②人口,指中国历代王朝在当时生产力允许和保证的前提下的人口总量,指标评分依据为路遇:《中国人口通史》(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2000年。③资源,指中国历代王朝有效控制的疆域之内自然资源丰富程度和可开发供给程度,指标评分依据为《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北京),2000年。
 
第二组是人为指标:④经济,指中国历代王朝经济发展速度、程度、总量和效益,同时也包括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指标评分依据为贺耀敏:《中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⑤科技,指中国历代王朝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同时包括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贡献率,指标评分依据为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⑥政治,指中国历代王朝政治体制对社会管理有效程度,同时包含政治正义性,指标评分依据为周谷诚:《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
 
第三组是精神指标:⑦文化,指广义上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含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等,指标评分依据为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1年;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上、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8年。⑧信仰,指中国历代王朝信仰的统一程度和坚定程度,尤其是指儒教能否作为当时社会主导的、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信仰体系,指标评分依据为李申:《中国儒教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达三按:该书对儒教多有批评,本文只是取其对中国历代王朝儒教历史性、资料性的描述。
 
第四组是国际指标:⑨军事,主要指对外抵抗侵略的防御能力和对外边疆拓展的进攻能力,也指中国历代王朝对内维护中央有效权威的军事能力,指标评分依据为张其昀:《中国军事史略》,上海书店(上海),1989年。⑩外交,指中国历代王朝对外交往时的自尊心、自信心和灵活处理外交问题的手段与能力,指标评分依据为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2000年。达三按:在中国古代,疆域与民族不定,故所谓外交与军事,大部指中国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纵横捭阖,非指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军事与外交。
 
(2)10个评分等级及说明
 
  第一,上述的10个基本指标,每个指标评分范围在1分到10分之间,其分值依据其历史实际情况而作出判断和量化。分值高者,表示情况稍好;分值低者,表示情况稍差。
        
第二,10个基本指标的判断与评分,完全是达三依据和分析上述开列的材料之后的一己之主观的、大体的、粗略的判断,于科学性、公正性难免有些疏漏。达三相信,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对每个基本指标作出自己的分值量化,以使其精确化、精致化。因此,这些各个王朝的基本指标判断与评分,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然而,达三对这些基本指标的判断与评分,很大程度上站是在儒家理念的基础之上作出的。同时,这些判断与评分,尽管是主观的、粗略的判断,但大体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谓“虽不中,亦不远”是也。
 
(3)14个时段划分及说明
 
  第一,考古学已将中国人祖先的历史推至170万年之前,然对于考古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本文略而不论。盖洪荒已远,文献无征,于初民史存而不论,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自从公元前30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有史记载和为后史所详细追记的时代。故本文中国历史的周期性探讨的时段即从公元前30世纪开始而截止于今天。
 
第二,本文中国历代王朝纪年依据和综合下列材料: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北京),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制:《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2000年。
 
第三,中国各王朝起始和终结的年份,或有重合,本文取历史连贯性而不取其重合部分;有些朝代前后一气哈成,如秦汉、隋唐等,本文将其合并为一个时期;有些朝代中间有短暂改制或更替,如两汉期间的新莽王朝和唐朝期间的武周王朝,本文不另行抽出评价;历史上的中国的割据和混乱时期,本文都将其化分为一个时期。而后可大体划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为14个时段。
 
2、图表设计与说明
 
  (1)图表设计
 
  依据上述选择和拟订的基本指标及其说明,制作表格和曲线如下:
 
表1: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
 
(2)图表说明
 
  第一,传说时代与三代四个时段。传说时代即三皇五帝时期和尧舜禹时期,三代即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儒教有浓厚的崇拜古代的史观和强烈的尊敬先祖的意识,因此儒家一直是将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和对未来的理想性预期投向和折射于古代,正如有的民族将理想投向和折射于上帝、观念或未来一样。因此,对传说时代和三代评分异常之高,是作为儒家理想性的评判,但不一定是理想中的事实。
 
第二,元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有人会认为它在疆域、人口、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极其强大,因而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达三对元朝的强大不加否认,但认为从儒家的观念出发,它基本上是纯任“霸道”,而无“王道”,并且在国内治理和文化信仰上存在巨大问题,否则很难解释它的迅速败北与灭亡。故此,将其列入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
 
第三,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段。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中国即踏上实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重建的和文明变迁转型的过程。中国近代史即以被动地应对全球化挑战为中轴与核心。因此将两个不同的王朝合为一个时段。此一时段的显著特色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周期与历史规律都参杂了更多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变数和异数,但却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发展的历史周期和历史规律。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只有56年的历史,不能将其看作一个朝代,但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朝代的开始。达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重建的成功,但这种成功不但和历史因素有着强烈的纠葛,而且其发展更具有全新的挑战性与复杂性。本文的所有出发点,都是在为其探寻一种应对这种挑战性和复杂性的最优方案。达三按: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使用“新中国”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中国就是中国,它有不同王朝或时代的划分,而其历史是一贯的,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不应有什么新旧中国的划分。因此本文一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是当代中国。
 
3、峰值显示与分析
 
(1)14时段总分析
 
中国历代王朝14个时段共计5005年的历史。其中高峰时段9个,共计3893年,平均每个时段约433年;低谷时段5个,共计1112年,平均每个时段约222年。但这种分析意义不大。因为中国是在秦朝统一之后才基本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效管理的政治单元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单元,在此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理想中的时代和为中国统一而积聚条件的时段,而当代中国的前景仍然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因此下面对中国历史周期和历史规律的分析将着重在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之间的8个时段内进行。
 
(2)8时段总体分析
 
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8个时段共计2170年的历史,每个高峰时段和低谷时段构成一个历史发展周期,即4个历史周期。最长周期为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共计762年;最短周期为隋唐与五代十国,共计379年。4个历史周期平均每期为543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大约每500年为一个历史周期。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斯之谓欤?
 
(3)4高峰时段分析
 
2170年的历史中,高峰时段共计4个,即秦汉、隋唐、两宋和明朝与清朝前期,共计1508年的历史。其中最长的高峰时段是明朝和清朝前期,为472年;最短的时段为两宋时段,为319年;4个高峰时段的平均时间为377年。
 
(4)4低谷时段分析
 
  从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共计2170年的历史中,低谷时段共计4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元朝和清末与中华民国,共计662年的历史。其中最长的低谷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为361年;最短时段是五代十国,为53年;4个低谷时段的平均时间约为166年。
 
(5)当代中国时段分析
 
根据对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2170年的历史周期性的分析,在当代中国之前已经有一个长达109年的低谷时段,即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这一时段是秦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发展低谷时段共662年时间的约1/6,是低谷中最长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361年的约1/3,是低谷中最短时段(五代十国)53年的约2倍,是低谷时段平均时间166年的约2/3。因此,从总体上看,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时段应该算是已经度过了中国历史发展周期中的低谷时段。由此,我可以作一大体预测和基本判断,即当代中国56年的历史,应该算作已经走出中国历史发展周期中的低谷时段而即将或已经开始步入高峰时段。
 
    达三按:孟子曾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当代中国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步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仅仅是一种大体的预测和基本的判断,至于它能否实现盛世辉煌,仍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予证明。因此,达三真诚希望,这种预测和判断,不会使一些人盲目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大国发展兴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国终于到了一血百年耻辱、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并且由此打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旗子,煽动起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达三的目的绝不是在于论证强大和辉煌是当代中国的命定论,而是强调其强大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不但有许多巨大的、危险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也尤其需要炎黄子孙的团结一致与艰苦奋斗,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而不是躺在命定论上睡大觉,徒然形成狂妄自大的民族心理。
 
附论二: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与儒教
 
  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大体占据主导、主流、主体的地位。儒教的这种地位,使它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根基性、平台性、支撑性的作用。或者说,儒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可抛弃的信仰底线和思想体系。但在底线之上,儒教本身不但曾有所变化,而且它也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震荡而有所兴衰。对此,我可以对照上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图表和曲线结合儒教的历史作一简单说明:
 
第一,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未必是儒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儒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未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历史上一向有“强汉盛唐”的说法。秦朝统一中国,虽然享国日短,但儒教却有“焚书坑儒”的灾难;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被定为一尊,然而汉元帝却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即汉代也是推行“儒表法里”和“王霸相杂”的治国方针。唐朝本道教,盛佛教,儒教不甚发达,所以才激起韩愈等人重振儒教的复古运动。两宋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推崇儒教的时期,然而此时期的基本特征却是“强文弱武”,偏居一隅,受尽夏、辽、金、蒙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欺凌。明朝和清朝前期亦是相当推崇儒教,然而就是在此时期,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重大事件,由此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则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日益显现出颓废和没落的迹象,最终陷入不可收拾之域。虽然如此,从总体上还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高峰时段基本上是儒教比较兴盛和发挥作用比较好的阶段;而儒教比较稳定的时段,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比较强盛的阶段。
 
第二,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必定是儒教发展的衰落时期,儒教发展的衰落时期也必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亦即乱世时期,往往是政治腐败、道德败坏、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一盘散沙、内忧外患、军阀割据、连年战争等诸多现象齐聚积重。在这种情况下,儒教一般很难发挥有效治理社会的功能与作用,因而受到各种思想信仰的冲击,乃至受到政治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玄学大盛,人们以尊崇儒教礼法为丑事。五代十国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征战屠杀此起彼伏,儒家的礼仪教化几乎是荡然无存。元朝时期,蒙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为不能有效吸收和同化于儒家文化,仍以游牧民族文化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案,所以才导致民族纠纷与社会矛盾等不能有效解决,最终短命而亡。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时期,人们竞以批判质疑和颠覆解构儒教为能事,结果是儒教一蹶不振,魂不附体。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发展的低谷时段,大多不能以儒教为治理方案,因而必然出现儒教的没落。
 
第三,中国历史发展的低谷时期也未曾全盘整体地抛弃儒教。儒教在乱世时期并不是全盘崩溃,以至完全退出社会场域,没有了声息,而是在转化和创新,在积聚力量,由此导致其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够理想有效而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魏文帝曹丕曾诏封孔子后世子孙并派员祭祀孔庙;刘宋王朝曾专门设立儒、史、玄、文四科以研究和整理国故。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林立,战乱连年,官方创办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但民间私人兴办的儒家的精舍、书院却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导致宋明时期儒家书院和讲学风气的盛行。元朝统治虽然基本上不任儒术,但也多次颁布崇儒兴学的诏令以拉拢汉人,并祭祀孔子,称赞孔子为“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圣;后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明。”清末和民国时期,儒教持续衰落,但清末却仍以儒教为国本;而且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人还试图以基督教模式重组儒教,更有甚者,戴季陶等人更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看作是继承尧舜禹汤等圣人的道统的儒家之道。因此,即使是在乱世时期,儒教仍然是顽强地挺立着,并且尽力参与社会治理。
 
基本结论:儒教是盛世的最优治理方案。通过上述对中国发展的历史周期与儒教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儒教是盛世、治世而非衰世、乱世的最优治理方案和最佳文化选择。实际上,儒家自己也正是这样判断的,所以荀子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在乱世时期,尽管儒教的命运不如人意,但它却总是能积蓄力量,而后东山再起,并且入居成为后来盛世的主导价值信仰和思想体系。由此可以推测,儒教是处于中国历史发展周期中上升时期的当代中国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三)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儒教
 
1、中国历史发展的六条规律
 
根据上述图表的峰值显示,结合从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以大体上总结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六条规律如下:
 
(1)高低相间,盛衰循环
 
即中国历史发展中高峰时段和低谷时段顺次间隔,而且是盛世、治世与衰世、乱世依次循环。由此可以推测,清末和中华民国的乱世过去之后,当代中国即将或已经开始步入盛世阶段。
 
(2)长短相间,盛长衰短
 
即中国历史发展中长期时段与短期时段顺次间隔,而且是盛世、治世时段长,而衰世、乱世时段短。秦朝开始到中华民国结束共计2170年的历史,其中四个高峰时段共计1508年,平均每个时段为377年;四个低谷时段共计662年,平均每个时段约为166年。由此可以推测,当代中国也将会走上一个长时间的盛世辉煌的时期,其今天的表现,仅仅是一个开始和起步。
 
(3)二世而亡,盛世突变
 
中国历史上不少的王朝,其强大昌盛往往是无以伦比,但却或“二世而亡”,享国日短,或“盛世突变”,一蹶不振。“二世而亡”现象比较著名的如秦朝和隋朝。“盛世突变”现象比较著名的如西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民财,而后造成国力衰竭,政治混乱;唐朝“开元盛世”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发展的顶峰时期,但却突然出现“安史之乱”,时局由此急转而下;至于两宋,皆是在开国后不久即有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由此导致外患始终不能解决;而清朝前期,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就迅速进入没落和衰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或许当代中国已经度过了“二世而亡”的危险,但“盛世突变”的危险却不得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觉。由此,它“盛世突变”的兆头和应对战略各是什么?
 
(4)盛必统一,衰必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治世阶段,基本上都是疆域广大、国土统一的阶段,而衰世、乱世阶段,又都基本上国土分裂或军阀割据的阶段。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现在还不能统一台湾等疆土,是因为它还不够强盛;如果它不出现“盛世突变”而是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它早晚必将统一中国;如果它出现“盛世突变”而陷入混乱动荡,中国必将会再次出现分裂与割据。
 
(5)衰自内忧,衰必外患
 
历史上的中国强盛、强大的时候,总是与经济的总体发展、民生的合理解决、政治的相对正义、国家的大体统一、民族的总体和睦、周边的基本稳定等现象相紧密联系;而衰败的乱世,则往往相反,呈现出内忧外患的态势,而且往往是先内忧后外患。由此需要注意,当代中国的内忧是什么?外患是什么?它的应对战略是什么?
 
(6)衰而不亡,衰而复强
 
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往往是在乱世、衰世时也不是整体性的崩溃,进而导致国家与民族的灭亡,而是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的衰败与混乱之后能重新走上昌盛的轨道。但问题是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是否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发展所呈现出的“衰而不亡,衰而复强”的规律,而且即使没有改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也承担不起衰败和混乱的危险与代价,否则可能会“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2、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是一个外观性的描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而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其更深层次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正是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支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现象的出现。
 
(1)衰乱之由来
 
第一,小农破产与豪强兼并。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历代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以农立国,遂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古代社会四阶层的划分,就是士、农、工、商,即农人的社会地位在政策法规上仅仅次于官员和读书人。小农经济和小农生产的封闭性强,自我保护和自我组织能力差,在天灾人祸发生时,常常陷入破产的困境,豪强地主则趁机兼并土地,使自耕农沦为佃农的地位。由此往往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问题,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积聚,直至小农生活、生存、生命的底线遭到破坏,遂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举推翻中央王朝,或致使各地豪强与军阀持续割据混战。由此可见,民生问题能否合理解决,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核心问题。
 
第二,道德败坏与政治腐败。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或割据军阀往往趁机而起,利用和组织农民推翻中央王朝,建立新兴王朝。新兴王朝前期的统治者,往往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能在一段时间内注重解决民生问题,而且也往往励精图治,发奋图强,遂使王朝表现出兴旺发达的迹象。但王朝后期的统治者,往往乐享其成,不思进取,遂有道德败坏和权力腐化的种种表现,导致官商勾结或官匪勾结共同剥夺民众,而且是政府官员勾心斗角,进而导致中央王朝的权力分散、权威下降,使社会和政府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脆弱的中央政府往往对不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遂呈现出衰败乃至分裂割据的现象。由此可见,统治者的道德自控能力和政治清明与否,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关键问题。
 
第三,外向扩张与外患压力。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都往往以西部或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击和掠夺为大患。而西部和北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又使游牧民族的生活朝不保夕,不得不南下或东进掠夺汉民族以维持生存。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拉锯式的较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中央王朝在边疆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往往外向扩张,试图征服游牧民族;在边疆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往往先发制人,试图控制游牧民族;而在边疆不守的情况下,则疲于应付,进退失据,甚至是迁都躲避,乃至灭亡。无论何种情况,为对付游牧民族,中央王朝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使社会处于疲惫、紧张、焦躁、脆弱的状态之中。由此可见,正确处理与边疆游牧民族的关系,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重要问题。
 
(2)稳定之原因
 
第一,小农经济的恢复能力。人口众多、人口繁殖速度快以及战争和灾荒等等,都需要大量粮食作为保证,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高度注重农业问题。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是以手工劳动和经验生产为主要特色的小农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小农经济形态的农业生产,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只需要少量的土地和简单的劳动,即可在短时期内,甚至是一年之内,生产出家庭必备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从而得以保证农民的生存底线。换句话说,小农经济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它是混乱社会得以迅速稳定的基础。但小农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又是一种劳动重复而不是生产扩张,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走出一条新型经济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第二,家族制度的稳定功能。小农经济的另一大特色是自给自足,欠缺社会流动的动力,由此带来社会的封闭性。在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狭小区域内,或者是“熟人社会”之中,有效的治理,要么采取权威治理方式,要么采取民主治理方式。中国的家族制度渊源有自,往往是在国家政治崩溃的时候,社会还能通过家族制度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在个人与国家政治之间,有一个自我组织和自发秩序的社会场域,它是维持、促进或恢复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而政府则往往对这种社会的权威治理方式,采取了扶持的政策,从而节约了自己的社会管理成本。   
 
第三,儒家文化的支撑作用。从某种角度看,儒教是下源自社会,即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同时又远远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上达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天下的治理。与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联系,遂通过“修身齐家”的途径保证了儒教的生存和延续,儒家人士也往往是以乡绅的身份成为社会场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理想和制度设计,又使其在国家局势稳定后成为政治重建和社会重组的最优方案。“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进退有章的方案,被称为是“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无论是在朝政,还是在民间,儒家士人及其文化理念都维系和支撑着社会的最低限度的运转。
 
第四,学在民间与道在山林。儒家文化传承不息的关键在于,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而且历代儒家一直坚持“道在山林,学在民间”,认为儒家的理念和理想,是由民间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传承的。由此,历代儒家都开办私人教育,培养徒众,这就使官方教育在混乱动荡中崩溃后,民间的知识分子仍然顽强保有和薪火传递儒家的理念和理想,并最通过察举、荐选、科举等制度,向国家输送了大批的政治文化精英,去重建或重组政治和社会。
 
3、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1) 近代中国的全新挑战
 
近代中国所遭遇到的危机与挑战,是全方位的、全新的、严峻的,其表现大体有如下三点:
 
  第一,中央王朝面临民族国家的挑战。古代中国的儒教对世界秩序的设计和诉求是天下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其途径则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是以文化的优越性和道德的至上性来吸引和同化周边的夷狄蛮貊之国。因此,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其实力的强大和文化的发达,又基本上保证了儒教这一诉求的总体实现,从而蔚然持续地保持了古代中国的中央王朝的地位。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对手和敌人,则是船坚炮利的以民族、疆域、边界、利益等要素组建构成的民族国家,它们以虎狼之心,磨牙吮血,侵占掠夺,欲置中国于死地。由此,中国要想生存下来,其前提是必须实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重建,而这正是老大中国首先的、基本的任务和最严峻的挑战。
 
第二,农耕文明面临工商文明的挑战。前面曾提到,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其文明形态,大体上是一农耕文明。小农经济没有积累资本、扩大生产的动力,而且是简单的重复的体力劳动。农耕文明在对抗和同化无根性、流动性的游牧文明时,具有极大的优势,但对于近代西方以积累资本、扩大生产为基本动力,而且对资源掠夺和市场占领有着巨大欲望并以之为基础和前提的工商文明,则显得捉襟见肘,被动不堪。尤其是这种工商文明还处于经济、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并以军事为前导,农耕文明的中国难免陷入尴尬和困境。由此,中国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共商文明的转变,而这正是亘古未有、庞大复杂、历时长久的系统工程和根本挑战。
 
 
第三,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古代中国的中央王朝体系和农耕文明形态,与儒教互为表里,互相支撑,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近代中国的中央王朝体系和农耕文明形态所受到的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即是儒教所受到的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而近代西方日益强化的民族国家体系和蒸蒸日上的工商文明形态,其背后也自有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做为支撑。简单地说,其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奠基在其宗教的主宰性一神论基础上而引发的宗教争端进而是国家民族争端基础之上的;而其工商文明形态则和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有绝大关系。由此,中国近代的种种危机源,从根源和深层来看,皆源自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2)近代中国的艰难转型
 
近代中国面临种种危机和挑战,不能不进行转变,而这种转变是艰难的、长期的、复杂的,其原因大体有如下三点:
 
  第一,历史惯性导致转型艰难。历史悠久、广土众民、文化博大的老大中国,其本身犹如一列在即定轨道上超负荷运载且高速前行的列车,在面对挑战和身陷危机时,突然的变向,只能导致其脱轨与倾覆。因此它的转型,只能是以缓慢渐进的方式进行,而剧烈激进的方式,虽然为近代的中国人所不可避免,但收效却甚微,甚至是适得其反,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艰难性。一些人对此感到沮丧,实际上大可不必,因为巨大的列车一旦转型成功,其起飞和运转速度和能量,更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艰难。儒教在中国古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等,提供的都是一整套的理念和方案。近代中国人在儒教浸染下日深,已经对儒教的理念和方案,已经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即应对外来的危机和挑战,不可避免的采取首先采取儒教的理念和方案。在选择新的方案时,又不可避免的带来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尤其是会带来分歧与争论。而这种分歧和争论,又导致了转型的艰难性。一些人也为此感到懊恼,实际上大可不必,因为分歧和争论最后催生的毕竟是较合理、较效益的方案与途径。
 
第三,适应过程导致转型艰难。近代中国转型的长期性和和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实现转型更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使当大部分中国意识到转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进行努力的时候,转型也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因为掌握全新的规则和方式,必然会有一个重新学习、缓慢适应和熟练运用的过程。这种过程,同样带来了近代中国转型的艰难性。一些人也为此感到痛苦,实际上大可不必,因为一旦适应了全新的环境和掌握了全新的方法,就会证明中国人做得不比任何的国家民族差。
 
  (3)大转型影响历史周期
 
尽管近代中国的转型与变迁异常的复杂、痛苦、艰难,但毕竟是转型了。正是这种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特色,危及了儒教的生存,并有可能影响与改变中国既有的历史周期与历史规律。
 
第一,新挑战破坏稳定结构。近代中国转型的成功,首先表现为古代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形态遭到严重破坏,即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破坏。自然,不能说这种破坏就是坏的、恶的,相反,这种破坏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传统的超稳定结构遭到破坏之后,中国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超稳定结构,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个没有自己超稳定结构的国家和民族,其无根性可能导致其未来发展的动荡和覆灭,导致其历史的中断。
 
第二,新挑战危及儒家文化。儒教和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又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小农经济的崩溃和家族制度的崩盘,无疑抽去儒教现实生存的根基和物质载体,从而使其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理念与理想处于游魂无归的悲惨境遇。新的国家形态和文明形态,自然可以寻找新的文化支撑。但是新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不但造成中国文明在思想信仰层面的转轨与脱节,而且未必就能给其存在提供充足的合法性支持和有效的整合性资源。
 
  第三,新挑战影响历史周期。中国为应对外来危机和挑战,进行了大幅度、大规模的国家民族、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信仰等各层面的转变与转型,全身心地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使自己的历史变为世界性的历史,使自己的生存发展与整个世界发展的周期、规律紧密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发生改变。如何在诡谲多变的当代世界发展中,即改变自己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发展规律中盛衰循环的不合理因素,以保持自己的持续强劲发展,又避免世界发展过程中异数和变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乃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宏大的战略运筹。否则,如果既不能避免自己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规律中的不合理层面,又受世界动荡和混乱的影响与制肘,或者哪怕仅仅是二者得具其一,中国的历史命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附论三:儒教在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崩溃
 
近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危机,可以归结为“国亡、种灭、教崩”三大方面。近代中国人因应挑战和危机的任务,由此可归纳为“保国、保种、保教”,而其结果是,“保国、保种”得以成功,而“保教”则陷于失败。“保教”的失败,集中表现为儒教的衰败和整体性崩溃。对这点,必须作出辨证的分析与说明。
 
第一,儒教崩溃的必然性。前面曾多次提到,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系。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由于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挑战,而陷于灭亡,从而使儒教失去其强大的合法性支持和有效性载体,因此其整体性崩溃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强敌当前,救亡图存为先为要。只要利于救亡和图存的,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应该“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对儒教的暂时性放置。因此,无须为儒教的崩溃而感叹和悔恨,相反,应该为其脱离开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藩篱而感到高兴。毕竟,其合理超越的层面,还载之于书,存之于人,其游荡漂泊之魂魄,可经过重新阐释而附着于新的社会躯体和物质载体,并有可能重新占据引导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行程的主流地位。
 
第二,儒教败在其先进性。但是,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崩溃,并不能成为中国人冠冕堂皇抛弃地儒教的理由。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境遇与问题,但人生存、生活、生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和基本命题却是大体一致的。儒教又是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是一种中国古人5000年来生命、生存、生活智慧的结晶与升华。儒教的衰败与崩溃,从本质上讲,是在于其理念理想的先进性而不是其落后的层面,比如它的天下观念和大同理想,比如它的温和宽容开放的特性,比如它的道德人假定和伦理道德观念,比如它的民本民生思想和王道仁政思想,等等,这些都应是万世不易的法则,是人类社会通达至康庄大衢的必由之路。而这些理念和理想,尽管不能抵抗强权和实力的侵迫与打击,但绝不能说它们没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相反倒是暴露了强权原则和实力原则的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儒教的再度复兴,就在于重新挖掘和运用发挥儒教的这些理念理想。
 
第三,全新探索与生命力。为因应民族危亡的挑战,近代中国人在当时认识能力所允许的情况下,吸收借鉴和发挥运用西方的各种样式的主义思潮和文化信仰,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实验地和跑马场。最终导致儒教怀抱崇高的理念理想而抱恨退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场域。但是,后人绝不应一味去抱怨和指责当时的人们对儒教的抛弃,这是时势使之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相反,后人应该感谢前人的探索与努力,正是他们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蓬勃的生命力和顽强的生存的能力,并最终拯救了中国。历史是没有理由审判胜利者的。
 
第四,文化决定论之批判。不能审判历史的胜利者,并不等于不能反思地批判这段历史,以吸取经验教训,以为后车之鉴。在国家与民族陷入危难的时候,近代中国人的兴奋点就逐渐转移到文化上来,最后导致把中国的落后危亡,完全归咎和推卸于儒教,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现代”、“刺激/挑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其失误在于,其一,他们忘记了“豺狼来了有猎枪”,以直报怨、以暴抗暴才是最根本、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其二,当他们知道了这种途径时,又忘记了他们的自强不息、艰苦抗争的内在精神正是来源于历史文化的支撑与形塑;其三,他们也忘记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把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完全归咎于或寄希望于文化的改进和革命,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态度。指出这点,意在表明人是历史积极主动的主体,不是文化要拯救人,而是人要拯救文化。承继自己民族本有的文化,对其进行合理的创造和转换,既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又适应新的挑战和发展,这才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态度。这也应该是中国人今后所应采取的对待儒教的态度。
 
基本结论:体制化儒教衰败,但儒教精神未死。近代中国“保国保种”的成功,是以抛弃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亦即儒教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俱往矣之事情,无须再悔恨和感叹。关键是,儒教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崇高理想,以及其作为一整套安邦定国的方案与策略,在摆脱了历史局限和时代束缚之后,今人如何因应现实的需要和挑战,将其合理转化转生,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奠定坚实的精神平台和理论支撑,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本文之全部立意,皆基于此。
 

写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