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献兴教化五策:恢复祠堂祖庙,鼓励本土宗教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6-01-15 13: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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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献兴教化五策:恢复祠堂祖庙,鼓励本土宗教

作者:秋风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初六日丙申

           耶稣2016年1月15日


 

人类有史以来治理最为成功者,非华夏-中国莫属。只有中国,在过去四五千年间,作为政治共同体,生命连续不绝,且持续成长,而今成为规模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其秘密何在?

 

中国治道起步于帝颛顼、帝尧之屈神而敬天,人“敬鬼神而远之”,神无以扰乱、撕裂人间秩序,由此而有完整秩序可言。人敬天而天不言,故任何人无从借神力支配人,人间只能由人治,故治理者之权威惟立基于人之为人所可有之德,治理只能以万民之普遍有德、自觉约束为基础;故为政之要务,在教化;但教化不是传播神所启示之真理,也不是现代宣传,而是启发人人禀之于天之仁,人由此而自觉、并扩充之。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不论封建、郡县,无分汉唐、宋明,“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至于教化之道,“一个文教,多种神教”是也。“一个文教”者,在三代为礼乐之文教,在汉武帝崇经尊儒之后,为孔子之教,儒家之学,“学文”之教。此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而是兼容之、驯化之,与之形成复合的教化体系。中国固有之各种神教,与后世自中国以西传入之神教,包括一神教,均在此复合的教化体系中,各得其所,美美与共。中国传统的复合的教化体系无古代一神教之偏执,无现代世俗主义之放纵,洵为治理之中道也。

 

惜乎此一教化体系,于二十世纪崩坏,尤以今日为甚。其结果,或者教化沦丧,大多数民众缺乏必要的教化,一路下行;或者有极端倾向之神教趁虚兴起,信众有极端心态。由此,社会虽富而人心不安,国家虽强而秩序不良,如董仲舒所谓“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为今之计,不能不行更化,“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至于更化之大端,在重归中国治道,兴起教化。

 

近日各地两会正在、或即将召开,笔者提出兴教化之策五条,供立法者、决策者参酌。

 

第一,更化学校教育,学校全面承担传承中国文化、养成士君子、化成风俗之责任。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以学校、而非以教堂为教化之根本,此为中国文明最为伟大之处,由此避免神、人之间的冲突、紧张。只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学校放弃教化职能,今当努力恢复之。

 

教育部已于2014年3月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肯定学校传承中国文化之功能,确立立德树人、也即养成士君子之责任。此纲要虽不完善,但已是很好起点。现在需要各级政府、各类学校将其中所提出的原则、措施,落于实处,这包括:重构课程体系,重编各科教学大纲,重编各科教材,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课教材,培养师资等。若这一纲要全面实施,则可立定教化之大本。

 

第二,政府主导,民间襄助,在城乡社区广泛兴建社学或乡校。

 

学校打基础,教化伴终身,故在学校之外,应建立广泛的教化机制。其中最为重要者,仍以学为本,曰“乡校”,或曰“社学”。由《左传》所记子产不毁乡校故事,可知三代有“乡校”。史载,元明清代乡村遍设“社学”,除教育子弟外,又承担成人教化之责任。

 

今或可复此制。今日城市有所谓“社区”,然无“社”可言,所谓社者,精神生活之公共场所也。社学,或可承担这一角色。按法律,目前各社区均有公共场所,政府本有基层文化建设经费,可拨付其中一部分,改建此公共场所为社学。可安排热心文化传承之基层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社学中担当老师,又鼓励居民中热心文化事业者出面引领。民众可于此读书,以文会友,表演文艺节目,开展集体体育活动,举办婚丧嫁娶之礼。社学可发展为社区之精神文化活动中心。

 

在乡村,浙江等地已建“文化礼堂”,可予以推广。近些年来,乡村学校大规模撤并,校舍闲置,可改造为乡校,以供乡民开展各种教育、文化活动,也可举办婚丧嫁娶之礼仪。

 

第三,政府鼓励,民众自主恢复祠堂。

 

家齐然后国治,家是社会治理之基本单元。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中国,家在时间维度向上、向下延伸,在空间维度向左、向右扩展,这样规模扩展、而内部关系紧致的家,正存身于祠堂之中。故在中国,至少从宋代以来,祠堂是最为重要的教化场所,曾子曰: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

 

二十世纪中期,大量祠堂遭受破坏。八十年代以来,东南地区有所恢复,北方、西部多未恢复。两地的社会治理效果,形成鲜明对比:凡有祠堂的南方,其经济比没有祠堂的北方更为发达,财富分配更为均平,社会秩序更为优良、稳定,人心更为安宁。

 

由此可见,今日社会建设之关键,仍在齐家;欲齐家,不能不复祠堂。当然,兴建祠堂,需面对过去三十年来社会结构织之巨变:人口大规模流动,半数以上人口入住城镇,聚族而居的结构已破,如何兴建祠堂?需学界、民众自行探索,而政府对此探索,当提供政策上的便利,如拨予土地。在潮州等地,因应城市化变化,相比于传统,祠堂的建制、功能,已有较大调整。

 

第四,政府鼓励,民间社会自主重建城隍庙、土地庙、关帝庙、妈祖庙等庙宇。

 

中国式教化虽以学校为根本,但学,毕竟有一定难度,故圣人“神道设教”,肯定各种神灵崇拜之教化功能,而正之以礼乐。城隍、土地老爷等民间神灵崇拜,有悠久历史,当为三代之社神崇拜之变形。关帝、妈祖等崇拜,则以人为神,以德为教。这些崇拜教庶民、美风俗,相当有效。

 

“文化大革命”之前,城必有城隍庙,村必有土地庙,关帝庙也随处可见,南方遍设妈祖庙。“文革”中,这些宗教活动场所普遍被拆毁,今日可徐图恢复,以安顿民心。

 

第五,政府鼓励,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正教多设寺庙、道观。

 

中国文明向来开放包容,正体现在教化体系之复合、开放,所谓“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两者关系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在文教涵容下,中国土生神教广泛传播,中国以西之各种神教也传入并广泛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则有“中国化”,即接受文教之熏染。佛教之中国化最为成功,实已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长期以来,民众普遍信仰,与学校、社学等文教体系并行不悖。尤其是二十世纪兴起、成熟于台湾之人间佛教,已脱去神教色彩,而近于文教矣。

 

今日中国面临外部较为极端的神教之极大压力,政府的宗教管制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非意图后果:有极端倾向之神教,得以在灰色状态下快速传播,并日趋极端,衍生出头绪繁多的邪教;本来温和的本土宗教,反被捆住手脚,扩展艰难。

 

面对极端神教之冲击,政府当徐图改变宗教政策:一方面,兴起文教,以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给本土神教以更大发展空间,使其在宗教市场上公平地与极端神教竞争。以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人的心智,本土宗教必定取得支配地位。果如此,那些较为极端的神教必定寻求自我变革,完成其中国化过程,而兼容于文教。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已有一轮高速经济增长,今当“富而好礼”,以文化建设社会。重建教化体系,正当其时。此教化体系以文教为中心,而包容各种神教。既可避免中国以西一神教独断之害,也可避免当代欧洲文化相对主义之弊。重建这一文教中心的复合教化体系,维系中国文明一元而包容开放之大局,正是中国可贡献于人类之优良治理新典范。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