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道出于二之后:从中学到国学再到四部之学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1-22 15: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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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于二之后:从中学到国学再到四部之学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三日癸卯

           耶稣2016年1月22日


 

编者按

 

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基于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于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我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 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盛洪:听了黄教授的发言,我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近代以来对历史的评价,标准就是西方的理论,其中包括韦伯的理论,评价这个文明到底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经济发展来评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但不是唯一的维度。我们现在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至少在座的是这样,就是认为有别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比韦伯的要更好。我非常同意,儒家一直是有价值标准的,这个标准早就有了数千年,现在还可以用来评价,它比较全面。不要把别人的尺子当尺子,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但是这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犯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下面有请罗志田教授。

 

罗志田:道出于二之后:从中学到国学再到四部之学

 

其实记不记我讲的无所谓,就把黄老师讲的记了就行了。我跟黄老师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要找很多的话才能凑得够这规定的20分钟发言时间。因为今天要讨论的我根本不懂,是应朋友的邀请,有了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这不是客气话。我对儒学是外行,真的外行。从昨天到今天的经历,让我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现在的儒学界是无所不包——像规定起床、规定吃饭、规定坐车这么精确,基本上应该是墨家或者法家的做法。我的理解,孔子门下有人可以白天睡觉,有人可以吃一碗饭就心情很愉快,有人可以做生意,有人可以去做官,似乎不会这么准确地实行军事化管理。这就说明我们儒学现在的包容性有了很大的增强,包括今天我们文庙当家的跟我们说,他把魁星阁也给圈进来了。魁星阁可是和文庙竞争的,尤其在台湾,高考前大家都到魁星阁去拜,比到文庙的多太多了。现在我们这边把它给包容进来了,就没有竞争而成为“多元一统”了,所以儒学现在的确是今非昔比了。

 

另外,我真不懂什么“范式”,到现在为止我没使用过这个词,就是引别人的也加个引号。既然不懂“范式”,当然也就不懂得什么“范式转移”了。所以来开这个会,简单一句话,就是来学习的。

 

在会议规定的题目中,我稍微可以说知道一点的就是“现代学科分化的背景”这么一部分,我下面要讲的,就是这方面一些不成熟的体会。

 

这个题目涉及到经学在近代的地位,也不好讲。我曾经在台北讲过一次近代中国经典的淡出,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叫“消逝”,很多喜欢经典的朋友非常不高兴,包括一些熟悉的朋友也批驳说,经典怎么会“消逝”了呢?不是还有人在读经吗?我的理解,读经其实有不同的读法,是寻求人生的指导、寻求平天下的指导,还是作为研究的对象,甚或作为出国之前的读书预备班,那是天壤之别。我觉得在前面那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的经典曾经长期是指导人生、指导社会、指导国家、指导天下的意义上,在近代基本上应该说是不存在了。可能有很多人对此不高兴,但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事实。

 

今天我的旁边坐的是姚院长,他是要弘道的,所以我不想再让人不高兴。下面先做一个声明,我所有讲的都是从史学的角度陈述我看到的历史现象。我的观察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不准确,但不管怎么样,我说的就是我观察到的历史的一个现象,把它说出来,就是说个事,没有褒贬,也不代表我赞成或反对,尤其不代表我对经学或者对经典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说的“学科”,基本上是一个外来观念。中国过去的学问似没有学科这一说,大体上也不讲究分科而治,也不提倡把学问分而治之(当然也不反对)。有一些“学”,譬如说经学,是一个长期就有的说法。史学也是一个长期有的说法,诸子学就非常晚了,恐怕是到了近代才有所谓的诸子学一说。另外,还有一个一会儿我要说到的“学”,就是我发言题目上的“四部之学”,这个说法就更晚。经史子集这四部是书籍分类,改称四部之学后,里面叫集部的那一部,就不太好办。我几乎没听说过“集学”这个说法,或许极其特别的人除外。但有“集部之学”的说法,有一位非常自信的老先生叫钱基博,他就曾说,集部之学天下最强就是我和我儿子,你们将来看了我们的日记、笔记,就知道了。这个后面再说。简单说,对于把学问分科,我想过去至少不提倡,也不反对,就是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来思考。

 

“学科”这个概念,我们其实是在西学的冲击之后才开始讲的。包括今天要讲的“范式”,以及“转移”,说明我们更多是在按照西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最近看到一个中医发的微信说,中医不能用西医的思路来诊疗,而现在中医学院教的,都是先做各种西式的体检,例如检查出有胆结石了再去治疗胆结石,那就不是中医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另说,它是有启发的。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相关的论学题目,大部分都类似以西医的办法来进行中医治疗。这是一个现实,西学的分科体系已经成为我们相关思考的基础和前提,不能说轻易就把这个基础和前提脱离了;要跳出去另说一套,似乎不现实。就像晚清有很多人不喜欢外来词汇,最后却发现不用这些外来词汇,我们根本无法表达我们的思想。所以现在非要用西潮冲击以前的话来表述,几乎每说一个字你得做一个注释,然后还得继续,要做无数个注释才能对话。简单加一句,我们确实无法脱离现在的学科体系来进行讨论,但恐怕要知道这基本是外来的系统,当然也加上了一些“中国特色”。

 

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随着西潮的冲击出现了一个中学和西学对峙的基本格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科概念,并且也基本接受了它的分类。这个接受坦白说还是我们比较主动,因为西方努力想要输出的是另外更大的一些东西,学科体系还不是他们特别努力想要输出的。这虽然是我们主动更多,但隐含着思想和学问的重大权势转移,当时努力输入的人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或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潮的入侵,或者说没有被我们接受的所谓西学这么一个概念,根本也就没有中学这个说法。我们所谓的中学,就是在已经有了西学之后,作为一个与西学对应和对立的名相而出现的。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原来的学问对象是天下,这个天下其实是指人类社会,是一个可以伸展的人类社会(很多人说天下后来变成了中国,或是一个不够正确的理解)。原来以天下为对象的学问,现在变成了一个在全球竞争中的民族性论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还没认识到。

 

在这个转变中间还暗藏着一个根本性的、也是极为深刻的变化。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性的论述中,原来高居于学问顶端的经学现在变成了“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隐喻着、甚至明确表出了它不再是一个独尊之学。我们知道自从汉武帝之后,儒家的经典就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后来所谓经典,大致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那样的话,从一个独尊的地位变成一个地位不清的成分,这是一个大幅的沦落,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变化。从经典地位的沦落可以看出,在中西学对峙竞争的大环境之下,中学这一名相一出现就意味着整体的失据,当然这是个比较微妙的变化,在很长时间里是隐而不显的。

 

然后到了清末,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我们又开始兴起了国粹、国魂、国故、国学等等以“国”字起头的一类象征性名目。到后来说国学一类的人,大部分是越来越接近保守的,或者现在被我们视为保守的,确实他们也更多是一种防守性的努力。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跟讲中学一样的、大家没说明的一个共性,就是在国学、国故或国粹里,经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没有明确它的指导地位。

 

到进入了民国之后,还有一些文化立场显然是偏于保守的人,他们故意要重申我们有四部之学,其实这基本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是所谓发明出的传统。以前哪里有什么四部之学呢?我刚才说了,四部是一个书籍的分类。学过图书馆学或进过图书馆的人就知道,有一些大开本的书,它们就排在所有分类的最后一组书架,不管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讲道学的还是讲物理的,都放在那里。因为它体形与一般图书不同,不便按学科类别上架,所以它就单独放在一起了。最早的四部就是如此,图录啊这些大本的、异形的,不是常规书籍形式的,就放在最后,原来叫丁部,后来改称集部。

 

或许因为“集学”这个说法太不伦不类,所以越来越多讲四部之学的人,就故意把它翻译成西方学科分类里的文学。其实集部里面既有总集又有专集,各种集子里面都有大量经学、史学的内容,除非让文学无所不包,否则当然不能是文学。我猜要是起钱基博于地下,说你所长的原来是文学,他恐怕不能接受(钱先生曾特别强调,他“治中国古代的经部子部,自信确有心得”)。他可以接受自己的特长是集部之学,但说他长于文学,那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四部之学是一个较晚才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却被我们很多人以为是旧的东西。而且这些创新者的心态是保守的,至少他们的文化态度是保守的,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不想承认刚才我们说的被西方主导的“学科”体系,因此提出我们原来也有一个跟你们差不多的学科分类系统,就叫四部之学。如果借鉴上面提到那位中医的说法,这些保守的人同样是借用西医的思想来保守我们的中医。

 

同时,所谓四部之学又比前面说的“中学”和“国学”还更进一步:在中学里,经学虽然没有在顶端,可是也并没有排除它的地位,它的定位是相对模糊的。国学就要清晰一点,但还是较为模糊,因为最初一些人说的“文学”,其实也就是国学(窦士镛在清光绪末年著《历朝文学史》,分五部分:文字原始第一、志经第二、叙史第三、叙子第四、叙集第五。名为“文学”,实大体等同于所谓“国学”)。而后来的四部之学为了要证明中国也有自己的分类,就套书籍门类而分为经、史、子、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摹仿。关键是这经、史、子、集四部和外来的各学科一样,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学问。所以他们那时的思想、心态,跟讲西式学科的人是很接近的。

 

我们想想,为什么读经或者经学在民初的教育体系里一开始就被取消?后来偶有恢复,长期仍处于一种半取消的状态。那就是因为它以前地位太高,它具有指导一切的显赫地位,才首当其冲,被视为一个弃旧迎新的必须步骤。认识到经学曾经的地位,并从这一视角去看学问门类和学科定位,而不是把今天既存的学科分类作为一个众皆认可的前提,就可以从经学地位本身的转变看到既存学问的步步退后。不论我们从新式学科系统还是所谓四部之学的系统来看,接受了“经学”这一学科名号,接受了它的分类,成为与他学平等的一个学科,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权势转移,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权势转移。

 

今天我讲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及其这个过程背后隐伏的一些东西。尽管在输入西方的学科体系方面可能我们更主动,却也不是我们简单地就接受了,还是经过斗争的。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词汇叫“学战”,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文化竞争的意思。我们现在在座的年轻人可能真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一些刊物连“学战”这个词都不敢用。我曾写了一篇讲近代中西文化竞争的文章给《历史研究》,前面就有“学战”两个字。编辑说,“学战”这两个字可不可以去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怕万一文章因此被审掉了。他们那时做事万分谨慎,怕我这个文章因有“学战”字样而发表不了。故为了保护我的文章,把“学战”这个词给去掉了。但“学战”其实是清末不少人使用的词,表出一个从外国进来又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清楚意识。我们后来接受现在这个学科的划分,其实是经过学战的。但是没战胜,输了。

 

用王国维进入民国之后一个很简明的话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就是道只有一个,也就是我们经典反映的内容,因为道虽然出自天,其载体就是经典。但是“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就大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我刚才说的,道原来是适应于整个天下、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是只针对一个特定空间的特定人群的。但是道出于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空间化的、区域性的范畴,就跟“中学”一样,那这个学问就非常的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道出于二”放在题目最前面的原因。

 

在中西学战的过程中,道成了一个空间化的范畴,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成了一个时间化的范畴——有种说法我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重复,就是说我们的时代变了,所以要改革;我们的时代变了,所以要有新的学术。这是延续清末民初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观念,就是说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我们中国要变,政治要变,学问也要变,整个社会都要变。陈寅恪说了,可以用观空的方法来观时。外国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过去就是外国》,原来是一个剧本里的话。过去成了外国,就是用观时的方法来观空。按照近代人的说法推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即时代不一样就要不一样的道,那也是对道的普遍分享或普遍指引性的一个极大冲击。所以道出于二不仅仅是空间的,它也反映在时间上。而道的时间化跟道的空间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变化。

 

以前的说法是“道不远人”,道一旦远了人,其实就不能行了。至少从宋代起,就有很多人在讨论道已经远人了,因为连读书人中都有很多人不知道,更别说劳动人民了。过去说“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故君子之道鲜”。就是说“日用而不知”是不好的,最好是既要知也要让所有人都日用。

 

原来我们经典承载的道,是为万世开太平,那就不能是一个时代的;它是指引全人类(也就是天下)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地方的。可是现在又有空间的思路、又有时代的思路之后,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可以普照一切的、像原来的歌里唱的“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这么一个道呢?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和大家都可以分享的,包括读书人和普通人、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人都分享的理念呢?

 

我要特别说明,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或去搞什么有中国特色的道,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非常赞同刚才黄光国老师再三说的,要尽量吸纳西方文明的精华,以及任何文明的精华。但道出于二之后,我们就必须面对道、经典以及经学要怎样存在、会怎样转变这个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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