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传统就像空气,只有在它遭到毁弃之后,才会感受到它的报复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7-04 1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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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就像空气,只有在它遭到毁弃之后,才会感受到它的报复

作者:刘东(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廿七日甲申

           耶稣2016年7月1日


 

传统的毁弃与残存

 

问:您曾说传统就像空气,只有在它被污染之后,我们才会觉得它重要,只有在它遭到毁弃之后,我们才会感受到它的报复。您所谓的报复指什么?

 

答:最起码的,老太太倒在地上了,总得抢上去扶一把吧?可你真要这样做,社会就得有个潜在的传统。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见老人跌倒而不扶,对于孟子那个时代的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长期的教化,这已变成人们的习惯甚至本能了,也不会有人怀疑你说,没你的事儿干嘛要扶?现在却不一样了,第一个不扶老人的案例发生后,你确实会感到惊讶,因为你发现传统变稀薄了,后来你干脆又发现,大家普遍都不敢扶老人了,也都见惯不怪了,这就说明传统干脆消失或衰微了。

 

再举个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前任校长曾经提议,让清华国学院也办个少年班,我们就不敢接下这任务。那还不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没法提供支持了?所谓少年班,无非是要招收超常的孩子,而这事又全由主考老师说了算,这样一来,你此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第一,那得有多少家长找到你,要你看看他们的孩子怎样?那你自己还做不做学问?第二,在国学方面超常的孩子,在其他方面又难免偏科,比如不大喜欢奥数等等,甚至有可能愤世嫉俗,所以只要想来挑毛病,就总能找到他们的麻烦。再说,哪怕你挑选得再对,也要很多年后才能验证,可网友们能管那么多吗?比如,钱钟书当年考清华,外语得了100分,数学得了15分,按规则是不该招的,而清华偏偏就招了他,后来虽说仍有偏颇,也总算成了一代宗师。可是,现在要招这样的学生,正由于传统已经太稀薄了,总是不吝以坏心度人,那就不会被传为美谈了,只会来被猜忌甚至“人肉”。所以你看,一旦丧失了基本的传统,那就像是失去了空气,做什么事都困难了,就连喘口气都困难了。

 

当然,如果再往积极面来看,传统一方面确实被毁了,可另一方面还仍然残存,而这又是我们的基础与转机。实际上,对于能不能扶老人,人们之所以感到纠结,就是因为现在的沉重现实,跟他们的道德情感在打架,而这种情感正好来自传统。再者说,要是传统全都荡然无存了,那么打个比方,双十一购物节,也就不可能被发展出来了,失去了基本的信用支撑。简单地说,是世俗儒家的小传统,还没有被彻底葬送,这才能支撑起电商的发展;只可惜,精英儒家的大传统,却已被毁弃得太厉害了,正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方面,如果精英的儒家还在,那还是不能赞成这种单向度的现代化,它把消费主义看成唯一目的,而这同传统的“义利之辩”正相反。另一方面,作为底层的社会心理,世俗的儒家毕竟还残存着,它克勤克俭、隐忍平和、重视教育、讲求信用、看重血缘,尊敬权威。所有这些文化心理要素,都被人们视作了理所当然,其实也包括那些否定传统文化的人,却不知那正是他们的文化前理解,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特性,才支撑了对于现代化的移植,才构成了当代生活的隐秘地基。

 

当然,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就不能只看一时的经济指标,更要从历史的隐秘处看到,就文明发展的后劲来说,文化大传统的基本毁弃,还是使我们的民族损失惨重。人们往往误以为,儒家是服从政治维权的,但其实只有世俗儒家,才会倾向于盲从权威,而精英儒家则并不盲从,在历史上从来就如此,任何一位儒生只要把学理读进去了,他就会更加服从道义的召唤,哪怕为此而舍生取义。而到了近现代的历史中,我们就不去说陈寅恪、梁漱溟了,他们的大无畏姿态,构成了上世纪下半叶的最强音。就是最反对本土传统的鲁迅,他临死前提出的那几类人,什么“拼命硬干的人”,什么“为民请命的人”,什么“舍身求法的人”,如果拿到历史上去对照一下,难道不都是最纯正的儒者吗?

 

最近跟两位先生对接

 

问:传统文化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能够回应当代社会的尖锐问题?

 

答:一方面,不能笼统地否定固有的传统,因为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比如我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它由于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范导,而具有“无宗教而有道德”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不能笼统地主张向西方学习,因为寻常所讲的西方文化,由于地理上的偶然原因,其实是由“两希文化”杂凑而成的。在这中间,如果希腊文化是重视现世、多元、科学、民主,那么,希伯来文化就在注重绝对超越的一神教,两者在历史上就未能融合好,到了当代更像油、水一般地分离开来。四百多年以前,利玛窦来中国传播西方的基督教,可他采取的策略却是,也同时把西方的科学给带进来,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我们有了如此发达的科学,都还在相信这些讲不通的东西,难道你们还不愿相信它吗?然而,中国的上层士夫的心灵,却是受过先秦理性主义清洗的,在头脑中都预装了孔子的教诲——“未知生,焉知死”,和“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弄到最后,他们还是自行从西方文化里,总结出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而那却都是来自希腊的东西。

 

问:但是佛教在中国生根了,这是为什么?

 

答:一方面,前边的话已经意味着,在“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严格讲只有“亚伯拉罕宗教”,也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此,你也许就应当转念想到,佛教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教义,特别是,释迦牟尼本人的理论,而不是后来的世俗化,只应被视作一种理论或学说。另一方面,由于经过了太长时间的消化,这种教义也就越来越中国化了,更像是依附在中国文化上的、被特别设计出来的补充。试想,中国人原本是那么入世,那么,即使偶然去一趟山林中的寺庙,也算是“平生难得半日闲”,而且即使去往了那里,也并不是为了出世的目的,反而是为了增加世俗的幸福。佛学本是主张“四大皆空”、“六根清净”、“六亲不认”的,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去那里却怀着现世的欲望,尤其是为了能香烟后代、多子多福。所以,佛教在中国已大大变味了,成了现世主义的一种寄托,也支撑着民间社会的信念。

 

另外,回到你先前的问题,正因为是在主张现世主义,而又能“无宗教而有道德”,所以你屈指算算,从轴心时代走来的这几大文明,有哪个是能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而又能同科学和民主无缝接轨的?恐怕也只有沿着先秦理性主义走来的中国文明了吧?所以在我看来,而且我也是多次强调过,在这种“中国与希腊”的文化亲和性中,潜藏着极为重大的未来前景,只可惜人们往往一叶障目,短时间内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文明的“无宗教而有道德”,跟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就是美德”,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亲和性。实际上,人类的道德之心,原是在从猿到人的演化中,随着环境变迁而自然生成的,而研究这种道德的伦理学,原本也只是人间的、现实的学问。如果要调节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只需这两人经过反思和论辩,便可以找到共通的结论。比如,当孔子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那完全是顺着道德直觉脱口而出的,根本不必引用什么天条或戒律,却又属于颠扑不破的、千古不磨的断论。而且,从这样的“道德金律”出发,也根本不必再预设一个超越者,让他在天上死死地盯着,为此还要先把我们预设为“罪人”。慢说这种想象中的天神,原本就属于莫须有的东西,即使姑且设定它的存在,那么按照儒家的道德学说,要是只有被别人盯紧了,才愿被动地去做道德的事,这本身就已经很不道德了。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不能采取太过功利的态度,尤其是不能拿它当作“维稳”的统治工具,否则就实在是焚琴煮鹤、买椟还珠了。那样的做法,一定会把国学也给“玩坏”的,而现在就很有这样的苗头了。必须从更高的层次看到,儒学真正能向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独到的人生解决方案,而且,即使把它拿到世界范围去,跟那些被当作天条的信仰相比,儒学的方案也仍有充分的理由,甚至也仍有它独特的优长。

 

重建全社会的道德

 

问:在儒家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答:当然话又说回来,再从现实的关切出发,如果能够按照儒家的理念去生活,让观察的角度更加立体化,整个社会也自会安定得多,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会融洽得多。而现在,由于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就只想用科技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生态恶化本是技术发展所致,你又想用另一种技术来纠正它,没想到新的技术准会带来新的问题,到头来就只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再把污染源头转嫁到别国去。这怎么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大家怎么就没想到,还可以通过转变人生的态度,提倡幡然悔悟的生活方式,来更加彻底地、也是更合道德地解决问题呢?你看在现代化的运动之前,正因为工具合理性还没有恶行膨胀,还没脱离价值合理性的制约,虽说几千年来都在留恋现世,可老祖宗也并没把生态给弄坏,他们身上有很多传统的美德,比如亲民爱物,物吾与也,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连一张写有文字的字纸,都要以诚敬之心来尊重爱惜,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去炸鱼、电鱼、竭泽而渔呢?

 

当务之急是,如果要价值方面返本开新,去重建全社会的道德生活,那么现在的教育就必须改进。比如,正像你刚才向我提问的,都已弄得连老太太都不敢扶了,那就说明现有的道德教育“出大事”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反思现在这种空洞的政治课呢?你把它充实扩展成为公民道德课,行不行呢?真正的要害问题在于,你如果只引导学生们去想,他们都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从天性中就只会追求物质利益,那么等他们进入社会以后,能不发扬这种“恶的本性”,能不利欲熏心、蝇营狗苟吗?为什么不去教教传统的“义利之辨”呢?为什么不让他们记住,正所谓“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即使在这个现代社会,也需要“先明道义、后讲功利”呢?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记住,正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以即使有那样的物质条件,如果过分地放纵物欲和消费生态,也仍然属于一种道德缺失呢?事实上,只有总是由这代人去告诉下代人,做人就应当父慈子孝、泛爱众生,这个社会才能保持基本的祥和,而人们才能过得上善好的生活。一旦有意无意地去宣扬,人生不过是物质上的“块肉”,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么,不要说由他们所组成的社会了,就是原应由世代来共享的大自然,也会被他们弄得山河变色,暗无天日,难以为继。

 

家庭作为一种文化

 

问:中国的文化脉络,是否已经发生了断裂,您怎么评估这种情况?

 

答:这种文化现象,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断裂情况。比如,从最小的社会细胞说起,尽管家庭作为社会组织还在,然而家庭作为一种文化细胞,实际上已经基本断裂了。这一点对于儒学特别致命,因为儒家文化正是建基于家庭之上的,它要求孩子在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中,通过操演而逐渐习得社会情感,再把它扩张到更大的社会组织中去,也就是说,儒学不光要求去“修身”、“齐家”,还更要去“治国、平天下”。而现在,由于种种的不合理原因,这种家庭文化早已经断裂了。比如,长期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就在无形中带来了巨大挑战。古代人原是很讲究“孝悌”的,可现在谁都没有兄弟姐妹,那还怎么来操演这种德行呢?

 

进一步说,还不光是在同代人之间,儒学要强调“兄友弟恭”,并把这种情感推向社会,而且在代际之间,儒学又强调“父慈子孝”,并也把这种情感推向社会。不消说,在后边的这一种关系中,儒学还特别强调“子孝”的一面,这曾经引起过不理解的喊叫,特别在参照了西方的“原子化”以后。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实际上,全力去呵护自己的下一代,是连动物都具有的天性,这才不必去特别予以强调,文化性正是要提升动物性的。你看现在这些“小皇帝”,长那么大了还在“啃老”,而他们的父母还心甘情愿。这当然也表现出了人性的侧面,然而,这却病不属于正常的文化。正常的文化总要有道德约束,而道德又总要跟自然趋向相逆,总要反过来强调牺牲精神,总要对人们进行后天的教化。也只有这个,整个社会才有交互的作用,在代际之间才具有公平性。无论如何,要是以过去的眼光来看“啃老”现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太无天良、太不孝顺了。父母为孩儿操劳了大半生,所以等到儿女成年之后,那正是他们应当“反哺”的时候,而现在把这些全都弄颠倒了!

 

问:年轻人啃老,也是被逼出来的吧?比如刚工作没几年,就要买房子,一般人哪拿得出那么多钱来?

 

答:这问题应当反过来看。常能看到这样的房产广告——“丈母娘同意了”,因此也就常有人这样说,是中国的“丈母娘推高了房价”。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丈母娘,没这么暗中帮助房地产商呢?那当然是因为,人家总还有相对正常的文化。当今中国的怪现状却是,既然家庭不再是一种文化了,人们就只具有原始的天性了,而只要顺着这种原始天性走,哪怕只是受命于体内的催产素,老的就更倾向于要呵护小的,而不是由小的来供养老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丈母娘为了呵护自己的女儿,就会对房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而且她们也同时就料定了,公婆为了呵护自己的儿子,也会心甘情愿地让他去“啃老”,而不忍心看他去“打光棍”。更重要的是,开发商也早已料定了,会有那些省吃俭用的爹娘,甘愿为自己的孩子掏腰包,哪怕是掏出养老保命的钱,不然他们怎敢如此地抬高房价。要是在一种正常的国度,就算哪个资本家再贪婪、再心狠,也不敢把房价这样去抬高,甚至能达到年均收入的几十倍、上百倍,除非这个开发商自己想跳楼!

 

应当看到,所有这一切“目睹之怪现状”,都是以牺牲老一代为代价的。如果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就能看到相当强烈的反差,并由此看出国内的不正常。比如到唐人街去吃饭时,你会发现相邻的大圆桌旁,主要地都是乐呵呵的老年人,他们现在已经告老退休,也不再背负房贷的压力了,所以比起他们的孩子来,生活压力算是基本消失了,可以从容地享受最后的时光。可是,一旦回到中国的饭馆里,邻桌食客就几乎全是年轻人,他们才是餐饮业的主要顾客。那么,一边既要求父母去节衣缩食,牺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另一边却仍不忘去享受美食,个个都还这么心安理得,这能算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吗?

 

教育更是斯文扫地

 

问:现在除了家庭文化之外,还有哪些方面的传统也断掉了?

 

答:孩子们一旦走出家庭,随即也就要步入学堂了,不妨再接着谈谈教育机构。实际上,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也同样是被相当地毁弃了,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式微了。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正因为这个社会要延续下去,就需要有所损益、需要自我更新,所以它所建立的教育机构,反要跟它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再跟它展开对话,并向它输入秉持理念的社会成员。这样的传统在中国,至少从孔子的“学在民间”开始,就已经历经艰难地建立起来了。也只有这样,当受教育者再从这里走上社会时,他们在内心中秉有的理念,才会跟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产生出或多或少的距离,这才算是给社会带去了新鲜血液,足以矫正得社会去向理念靠拢。无论如何,现实的实践是有条件限制的,历史长河也是会“打个弯”的,就是理念本身是不会出错的。正因为这样,就应当时刻都不要忘记,必须用理念来修正历史和现实,哪怕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你自己的心念也不要因此而泯灭。

 

可惜的是,现在的情况却刚好相反。首先,最让“斯文扫地”的是,教育者本身就被无情地修理了。学校里,经常会有新的办法出台,憋足了劲想要管理教书的人。本来,仅仅由官方而不是由民间,来设立主要的学术研究基金,这本身就很容易带来弊病。而现在的主事者还不知收敛,在这基础上制定了“奖上加奖”的制度,就更增加了这方面的荒谬性。按道理,要是有些人不怕麻烦,去申请了这样的研究资助,并且获得了额外的支持,那么,就应在此后的职称评定中,以一种“减分”的原则予以考虑,因为他们毕竟需要额外的花费,增加了纳税人的财政负担,这就不如那些没有申请项目,而默默无闻地进行学术研究,也同样得出了相等成果的人。可是,现行政策却出于“控制”的目的,不仅没有实行这样的“减分”的原则,反而倒过来施行了“加分”原则,对于没有去申请这类基金的人,反而样样都给与另眼相看,这如何能鼓励独立自主的学风,如何能让学者去“十年磨一剑”,如何能鼓励他们真心热爱学术?也正因为这样,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都中断了。要是搁在过去,哪个稍有点自尊的读书人,会像现在这些教授那样,既没有思想、也不打算思想,却又急于写作、以量取胜,巴望着上面能分给一点可怜的余唾?

 

与此相应,学生那边的问题就更大了。他们原本就没经过八十年代,连对于思想解放的残存记忆都没有,如今再去听命于僵硬的指挥棒,就显得比老师还要“老成”,所以不再是“社会化不足”了,反而显得是“过度社会化”了。由此导致,只要老师的授课稍微难一点,或者老师要求得稍微严一点,他们就油滑得宁可不选,哪怕也照样钻到教室里蹭课,反正哪里还混不到几个学分?这样的学生,简直都等不到再走上社会,就已经变成“社会油子”了,哪还能指望他们到毕业以后,再去跟社会进行协商磨合,由此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当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在修理了他们以后,他们又反过来修理了社会,或者报复了社会,让它不再有可指望的前途了。

 

“学在民间”的重要性

 

问:如想续接已断的文脉,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

 

答:如果单就教育方面而言,我想当今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私立大学一直都没有搞起来。只要是缺少了这一个变量,大学就有可能总是这个样子,甚至还有可能会越来越糟糕。在名义上,政府当然应当代表“公益”,可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它往往又是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所以只要弄得不好,特别是,只要是缺乏民意的监督和渗入,它就会更考虑片面的自利,就更要考虑自身的一时稳定,而顾不上民族文化的后劲,更不管什么看不清的未来。可是,一旦出现了像样的私立大学,情况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了,因为教育的要素开始变得多元了。也就是说,一旦私立大学挑起竞争了,即使是公立大学,也就不敢再办得像个衙门了。大洋对岸的情况就是如此,你看加州伯克利虽属于州立大学,但由于它的背景是常春藤大学,而常春藤大学都是私立的,就使得在美国即使是公立大学,也照样能办得有声有色。当然你如果到两边去讲学,还是会发现很多微妙的区别。

 

另一方面,即使只就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也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谈。我最近重新推出了一本书,并为它写作了长篇的导言,那就是《西南联大国文课》。我在那里边明确地提出,面对西南联大留下的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还在于,尽管如果就办学的条件而言,它大概除了“自由”二字之外,在任何条件上都远不及今天,然而,单只这一个关键性的强项,就仍使这所学校的成材率,大大地优越于当今的学校,包括后来又由它拆成的清华和北大。在我看来,这也就决定性地回答了所谓“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细心辨察的,就是绝不要沿着全盘西化论,一旦说到西南联大享有过的自由,马上就把它归宗给外来的自由主义,误以为那准是当年的唯一资源。应当更全面地看,发现支撑着联大的精神资源,更是来自中西之间的会通、交融与增效。刚才已经说过,其实精英儒家从来都不曾盲从,倒是很强调个人的人格和风骨。也正因为这样,一旦陈寅恪、梁漱溟等人了解到西方的自由观念,他们才会以“正中下怀”的态度接受它,从而才会在上世纪下半叶,以孤独的甚至是绝望的反抗,唱出了中国读书人的最强音。而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文》中,冯友兰也引用了《礼记》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说明“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这也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

 

怎么看“文化主体性”

 

问:包括您在内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所谓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什么?

 

答:如果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谈,那么这个“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就应是“文化传统”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是对于“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正由于本土历史的应有连续性,被来自西方的剧烈冲击给阻断了,而原有的那个文化共同体,也在外来的碾轧下失序了,这才使得人们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受到“传统丧失”的报复。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上这一次的国学热,还真不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倒是老人们听“百家讲坛”听出来的,属于“礼失求诸野”式的自我修复。在我看来,这一点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紧要关头,再一次胜于雄辩地证明了,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而言,正因为他们是没有宗教概念的,所以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乃至于它的那种言说方式,都不光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

 

另一方面,如果再放宽眼界来看,特别是从跨文化视野来看,这种“文化主体性”的说法,更属于一种具有全球性的说法,正好应对着当今的全球化潮流,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特有的事。正因为这样,如果有人还在迷惑不解地问,既然这个文化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它的什么主体性?那么,这种说法就太缺乏历史感了,也太过静态和消极了。这就好像是在说,既然历史已然犯下了错误,就根本不必去幡然改正了。可事实上,民族意识一旦被压弯了,就像伯林的那个比方一样,是会像树枝一样奋起反弹的。这同样是个全球化的现象,正如罗兰·罗伯逊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存心怀旧兴起的首要根源。更具体地说,正是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迅猛加速的全球化这一起飞时期,目睹了发明传统这种强烈欲望的盛行。”正因此,就需要引进更加积极的概念,那正是我的一本近作的标题——“再造传统”。当然,应当平衡地意识到,这里所谓的文化“再造”,是指向“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必须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必须跟世界潮流沟通与叠合;另一方面,它仍要继承中国文化的辉煌,也仍然要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表现为传统的激活和历史的延续。

 

最后要说的是,其实“主体性”正是同“主动性”相连,所以,但凡想要否定“文化主体性”的人,也就肯定看不到“历史主动性”了。过去很多年,我们就是吃这种片面认识的亏,总以为只有彻底地砸碎旧世界,才能真正地创造出新世界,却没想到一旦历史被割断了,人们道德水准就都掉回丛林了,到头来就只能“播下龙种,生出跳蚤”。可就算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这般执迷不悟?那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也有一种连续性,如果不是跟激进的革命话语的连续,那至少也是跟舶来的西学话语的连续。而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早就提醒过的,如果有人只读了一本《自由论》,就觉得这已经包含了全部的道理,那么,这就跟当年只读了一本《资本论》,就走出书房去进行社会批判,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样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浅尝辄止,根本不想再去把书读完,人们面对当代中国的问题,才会提出两种解决背反的方案,要么把这种乱局归罪于传统,要么把它归罪于传统的丧失,从而要么想去呵护、弘扬和再造传统,要么则要继续去毁坏早已残损的传统。

 

说来说去,全部问题还是出在思想和教育上。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还照这个样子来办教育,还在维护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就会把这种正在困惑着当代人的争论,再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去,让他们终究也要面对这样的争论,既悲观又不负责任地说——“我看中国人的苦还没吃够”!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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