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制国祭,期成大典(王达三)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0-03-3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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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三

作者简介:王达三,男,西历一九七四年生,山东高唐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独立学者,现居北京。西历二〇〇四年与陈明等人创办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曾任总版主;西历二〇〇六年起,创办并主持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网站。西历二〇〇六年九月份起草并连署海内外五十四位学者发布《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西历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份起草并连署十名青年博士生发布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西历二〇〇九年四月份起草并连署五十多个儒家组织发布《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均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〇九年)

 
一、祭祀很重要
 
 
    礼是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因而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别于禽兽的关键 。是故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礼,无以立”,而《诗》则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所以,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人类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离不开礼。
 
    古人重视礼,认为礼是天地之序、人道之极、治国之要,起着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助教化的作用,因而百代一贯,万世同法,千古不易。 而礼,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特质,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所在 ,是以中国文化也被称为是礼乐文化 ,古代中国也被誉称为是“礼仪之邦” 。
 
    古礼名目繁多,体系庞大,《中庸》上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其中,祭礼尤为重要,所以《礼记》上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上也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衰微,祭祀活动也一度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销声匿迹,祭礼则因无人谙熟而几成千古绝响。如今,中国文化又呈现出复苏的良好态势,相应的,祭祀又重新进入国人的视线和生活。
 
    但是,因为去古已远,国人对祭祀不但已经很陌生,而且还有了相当的隔膜与疏离,所以难免会围绕祭祀问题产生一些意见分歧,特别是围绕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重大活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些活动往往被主办方宣传为是“国祭”,而何为国祭、如何国祭、国祭何人以及该否国祭等问题,正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在此,笔者想借清明时节国人扫墓祭祖的机会,简单谈些自己对祭祀特别是国祭问题的理解,并慎重地提出一个建议以供观者来讨论:创制国祭以为国家大典。
 
 
二、什么是国祭
 
 
    古代的祭祀,按照祭祀参与人员参加祭祀活动时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私祭和公祭两种。
 
    私祭多为个人性、家庭性或家(宗)族性的祭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不一,时间不定。季札挂剑徐君坟茔之树,即是一种个人性祭祀 ;陆游诗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祭”,即是一种家庭性祭祀;遍布全国各地的祠堂,则是家(宗)族性祭祀活动的场所。清明节祭祖扫墓也是一种私祭活动,但却是一个流行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俗习惯 ,所以东坡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公祭则是一种公共行为,又可分为民间层面的公祭和官方层面的公祭两种,祭祀的对象、形式、规模、时间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当官方层面的公祭不是由地方官员或部门官员所主办,而是由国家层面来主办时,这种祭祀就上升为一种国家大典,古人称为“国祀” ,今人谓之“国祭”,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一种。
 
    国祭的最大特点,是由君王亲自临祭,至少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比如:《礼记》上所说的“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就必须有天子或诸侯临祭;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路过曲阜,召集地方官员公祭孔子,首次把祭孔大典上升为国祭;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人代为公祭黄帝陵,也是一种国祭。
 
    事实上,任何国家大典都离不开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参与——怎么能设想新中国开国大典毛主席缺席,或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而当选总统不参加呢?依此而言,目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国家级”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都还算不得国祭,最多只能是一种“官祭”而已!
 
 
三、今天的国祭
 
 
    “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 历代王朝的礼仪既能陈陈相因,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因革损益之道。
 
    因此,今天的国祭大可不必完全效法古人,而是可以在内容、形式、规模、时间等方面有所创新与变化。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古制而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是国祭,总应有中国的的气派和气质,因此有两点内容不可或缺:
 
    其一,国祭应该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参与。或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人亦可)亲自参加,或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另外变通的形式,是他们以私人身份参加。还有一种可取的形式,是以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的名义致祭。
 
    其二,国祭是中国的国祭,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国祭,因而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比如三跪九叩、钟鼓齐鸣、礼乐合一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所谓国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而不是中国人来搞祭祀。
 
    上述两点,或有相关事例,或已初露端倪:
 
    于前者,193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就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黄帝陵;2005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参加公祭孔子;200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参加公祭黄帝陵。
 
    于后者,连战回乡祭祖只因年迈体弱才被免除三跪九叩之礼,而宋楚瑜回乡祭祖则不折不扣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目前台湾官员公祭孔子时仍有许多人穿长袍马褂,而归国祭黄帝陵的许多华人则特意选穿汉服或唐装;2006年陕西省长陈德铭身穿传统绸缎服装宣读祭黄帝陵文。
 
    上述事例或端倪,虽然不足为国祭,但离国祭已经仅是一步之遥,也说明古礼国服还是有很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因而融入到国祭之中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国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则或专家议之,或有司存之。
 
 
四、国祭什么人
 
 
    国祭是一种国家大典,因此祭祀的对象选择,需要慎之又慎。正如《国语》上所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
 
    《国语》同时还提出五类人可以列入“国祭”对象: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
    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国语》提出的这些,遗漏了天地日月、名山大川等传统的重要祭祀对象。而且,按照韦昭的注解,他们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王或贤相。如果曲通一下的话,这五种国祭对象可以说成是:制礼作乐垂法万世的圣人、勤于国事鞠躬尽瘁的君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贤臣、抗御灾害保民平安的国士、抵御外患保家卫国的英雄。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往圣先贤璨若群星、英雄烈士层出不穷,即使按照《国语》的标准严格筛选祭祀对象,国祭也会遍地开花而且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在今天国祭尚未定型、经验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各地最好不要抢国祭、出风头,而是应首先恢复或完善如下几个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
 
    其一,祭祀天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之本也。 天父地母,天生地成,天地乃人之所由出 ,自古以来即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祭祀天地则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礼。是以应在立春时节于北京天坛举办祭天大典,以示天人合一,以祈世界和平,并以日月配享昊天;立秋时节在北京地坛举办祭地大典,以祝风调雨顺,以祷国泰民安,并以名山大川配享大地。
 
    其二,祭祀黄帝。“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初祖,慎终追远祭祀黄帝不但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可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以在清明节公祭黄帝,完善在陕西举办的公祭黄帝陵大典,并以炎帝、尧帝、舜帝、禹帝、汤王、文王、武王、周公等八人配享黄帝。
 
    其三,祭祀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被称为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祭祀孔子是历代读书人的盛典,也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连续一贯。 是以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 ,法定师生放假一天,继续完善在山东举办的祭孔大典,并以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阳明子等历代儒家圣贤配享孔子。
 
    其四,祭祀英烈。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先烈为了谋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功勋。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秀传统,开创美好未来,自当缅怀先烈丰功伟绩。是以应在北京创建“英烈祠”,并选定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比如8月15日或10月1日,来公祭先烈。
 
    四大国祭,可每年一小祭,三年一中祭,五年一大祭。此外,前三者当尽量依古礼,而后者则可多参照些现代祭礼。
 
 
五、是否该国祭
 
 
    目前,举办不是国祭的“国祭”,就已经受到很大的非议:比如,中断已久无须恢复,恢复国祭必然复古,甚至是有人说这是违宪 。窃以为,中断可以恢复,没有可以创制,宪法可以修改,举办国祭创制大典乃情理所至、大势所趋。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礼仪系统崩坏殆尽,而新的礼仪体系又未开出,即使有些也是一味照搬西洋,以至于中国从“礼仪之邦”一变而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礼仪体系和礼仪特色的国家。这不但与中国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世界地位大相背谬,而且还因为礼仪的缺失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和谐的现象,甚至给外国人以中国人“不文明”的印象。
 
    如果说,古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礼仪尚有少量残存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性的礼仪则几乎全盘西洋化。外事场合下中国官员无一不西装革履、握手拥抱,使西洋使团来华根本不存在什么“入乡随俗,入境问禁”的问题。重要的大会、就职、庆典等国家大典更是毫无建树和民族特色。然而,恰恰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国家仪式和国家大典,发挥着强化国民历史记忆、促进国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 而这,正是谋取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崛起的中国的重要诉求。
 
    无论如何,中国都到了重建国家仪式、创制国家大典的时候了。而如果要做,则请从国祭开始!当然,作为国祭,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亲身参加的。但是,既然是国祭,就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情。关注和支持国祭,同样也可带来一定的参与感。更为主要的是,益渐恢复起来的个人性、私人性、家(宗)族性私祭以及民间性公祭导致个人参与祭祀的空间越来越大 ,而清明节就是这样一个国人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共同节日。
 
当然,在一个流动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返回家乡祭祖扫墓。但是,礼主敬、祭先心 ,远在他乡,心香一瓣,遥祭祖先,虽不与祭,亦是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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