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庙军】“西伯阴行善”辨疑

阅读数:925发表时间:2017-12-29


 “西伯阴行善”辨疑

作者:吕庙军(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十二日庚寅

         耶稣2017年12月29日

 


西伯姬昌,又称周文王(以下简称“文王”),曾受商封为西伯。作为周朝奠基者,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史记》中有不少关于周文王“阴”、“阴谋”的记载,似乎证明文王是一个“阴谋家”,“阳奉阴违”玩弄权术。这与孔子对文王之德的评价大相径庭,有必要予以辨析。

 

“西伯阴行善”所见文献记载

 

先秦文献不见“西伯阴行善”之说,而多是对文王之德的颂扬与追述。较早对文王之德的宣扬,当属周公,见于《尚书》周初八诰以及《诗经》之《雅》《颂》等早期文献。“在昔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尚书·君奭》)、“於乎丕显,文王之德之纯”(《诗经·维天之命》)等名句广为流传。文王之德最初不仅包含文治,也包含武功。后来儒者有意强调其美德、美政的文治方面,对其武功史实隐而不彰。

 

春秋时期,孔子盛赞文王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并以文王精神、德业自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在儒家典籍中,文王不仅是恪守君臣之义的典范,也被视作仁德的理想君王。《国语·楚语上》引《周书》: “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勤政惠民之德行类似记载同样见于《史记·周本纪》等。除传世典籍大量记载文王之德外,出土文献中也有不少。上博简《孔子诗论》评述《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吾美之。”

 

汉代尊崇儒术,对文王之德亦多赞赏。《史记》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殷本纪》亦云:“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殷本纪》《周本纪》两用“阴”字,意味深长。《齐太公世家》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此处更出现“阴谋修德”之说。司马迁有关文王“阴行善”、“阴谋修德”说为后来不少学者诟议,文王之德也遭到怀疑甚至批判。东汉蔡邕《琴操》云:“文王备修道德,百姓亲附。”此处用“备修道德”是对司马迁“阴修德行”的矫正,其中含义颇值玩索。

 

对“西伯阴行善”的质疑

 

先秦时期直到两汉,学者对文王之德赞美有加。迄至唐代,刘知几认为,孔子盛赞文王“至德”,与历史事实不符。南宋思想家叶适,始对司马迁有关周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记载提出批评。在叶适看来,德与阴谋两者俨然对立,司马迁的论述自相矛盾,不可谓知德。

 

明代学者对《史记》“西伯阴行善”的看法要温和得多,其代表是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沈袾宏。他认为文王之德在历史上是可以信据的,指出司马迁用“阴”系用字不当,有对文王讥诬之嫌,并且建议将“阴”改作“弥”。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盖见迁史说文、武志在倾商,累年伺间,虚言成实,遂发此谬谈耳。”梁氏《史记志疑·齐世家》认为:“又引说斋唐氏谓三分有二而犹事商,在众人必以为失时,圣人至诚恻怛出于自然,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阴谋倾商,特战国变诈之谋,殆非文王之事,迁不能辨其是非,又从而笔之,使后人怀欲得之心者藉为口实,其害岂小哉!”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可以代表唐代以来的观点,并对《史记》记载“西伯阴谋修德行善”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迄至近代,有学者根据《史记》的记载,认为文王行仁义是一种权术,不是真心为民。较有代表的学者是李宗吾。他主要根据《史记》记载对文王之德的传统看法产生逆转,与此前学者有所不同,他是相信《史记》记载西伯“阴”、“阴谋”等说法的。

 

可见,学者对文王之德抱有程度不同的质疑和批评。学者对“西伯阴行善”、“阴修德行善”、“阴谋修德”之“阴”字都做了贬义的理解,认为文王施行仁义就是一种权术,不是真心为民。更有学者直接否定司马迁关于文王之德的历史记载。也有学者试图弥补罅漏,说“西伯阴行善”当为“西伯弥行善”。

 

“西伯阴行善”之我见

 

对于历代学者对“西伯阴行善”的质疑,笔者辨析如下。

 

首先,所谓“西伯阴行善”之“阴”、“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之“阴谋”属于中性词,司马迁在使用“阴谋”时并无贬义色彩。如司马迁对太公、张良、陈平富有谋略表现出一定的赞赏之情。“西伯阴行善”宜理解为西伯暗中推行善政,也即在其统治范围内低调实行善政。而这一政治谋略的转变是在西伯从羑里获释之后。此前西伯采取比较高调、张扬的政治策略,最终导致被囚羑里。文王获释后,汲取了经验教训。司马迁用“西伯阴行善”之“阴”字不仅道破文王政治谋略已转变,而且揭示其政治实力尚难以与殷商抗衡。

 

其次,文王的谋略智慧与“阴谋”、“权术”并不等同。文王践行善政、提倡修德行善并不意味着放弃策略智慧。文王在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设想空谈仁义道德,弃政治策略于不顾,坐以待毙,这绝非政治家之作为。《殷本纪》《齐太公世家》载西伯“阴修德行善”、“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等史事均发生在西伯从羑里获释后。鉴于商的强大及其戒备心理,文王图谋灭商的方略不得不转移到一种秘密状态。这既是文王回避商之锋芒,也属自保之策。文王因时变革,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与商的斗争策略。文王作为政治家的谋略智慧与“权术”、“阴谋”自不可相提并论,《史记》记载亦无可厚非。

 

有学者指出,西周政治从其远古时代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温和内敛的风格,尤其如文、武二王,非常符合这一点。笔者赞同这种说法。文王以善立德,以德赢民心。“西伯阴行善”,文王之“行善”,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采用“阴”之策略,是以文王为首的周初统治者务实政治的体现。这一方面是文王之德,另一方面也是王霸之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14BZS09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