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载而言,气是一个象概念或功能概念,而非实体概念,其核心关切,为“万物是怎样”,而非“万物从哪里来”。他认为,万物总是处于聚散、隐显、幽明的气化流行之中,聚或散、隐或显、幽或明都是暂时的状态(“客形”),且气化流行会通贯于性或天道,故而,性或天道也是流行、变易。于张载,性论或天道观的重构具有立本的意义。
张岱年的张载研究贯穿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以哲学史方法论的演变为线索,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且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针对张岱年对张载的唯气论或唯物论的定位,其后的学界或继承发展,或批判质疑,或另立新说。此种研究进路的多元化格局能够从多个维度展现张载哲学的不同面向,是值得提倡的。
传为子思之作的《中庸》,在朱熹所订第二章和第三十章,两次直呼“仲尼”。这一现象吸引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关注。
张载之性始从天道下贯,终又回归与天道为一。他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性即天道也」及「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即」是等同之义。既等同,又何来「合一」?究其实质,前者是存在论意义的,属天道论,其性是天道之性;后者是境界论意义的,属人道论,其性是形下之性。
梳理关学史时,学界提出了“关学洛学化”这一问题,追问关学在张载之后除李复等“正传”之外,是否还有一支发生了洛学化的转变?淡化学派意识,回归道学初创期的原初语境,或许能更为准确地认识“关学洛学化”问题。
董仲舒是张岱年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80年代都一直关注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从宇宙论和人生论的维度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且站在新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对之做出了独特的评价。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具有坚定的理论立场、明确的哲学史方法论和精湛的文本校勘等基本特征,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