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不但是用来研究具体问题的,看不见的功能更在于塑造史观即世界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显的紧张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非历史性的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
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经常思考“如何推广中华文化”这个问题。如果是非西方的国家,推广中华文化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偏见。但是,西方人对中国有一些偏见,推广中华文化还是很困难的。
这个“基督易传”的诠释工作,虽然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性质,但是毫无疑问,也是儒学新境界的拓展,是儒学神学化的确凿的路标。所以,中国化的基督教应当作为国学新势力,对传统儒释道国学构成丰富、托底和成全。
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欧洲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礼作为传统的连续性是活着的传统,如水流一样,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礼乐精神呢?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是对于传统士大夫政治的继承与转化,其精神正是“礼”之精神。
新民族主义就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在民间语境中,传统文化由“冷灶”变成“热炕”,在学术语境中,国学由冷僻孤绝到显于庙堂,这个过程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是不是真的“热”了?各家有各家的评说。但有个事实显而易见,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活跃于民间的国学,近年来登堂入室,被吸收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国家意志主话语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史上,也许很少有这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在它当时的发生、随后的解释与最终的评价中都充满了热情洋溢的理论争辩,而又是以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日益残酷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的。没有一场以文化性自命的社会运动具有像五四运动那样直接的政治起因与深远的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