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
在朱子涵养工夫“静—→动—→敬”之格局中,静坐被定位为始学工夫。一方面,静坐能有效地伏除杂念、澄明心体、思绎道理、养卫精神,使人养出良好气象,是一种规范性、操作性较强的工夫下手方式。
王阳明的良知是知孝知弟、知是知非(道德判断)、好善恶恶(道德意志)与真诚恻怛(道德情感)三位一体之概念,除此之外,良知还是“造化的精灵”,此“精灵”实则是“精灵之气”,“天”“地”“鬼”“帝”皆是在此“精灵之气”的贯通(屈伸、感应)之中“生成”的,而人之所以拥有“造化的精灵”乃在于天地的灵气在人心这里得到自觉,或者说“天地之心”最终在人这···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可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根本没有位置,史学、子学、文学,还勉强可以在文史哲等学科中体现一二,但是经学的传统中断了。所以我们设立国学学科,很大程度上,是想重振经学,并由此带动整个中国人文学的重建。
荀子说“性朴”,主要是强调此是生而具有的,非后天习得的。生而具有的朴质,里面究竟隐含哪些具体内容?荀子至少看到了知觉之性、智慧之性、欲望之性,也许还有微弱的道德之性。其中,欲望之性中有恶的萌芽,此即“性恶”之性。
象山之心学,可以其三解“艮背”之说为纲,来揭示其义理的具体展开。其一解乃是批判伊川所解“艮背”,实则初步提缀己学之规模;二解乃籍批判程朱欲起说从而全面展开其心体,在本体论上去程朱道体直贯性体而代以直贯心体,否认性体之存在;在欲起说上截断程朱“天理→人性→心感物→情欲”之体系,而代以病在人心之说;在工夫论上以“辨志(义利···
我们经常把自由、民主合在一起说,但其实自由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成分,我批评的更多是民主这个成分。而自由这个成分,我觉得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在这一点上,儒家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说法。
《左传》《国语》所载三则言“八”的易筮例是“遇艮之八”“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和“得泰之八”。“八”为筮数,三则易筮例均属于多爻变动而其不动之爻皆阴的情况,所以自其不动者言之,故言“八”;同时,因为至少有一阴爻不动,所以其动爻之数区间为2-5个爻位。按此,“得泰之八”就有一阴不动、二阴不动、三阴不动共三类七种可能的情况。
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历代的解读,众说纷纭。汉儒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所言与孔子学说之旨区别开来,认为孔子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闻也。清儒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在《易传》,又在平日教学中而不言,所以不可得而闻也。
讨论儒家经典能不能开新的问题,实际是在说儒家能否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应对现代性。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是我们现在研究儒学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什么样的现代性才适合中国的?是欧美人倡导的现代性还是别有可能的多元现代性?因
在当代环境伦理学层面,人类立基于“同类相动”,循序发展出“见端知本、贵微重始”的基本原则,“可节而不可止、当义而出”的主动积极参与原则,再以“类其进退”的方式响应天道秩序,而使整体存在界维持着自然律动,展现各种与天地参的实践生活智慧,并通过种种实践智慧,整体性地以一种天人感应特色之修正后的人类中心思维,指导人与他者(···
就政治社会的功能而言,国学可以凝聚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共识。读个人而言,国学的不少方面可以帮助您安顿下来,有某种归宿感。
学界一直认为水心专主经制事功而无形上学方面的建树,事实上水心在批判思孟、道学一系的道德性命的同时,又完整地复制其功能,建构了自己特点鲜明的形上学体系,其中包括以乾代道的“道”论、独阳无阴的天论、刚习并重的人性论,以及逆觉溯乾、克己复礼的上达与修身兼具的工夫进路。
诚如赤子或婴儿以其潜在的丰沛生机和成长可能而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引“赤子”或“婴儿”以为譬,会因着取譬者价值导向的不同而使譬喻可有如是或如彼的喻义。
在现代语境下,“Natural Slavery”实际是一种政治社会领域的理性分工论:人的理性差异决定人与人必然存在“脑力与体力、管理与被管理”分工和分化。面对所谓“禀赋决定论”甚至“种族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亚氏学说必须充分吸纳“自由开放、机会平等”现代文明观念方能更具解释力和生命力。展望未来,或许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为消灭“社会分工”这种···
学界对董仲舒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对策年多有争议。关于生卒年,经考证可知董仲舒生于高祖六年(前201年),约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关于对策年的材料颇多龃龉,取与史料矛盾最少的一说,系之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与公孙弘同为公羊家代表人物,关系密切,在景帝、武帝时期的诸多学术、政治事件中均有交集,故附公孙弘年表。
水心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君吏民一体、养教治兼备,国家公权力系统和基层民众公私相共、上下一本。然而宋代的现实是国家公权力系统放弃了在养民、教化方面的责任,养民的主体变成了富人,教化的对象集中于科举士子,基层的治民大权则落于吏胥之手,故形成了君民二分、上下相仇的局面。对此水心提出了上下双行、公私并重的重建方案:一是保···
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天人合一”的观念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但不容忽视的是,“天人相分”的反主流理念也始终存在。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作为儒家正统的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命题,而被称为“异端”思想家的王充提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观点。前者明确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后者则体现着“天···
《春秋繁露》中由“同类相动”作为建构其天人感应系统的基本方法、驱动天人感应系统运作的律则,并赋予人参天的能力与责任。
《孝经》主张基于人的尊严、遵循人的天性、顺应人民自生自发的需求等孝治思想,与现代市民社会自治与理性化的思路一致,可以转化为促进行业及社会自治的重要资源。从黑格尔、涂尔干重视从宗教、道德、习俗等传统资源来实现市民社会自我管理这一思路看,儒家孝治天下的治道思想,同样有助于今天中国市民社会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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