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一文明边缘、相对隔绝、一枝独秀的地位,也使得华夏文明得以长期连续,使得中国长期成为文明的输出者。它也许没有环地中海文明那么丰富,但是也有其独特的方面和领先的地方。在与环地中海文明深入交流的今天,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从更广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文明的得失,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不流血的激烈竞争,这才···
202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格式审查,标志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作为一组长达7.8公里的巨大建筑群和城市空间的组合体,北京中轴线是历经700余年发展形成的富有韵律、和谐,具有强烈标志性、仪式性的反映东方文明的都城中心区域。
张载通过诠释思孟“仁者人也”以“人之所谓人”论仁,聚焦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品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显示的是一种以美德论为中心而容纳道德情感与道德法则的规范论伦理学。
文化自信开启了文明自觉,而脱离了经学的中国哲学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国传统“经学”则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网合办的“哲学的殿堂——2021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名家讲座系列”反响热烈。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杨庆中主讲的“《周易》古经对孔子···
历史上对性善论的批评非常丰富,古往今来人们大约从如下七种立场出发,对孟子的性善论展开了批评,即:性无善恶说、性超善恶说、善恶并存说、善恶不齐说、性恶说、善恶不可知说、善恶后天决定说。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其中任何一种人性善恶说辩护,但试图说明性善问题的复杂性。
我这三十多年来的思考,其中一个向度,极力在探索儒家如何挣脱出专制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诞生公民儒学。《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关键字词是:儒家、民主、社会、公民,最重要的动词是「走进」,是:儒家走进了民主社会,必然要开启公民儒学。公民儒学是儒家走进民主社会,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
本论文通过对卢梭的“公意”、康德的“道德律公式”、孔子的“道德法则”和朱子的“天理”进行会通,提出作为儒家道德律的普遍公共利益原则,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即是人类普遍公共利益原则;广义即宇宙普遍公共利益原则。
先生之治学,乃以“逻辑清晰”和“价值证取”为宗旨:前者重在以理性化的论说,彰显中国哲学演变的内在逻辑,勾勒古典智慧的发展线路;后者旨在回归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揭示不同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经梳理、归纳、研判可见,荀子“兼”论涵摄礼、法、术三大思想维度。其一,理政之“兼”角度言之,可名之为兼覆、仁厚之礼政;其二,权衡之“兼”角度言之,可称之为兼别、权衡之法则;其三,宽容之“兼”角度言之,可曰之为兼人、宽容之术治。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日前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中共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人民至上”居突出位置。
朱熹对《论语》“学文”之意的解读,有其明“圣人之言”、回归经典本义的追求。而在回应《论语》“学文”之他解及弟子提问的同时,朱熹也顺势发展出一套自己对“学文”或“文”本身的解释。关于“文”的界定和论说,在朱熹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与其经典系统的构建息息相关。
“异外内”之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由于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异外内”说。何休的“异外内”说,在董仲舒那里大体已具。董仲舒的论说虽然语焉不详,但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则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大体上说,董、何对“异外内”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在对一些《春秋》···
朱熹的理学与美学并非截然为二,而是二位一体。朱熹的理学构成了其美学存在的本体,即道者文之根本;同时,由于美学的存在,朱熹的理学不再是苦涩难咽的道德戒条,而趋向于“从心所欲不逾距”的合和之境。至此,朱熹理学构建了其美学存在的骨架,美学拓展了理学的视野。进而,美学的存在,进一步遏制了理学由儒家滑向法家深渊的趋势。···
牟宗三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不离之即”,属于“六经注我”,意在凸显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以完善三系论的分判。我们可以借此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不宜认为这就是横渠思想的原貌。不明白这个关系,受牟宗三影响形成先入之见,是造成目前横渠研究多有混乱的根本原因。
2021年11月7日,应郴州市文旅广体局邀请,石头记读书社组织专家团队到该市调研赋能文旅融合大计,专家实地考察了裕后街、苏仙湖、濂溪书院、女排训练基地等现场,并就该市濂溪书院修复利用、郴州夜游文化品牌打造、高端文化论坛策划等进行座谈研讨,本文为周建刚教授发言。
从儒学与中医学互为观照的历史传统看,儒学和中医学都主张身心一体,且都未忽略身心、内外之间的交关、交互影响,二者都是生命的学问、教化的学问,都指向生命的教化,儒与医之间可以相得益彰、互为启益,将两个视域结合起来,生命的教化可以更有厚度。
如果以外在的视角拘泥于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某些具体的史实,当然不能对作为思想价值观念的儒学存续作出肯定的解读。儒学在现代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教制度相互制衡并获得效用,那么现代儒学就展现出一种与传统儒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进而彰显儒学价值的普遍性。
儒家的学问是为己之学,是成就自我、成就他者、成就万物的生命之学。儒家的仁爱首先是自爱。基于自爱而产生的共情,推己及亲是孝敬父母,是爱父母;推己及人是爱人,是人类之爱;推己及物是爱物,是万物一体之爱。这是儒家"仁"的精义和普世价值。
在汉代之前,儒家从未执掌过政权,其礼学传承中也缺乏经国大典。西汉元成之际,今文经学直接以家人之礼的亲亲来制定经国大典,未能奠定大一统王朝立国之基并展示其历史意义。代之而起的古文经学则致力于为现行体制辩护,激烈指责今文经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并以现行体制为基准,在儒学内构建超绝性的天子之礼。
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以诗词著称,而其所著《渌水亭杂识》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该书作为一部专研格物的笔记,不仅包含诸多传统格物门类,还涉及许多西方科技的内容,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科技发展与儒学内在转型等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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