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 张洋】「自诚明」与「自明诚」——论张载「天人合一」人生境界的两种不同工···

在实现「天人合一」人生境界过程中两种不同工夫路径各自有其工夫侧重、工夫次第以及工夫内涵。就前者而言，其工夫侧重于「尽性」，工夫次第是先尽性以至于穷理，工夫内涵主要是率性、体道及诚身；由这一工夫路径成圣的典范人物是「性美生知」之舜，一般人物则有「向学慢」之偏失，所以仍需「穷理」工夫。就后者而言，其工夫侧重在「穷···

【孙磊】《春秋》“大一统”与国家秩序建构——以西汉国家治理为中心

一方面，“大一统”学说塑造了西汉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法”，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以“通三统”寻求“大一统”，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通过对历史上的制度进行损益，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

【曾亦】《公羊》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重新反思 ——以《春秋》中「微言大义」的讨论···

清中叶以后，随着《公羊》学的再度复兴，刘逢禄借助微言与大义的区分以判分《春秋》三传优劣，开始赋予二者以明确的内涵，而且，此种区分导致了清代今文意识的觉醒，并推动了晚清今古学之间的壁垒和纷争。至康有为，更是将「孔子改制」视为《春秋》的「第一微言」，并成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从而对于传统政治的变革及近代中国的转···

【秦际明】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

【谭明冉】《中庸》诚、明关系再释

本文尝试以先秦经典中出现的诚、明为根据，指出诚既是真实无欺的存在状态，也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修身方法；明的初始含义在于照亮，引申为洞晓、顿悟和明白。“自明诚，谓之教”是圣人以自己的“明”立教，教化天下，而不是贤人之学。“致曲”是从一偏之性或一偏之能上臻至极致，是修行者自始至终的成圣过程，而与孔颖达和朱熹所谓的“感化天下···

【刘刚】论“正政”——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简析

政治哲学主要探究的是政治的本质问题和价值问题。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即“正政”思想。孔子认为，政治的本质是“正”,是端正、规范，强调道德规范。“正”的主要内容有正身、正心、正己。正政包含三方面：正己、正人、正国。正己就是“克己”,即仁。孔子把克己贯彻至政治，成为正政思想；孟子把爱人贯彻至政治，成为仁政思想。肇庆学院韩国汉阳···

【陆妍旭】儒家思想之于韩国国民精神探析

韩国政府反思儒家思想与国民精神形成的内在联系，把韩国传统国民精神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相结合，探索传统儒家价值理念与西方普遍价值取向的结合点，把儒家思想融入教育实践之中，以儒家礼俗涵养国民精神，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向心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取得了积极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赵四方】孔门传经弟子的形象重塑与清代经学转型——以子夏为中心

清代初年，重建孔门弟子的完整谱系成为一时风尚，此前不被重视的“七十子”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对于“七十子”中的传经弟子，孟子、宋儒的定位是“得圣人一体”，但清初学者极力将其塑造为“圣学正宗”，不仅再次调整了孔门结构，也助力经学进路的更新。乾嘉以降，汉学家视子夏等人为“家法之祖”与“汉学之源”，在重建子夏至荀子经学脉络的同时···

【陈赟】“治出于二”与中国知识谱系的创建

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

【李虎群】《易》的本体、工夫和境界——马一浮的易学建构及其价值

作为六艺论的整体纲领和根本原理，马一浮的易学思想直承伊川、朱子，同样具足了其六艺论的系统性特质，可以在“本体”“工夫”“境界”的理论框架中得到深切著明的呈现。他建构了理本体的易学本体论、以言行为中心的学易工夫论和易道十大的境界论。

【张凯】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

【谷继明】惠栋的性情论及其在清代哲学中的定位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

【张传海】智的直觉何以可能?——以康德、牟宗三、朱子为中心的考察

在朱子那里，性理与形气作为知觉的不同来源，皆具有物自身的意义，但性理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性理以其绝对创生性，自行进入知觉而内在于知觉，所以道心即是智的直觉；也内在于形气，所以人心也以性理为本源。由此，道心以性理为其积极内容，达成了对人心的肯定与成就。

【王宇】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朱熹进而提出“嫡孙承重”的礼制安排，要求宁宗为孝宗服三年之丧，从而跳过太上皇光宗，强化了宁宗政权的正当性来自孝宗而非光宗这一立场，从而彻底肃清光宗的负面政治影响，树立孝宗这一道德典范（为高宗服三年之丧）。总之，朱熹推出宁宗“嫡孙承重”的礼制方案，可以视为道学集团为了在即将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主动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

【胡振夏】阳明知行合一基于「知」的论述——从「知孝悌」的诠释来看

阳明基于「知孝悌」这类论述来阐释知行合一的思想，「知孝悌」意指「孝悌」的内涵自然灵明，意即某一流行发生自行展现为呈示该内涵的施展。「知」理解为灵明，「行」指呈现该内涵的灵明流行，两者是从不同侧重对此流行发生的论述，而「知孝悌」便是展现这一思想的论述方式。

【刘悦笛】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

【​蔡家和】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物关系

心与物的关系，一方面真有主观原则的心，另一方面有客观的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心能知物，知物所以然之理。心能穷理，格物是不能离于物，面对物而穷其理，而穷理的主词是人，是人心，穷理后则能有知，此为致知，则人心之知做积累工作，做到豁然贯通。

【颜炳罡】轴心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多重意蕴

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

【何益鑫】论孔子的人性观及其展开形态

人性是有个体差异的（差别一般不大，也不排除极端情况）；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主要通过好恶表达出来；人生的现实，取决于后天的养成，一个重要方式是顺着性之好恶而来的引导和塑成。要之，孔子持有的应是一种形式的“性有善有恶论”。七十子后学的“性有善有恶”及“养性”说，就是孔子人性观的明确化和展开形态。

【任蜜林】“《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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