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
孟子的性善说本质上是对道德行动所做的如下解释:道德上的应当不只预设了人于经验世界中完成应当所规定之行动的身体能力;同时,四端之心作为道德行动者,原本即有直接把握应当以及独立于感性欲望按照应当之要求决定主观意愿的先天能力,也即良知与良能。但对荀子而言,人虽先天本具知善和为善的质具,但其本身尚不足以真正做到知善并···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
唐代孔颖达等人之所以能够开启经学史上的统一时代,官学地位和知识学的成就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孔颖达等人在整理经学遗产的过程中暗自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一段精神命脉,其所表达的民本关怀和士人主体意识自觉构成了《五经正义》最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所澄清的儒学实践性品格乃汉唐经学区别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一···
无论是“尊主卑臣”、君主“独断”“独制”的法家之治,还是“专任刑法”“重刑轻罪”的法家之治,都与我们追求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帝制中国时代的统治者欲长治久安也不得不倡行“礼法之治”,而不敢效仿秦代法家之治。现代法治不是法家之治。
在主体化和民众化方面,阳明讨论得比朱熹更为深入,一方面“满街皆是圣人”,广泛的民间礼教实践以及民众化的发展,证明了阳明礼教思想的现实指向;另一方面我行我素,堕入异端、背离礼教的弊端已经显现,阳明后学出现了非名教所能羁络的危险,如何约之以礼,如何以《仪礼》作为准绳来挽救堕入异化的礼教,这似乎可成为乾嘉考据学礼仪考···
中华民族建构的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渐融入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维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就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体现出中···
六经所记述的材料是我们进入华夏文明之源头的入路,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思想之发祥的门径。作为书写的思想历史和经典化之后的文献,六经的形成又必须要和春秋末期儒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考虑和理解,如果没有孔子和儒家,便没有体系化的六经系统之诞生。
圣母公府、薪传殿之人选如何安排,寓意学术正统之判定与传道谱系之确立,座次如何安放,则象征道统传承中德与位、言与功之紧张。夏氏援引朱子论“斯道之统”与“斯道之传”的两个原则,以“君臣之义”、“师弟之礼”为理据,试图化解德与位、言与功之矛盾。然夏氏欲将道统、治统合二为一,且特别推崇事功,导致朱子之原则失去理论效力,道统理···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李存山继承张岱年的逻辑分析法和好学深思的精神,紧扣气论与仁学这条主线展开,多有发明;在儒学文化观上,坚持张岱年的道德常变说,对儒家文化得失作出了辩证分析,探索了以和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其转化;他对张岱年思想作出了深入透辟的研究,不仅是理解张岱年思想的重要参考,也是进入他本人···
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中,汉武帝是因,董仲舒是果,武帝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和选择权。董仲舒在《对策》和著作中为汉武帝设计和提供了君权天授、天道化纲常伦理和儒者治国的方案与蓝图,企图将汉武帝指向的“大一统”体制神圣化、系统化、恒久化。这是他在“大一统体制面前的主动选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
李存山先生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相和综合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使得这一具有重要的文化理论重光于世,并对其内涵进行丰富发展以适应当代需要,使之超越传统的天下文化观而成为一种现代文化观。他以这种文化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儒家思想史中一些重大问题,解析儒家文化常道之内涵,展望儒家文化的当代新命,并就三纲五常、民本与民主···
本文基于《周易明意》意哲学的角度研讨阳明易学相关材料,力图穿透学界之前对阳明易学的文本诠释,并借助《周易明意》意本论哲学境界来领“悟”阳明易学材料与其心学哲学的内在关系,从而从意本论角度深入剖析和建构阳明心学“良知”与其易学哲学的关系。
李存山继承张岱年和冯友兰文化哲学观,主张从价值系统去厘定文化的常道,并提出了他自己对儒家文化“常道”的概括。他认为儒家价值体系要因应社会历史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对人与人、人与环境等挑战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如何从民本到民主的探索,体现了李存山对儒家文化“新命”的体认。
王船山从“隐”的伦理蕴涵入手,分别从子道与臣道情感基础的差异、事父与事君之道的区别、父子之伦与君臣之伦的地位不同这三个层次为“事亲有隐”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王船山区分了以孝爱、恩情为主导原则的家庭伦理与以公正、正义为主导原则的政治伦理,批判孝的伦理异化,反对以事父的方式事君,这些深刻的洞见对于当今中国家庭伦理重构依···
礼意复杂难明,是真正的形而上者。意义总是由其得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得到说明。礼意的内在结构中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紧张。从制度属性角度看,礼可再生和复制相应的制度实在,生产礼意,礼的异化是由单方面执着于礼的形式所致。
牟宗三儒家视野下的天下观,在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不仅肯定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肯定天下作为一种组织,是道德理想从客观精神过渡到绝对精神的表现。牟宗三儒家视野下的“天下观”,肯定了人性人道、家庭国家,在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之间取得了融合与平衡,也使得天下作为一种组织有一民族性的根基。
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建立,中国社会形成了以社会精英为圆心的“新差序格局”。“新君子”则是“新差序格局”中出现的行业精英和社会中坚,既有传统“君子”概念的意涵,也包含对专业水平与职业成就的肯定。与传统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伦理约束不同,市场经济活动因其主体之间的非熟人关系有着相互平等的内在要求,从而与传统经济活···
首先,早期儒家理解人的存在方式有人为父母生与“人为天生”两种维度,这表明孝与仁两类道德有不同的存在纽带。其次,这就决定了孝与仁在适用空间和能力要求上各具特质,又在道德修养的意义上形成“孝弟为仁之本”的联系。最后,根据这些特质,儒家构想了一种君子行仁义忠信、民庶尽孝慈弟友的秩序理想,反映出一种明确且恰切的公私分际。
孟子直接论述教师的文字不多,也未直接提出“师道”的概念,但其言语及行为中实含着师道的精神。面对纷乱的天下,他欲以大道来相救,并自视为道之化身,故而与诸侯相处,既不愿“自鬻”,更不受其征召,而是以师的身份教导他们。对于求学的弟子,他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他认为师职具有正当性,育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概言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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