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
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
儒家的实践不仅关涉到工夫实践中的身心状态转换,亦关涉本体呈现后的境界体验。目前学界对两者的研究,往往借助“逆觉体证”与“冥契体验”的解释框架,但两者都未触及理学家境界体验表达中的本体状态转换问题,牟宗三透过“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合”方法对阳明与二溪境界体验表达所蕴含的深层义理结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的揭示,···
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
从吕柟、罗汝芳等所行著名乡约可见,明代乡约在与《大诰》《明会典》结合并落实于地方自治之后,与明太祖圣谕六条融合,针对社会全体,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道德训练。这对明代国家而言,在地方自治层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明代的乡约虽然延续了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传统,但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其存在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当时思想···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是一种“超验审判”理论: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审判的依据是最高主宰的“天法”,审判的对象涵盖人间的一切人和事。儒家“善恶报应”论,还具有重要的法秩序构建功能。人心的普遍认同,是“天法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动因;对“善恶报应”的积极遵守,使得“天法秩序”得以自觉形成;对“善恶报应”的消极违···
孟子“以情言性”,从人的情感去阐释“性善”,但这并非以种加属差的思维方式对人性做出的偶然综合判断,不是在讲人的本真情感符合一个外在预设的价值标准,而是从情感角度探赜人的本真存在,揭示“性”与“善”,“情感”与“价值”的非对象化生成关系和人的价值自觉性之必然性。情感的价值自觉创造,凝聚为人格,生成展开为有序的伦理世界。孟子···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
相比托古改制思想范式,晚清“复古维新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围绕西方和三代之关系这一时代性议题建构出涵括中西两大文明古今演进的普遍历史叙事。“复古维新论”对以秦制为代表的中国治理传统的根本性否定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变革思维范式,但同时对西方政教“以商立国”,“教无本源”等利弊得失的分析则清晰体现了传统立国思维的思想···
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
四个维度,一是要了解《周易》的作者与“观象系辞”的成书方式;二是要掌握易象与易理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三是要遵循“师法”,注重“家法”,以象数易注作为入门基础;四是要厘清天文与人文之间的源流关系。一个方向,是指《周易》研究的未来方向是返归本源与开端,回到天地之始,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应、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机理变···
郭店楚简《五行》篇是作为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弘教之着力点在对心之功能的开发上,首次提出了儒学史较为成熟的心论,其大义有三:其一,心之主宰及其无限性;其二,慎独与动力之开辟;其三,圣与天道之谛听及其冥契。这三步开发工作,初步确立天人贯通之弘教模型,且为子思与孟子进一步完成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弘教基型作了先···
郭店楚简《五行》篇是作为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弘教之着力点在对心之功能的开发上,首次提出了儒学史较为成熟的心论,其大义有三:其一,心之主宰及其无限性;其二,慎独与动力之开辟;其三,圣与天道之谛听及其冥契。这三步开发工作,初步确立天人贯通之弘教模型,且为子思与孟子进一步完成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弘教基型作了先···
考察当代《论语》注本,重视文字训诂的汉学系统著作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为代表,重视义理阐发的宋学系统著作以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和南怀瑾《论语别裁》为代表。此外,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论语新识》因全新的诠释特点与诠释思想成为近几年来《论语》诠释的典范,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
朱子认为的条件有三:理是心的本质,理必然要发用出来以及心不受私欲遮蔽。只是他经常将心与理对言,仅仅视理为形而上,而又认为现实中人的心往往不能合于理,才让人容易忽视他“心即理”的观点或误解其内涵。尽管在内涵上有一致的理解,我们却也不能忽视他们之间的重要分歧。
公共伦理生活始终需要人的具身性现象在其中勾连、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心体层向身体的跃迁便无法实现在他人一侧的感发效应,从而个体自身还是隐匿在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中。程朱所提供的显仁之法——“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从“人体之”的具身的道德实践理解,充分显示了由工夫所构建的身体现象的统一性,及以之奠立公共化的可能。
公羊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国与君为一体,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臣子效忠于君主即等同于效忠于国家;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臣子即当行权,即转而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不再效忠于君主个人。公羊经权说的实质涵义概括说来就是“国君以国为体”,社稷为重,“国重君轻”。
刘咸炘为弟子们规划选题,批点习作,指示治学法门,弟子也从师说中汲取论学旨趣。刘咸炘与弟子间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为认识一百年前尚友书塾内旧式师弟子间的日常学术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罗体基、熊光周、李泽仁、王树梁诸弟子得刘咸炘之衣钵,以“风”“势”论史,上至政风、士风,下至民风、土风皆有发微,足见刘咸炘的“察势观风”已···
美学意识并不是审美意识,而是对审美的反思。因此,中国美学意识的诞生的标志是“美”这个词语的出现。汉字“美”的本义是“羊大为美”,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最初是对食物的一种价值评判。而“美与善同意”则揭示了中国美学意识与中国伦理学意识的同源,因为“善”的本义是“膳”,意味着中国伦理学意识最初也是对食物的一种评价评判。这就铸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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