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6日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办的“历史与真理”——人文博雅高端讲座青年学者系列第三讲,邀请到清华大学哲学系赵金刚副教授现场做了题为“宋学兴起与义利之辨的重审”的学术讲座,文史部部分教员以及部分研究生、在校学员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文史部中国思想文化教研室何青翰老师负责主持。
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条件下,《吕氏春秋》以贯通先验与经验的入思向度,建构起了集整体论生态世界观与具体生态实践法则于一体的独特生态哲学思想。其整体论生态世界观,可谓之为天地人三才之道视域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深入挖掘《吕氏春秋》内蕴的博大精深、淹贯精微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有···
气的实有性蕴含在理的实有性之中,理具有自我实现为实存的必然倾向,这是理之所以为“实理”的原因。理作为事物的本质可能性与实存事物的现实性之间同样具有辩证关联,现实性蕴含了可能性,同时真实的可能性应当通过人的能动作为在现实性中获得实现。
《中华经典教育述论》是新世纪以来第一部从中华经典教育内涵、近百年经典教育发展和经典课程体系构建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华经典教育的传承与发展的理论结合实践的专著。本书既有对中华经典教育概念的解析和构建,也有教育思潮的比较与分析,更有中外经典教育历史经验的梳理和总结,还有近三十年来经典教育的全国各地的案例总结和分析,更···
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朱子语类》煌煌二百万余言,自天文地理到礼乐刑政,自四书五经到宋代政事,无所不包,无所不讲,直抒胸臆,称心称理。朱子晚年,实已抵至“大而化之”的境地。世称朱子为“文公”,文之错综璀璨,于《语类》见之。
“作为儒学的江南,正与江南本身一样,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我们以时间为维度展开,为了更好地在当下理解作为儒学的江南和江南的儒学,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对她曾经的构成创化有真切的把握,更要通过这样的把握对其未来的可能流向进行前瞻。江南儒学公众号推出系列文章,对当下学界围绕江南儒学的研究动态进行整理总结。
弘扬优秀母教文化,培育时代新风新貌。5月19日晚,2023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开幕式在邹城市孟子大剧院隆重举行。
4月30日-5月2日,山东省东莱国学教育学校“槐花飘香东莱论道”研习会活动顺利举办。来自北京、上海、济南、青岛、西安、山西、广东、河北、江苏等多地的国学教育推广者、从业者、东莱新老家长、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培训机构负责人及社会关心热爱国学教育的人士与会,围绕当前国学推广、传播文化、家校共育和东莱国学教育体系等方向···
在先秦儒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引诗叙事。按照先秦儒学的演变顺序,它们存在着一种递进上升的趋势,其中《论语》引诗5条,简帛文献《五行》引诗6条、《缁衣》引诗23条,至《孟子》引诗37条,《荀子》引诗多达83条。从形式上看,这些引诗叙事并非独立存在的经典文献形态,而是融入先秦儒学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中;从···
乐府采诗说,源出汉儒。但采诗与乐府之真正绾合,则完成于盛中唐诗学革变思潮中。两宋以降,依托“采诗说”观风察政的核心要义,乐府诗成为诸多诗体中最具社会担当的一种。从“采诗”角度审视乐府诗体的意蕴生成,可在当下正确认识与发扬乐府学。
《中庸》因其高度凝练的理论智慧“直抵中国思想的核心”。尽管《中庸》难免带有某些时代局限性,但“学问思辨行”的学习过程观是我国本土学习思想的重要内容,完整清晰地呈现了学习过程的本质、特点、方法和规律,影响广泛而深远。
安大简《诗》文本公布以后,许多学者集中于文字释读与文字现象,就简文中字词之义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丰富、完善了整理者的认识。也有一些学者沿着整理者将简文与《毛诗》文本对照的思路,或从文本差异入手,或从具体《诗》篇入手,对安大简《诗》的文本进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涉及了它的文本性质,却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本书利用传世文献、两周金文资料、战国简帛材料,描绘西周、春秋、战国每一时代宗教信仰的基本内容、整体面貌。
笔者的学术研究,是从《孔子诗论》开始的。廖名春先生曾指出简文并非全部是孔子论诗,故改称《诗论》。而经过简序重排,所谓颂、雅、风的顺序说明显然站不住脚。《诗论》的出版,并没有解决大家关心的子夏传《毛诗》、诗序等问题。
班固论“文”的文字,既见于《汉书》等专书,又见于《离骚赞序》《两都赋序》等文章。在《汉书》中,班固虽然还没有专门列“文苑传”,但从其《叙传》可见,他为一些人物立传,目的就在于文学的贡献。同样是为司马相如作传,而且班书之传基本照抄迁史,甚至赞语亦近似,但其作意却似同而有异。《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基本是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不涉及文本教育。孔子确立六经为新的教学内容,保留礼、乐两种技能培训科目,另设诗、书、易、春秋四门课程,皆为文本教育。孔子晚年始编定六经,才有了固定的文本。此前的儒家教学活动显然仍受传统教学方式影响,以口授而不是以文本学习为主要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和源头非经学莫属。“经学”一词,始见于西汉文献。《庄子》举孔门六艺,已有“六经”之名。汉武帝时,《诗》《书》等五经相继被列为官学,由博士传授。因弟子从师研习某经,皆属专门之学,遂有“经学”之名。经学承自春秋诸子中儒家之儒学,以六艺为主要传授内容,至宋发展成理学。
从先秦文献的记载来看,周代贵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经典密切相关。在享燕、大射、乡饮酒等各种仪式中,他们耳闻《诗》乐、目赏舞容,揖让周旋之间皆有礼典可循。在朝堂论辩、外交折冲等各类公私交往中,他们援引《诗》《书》,出入坟典,质文相倚,信而有征。因此,晋大夫赵衰言:“《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唐玄宗以至高无上的圣王姿态为《孝经》作注,因而《孝经注疏》也就体现出不同于儒者或经学家注疏的思想特色:一是引儒归道,尊道德而抑仁礼。二是摆落古礼,删削《孝经》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三是强化尊君,从德礼之治滑落为律法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