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可以为“内圣外王”说提供本体生成论依据。牟宗三先生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基于其“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其所说的“返本”没有真正返回到道之本体,故不可能开出真正的“新外王”。必须把《大学》《中庸》及《周易》贯通起来,才能把握“内圣外王”说的全部内涵。
在首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余敦康先生解读的《周易》,赫然居首。此书是余先生在易学上厚积薄发的成果,也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点睛之作。
《周易》一书有着特殊的结构,其独特性在于兼具卦爻符号和语言文辞两大要素:作《易》者先采用了“立象以尽意”的方式以符号象征来表意,继而将诗意的语言系统与丰富的象征意蕴相融合,营建了“文象并构”的表意方式。这一独特的结构形式在实现表意功能的同时,也使《周易》一书蕴藏了丰富的文学意味。
《易经》是不是迷信?谁创作了《周易》?《周易》讲了什么?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如何从哲理的角度审视“算卦”的机制,揭示“断卦”的原理?近年的高考语文、数学卷都屡次出现了与《周易》有关的题目,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
《周易》的人文本涵之一,是巫性“时”问题。《周易》的时间意识理念,具有独特而深邃的人文素质,成为中国哲学的人文根源。
《周易》如何从卜筮之书转变为哲理之书,是先秦易学史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周易》的解读。
《周易》是中华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学者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对《周易》两次“伐鬼方”的记载多有关注和探讨。但由于不了解《周易》卦爻辞一贯的历史叙事,这些探讨只是抽象地肯认之,而不能对其确切含义作恰切的了解。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并不断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蒂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
《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不理解《周易》就不能写好与理解好中国哲学史。以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由于对《周易》及汉代易学没有正确认识,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史之重要思想的系列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