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今文经学者在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世”思想。清代中叶,公羊学再度兴起,“三世”说重新为一批学者所重视,并借以评判时事。清末,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说作为其经学诠释的主线,结合《礼运》“大同小康”发“三世”之说,并与西方进化论相契合,以此理论诠释近代社会变革,应对当时内外日蹙的局势。
“汤武之禁”后以何种方式继续言说儒家的“革命”理论,成为汉代儒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治一乱的循环过程被董仲舒改造成先后圣道衔接的循环过程,整个世界被他改造为原则性王道指导之下,具体王道的交替实践过程。即根本的道原则指导的前提下,具体的道呈现出三统之下新旧王之间改制的三王五帝九皇循环;礼乐的商夏质文,或其简略方式质文循环;以及为政纲领的夏忠、殷敬、周文的三循环。
张惠言认为《周易》乃为周初改制之书,《易》中所涉及卦爻辞,为殷周之际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礼作乐之史迹。《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其特殊的经学归旨。他论易象则多用虞氏,其论易礼则兼取郑氏,贯通《易》《礼》大义,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张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