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更是塑造起一个对中国历史的想象传统,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从根子上、从基因上就是败坏的,四千年的吃人史和劣根性,体现为辫子、缠足等令人厌恶的象征符号,并进一步被延伸为“亚细亚社会”或“东方治水社会”,因此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和涤荡。
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根本上在于服务于统治集团利益的专制制度,无法将民众有效地组织调动起来,以适应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生存竞争。胡、陈诸人以偏概全地指“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掩盖了现实中问题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