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余敦康先生解读的《周易》,赫然居首。此书是余先生在易学上厚积薄发的成果,也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点睛之作。
抓一把魏晋风骨,小酒两杯稚子耳提面命时;谈三易今古入袖,青烟数缕慈父灯火阑珊处。
余先生率真谐趣,其言谈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戏谐趣中见出严肃,透显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此其里。这个担当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关怀”,一种对学术人生“自我”的追寻。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关怀及及其对“自我”的追寻,运行在其言谈与论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时下一···
斯人虽逝,精神永存。余敦康先生被称为当代魏晋名士,他一生追求真理,为人真诚洒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思想遗产,对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和现代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整理和发掘。
倡导国学主要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核心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包含国学。
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既包含着执着的应然的价值追寻,又包含对于实然层面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深长思虑,系统、高远而富有现实意义。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过于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谓文化热,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处,也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整体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是对于这两方面的有力推进和重大突破。
余敦康先生一生学问,一以贯之者为何?盖在于“内圣外王之道”,即政治与教化之两端。从八十年代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后扩充为《魏晋玄学史》)到九十年代《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再到晚年的《周易现代解读》以及长文《三代宗教》,无不贯穿始终。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的。“五四”后的新文学创作曾对我的精神启蒙发挥过重要影响。当时系里老师的专业,多以古典见长,但在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古典学问都没有能够真正触动我的兴奋点。
我是余敦康先生众多学生弟子中最晚入师门的一个,是名副其实的后进。当时先生已七十多岁,却也正是精力尚健、学问气象日臻淳和的时期,先生的“易学三书”均在这段时期写成出版,那是先生学问积淀几十年后“极高明而道中庸”之作。
自嘲“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喜欢嵇康,余老师也是。在余老师这里,所谓的“两间”简单点说就是“中国情怀”与“普世价值”之间、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之间,或者说美好的理想与艰难的现实之间。这使得老师焦虑甚至苦闷,知之者谓其心忧,不知者谓其何求。李景林教授说他“名士其表,儒士其里”可谓识人。但很有必要补充一句,“现象···
探易经究易传,为文化精神立根本;说何晏道王弼,为个体自由寻出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余敦康先生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内圣外王的贯通》。这虽然是一部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但书名却颇能体现作者本人的志趣。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和,家母这本书抓住了实质。他谈及某位学者试图建立和合学,以合和代替中和并不可取,这样把中和变成了学,降低了中和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地位。他跟我们讲曾当着这位学者的面反对过合和学,后来合和学也没有形成气候。
擔道義,出危言,豪氣淋漓真右派。著文章,掘理窟,玄思奧衍正英名。
余敦康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三句话来概括儒释道精神,亦庄亦谐,颇耐人回味。
博学通古今,浊世尤推孔夫子;赤心担道义,恶浪不忘德先生。
余敦康先生曾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来形容自己毕生探索之后的那种“苦涩的无奈之感”,如今哲人已逝,且让我也引用定庵的诗行,以为先生送行: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他的哲学与他的为人处世没有必然联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识论系统;另一种哲学家则要通过哲学探索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哲学的写照,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他们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这样的求道者。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金声玉振明道统;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不言桃李自成蹊。
共和已經成功,猶呼自由民主法制,願先生精神不朽。四統尚未會通,乃思原道演易探玄,幸后昆矢志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