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学术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并没有现代学术中普遍存在的学科划分。它既没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的“人文学”概念,更没有今天“人文学”下的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划分。中国最早的学术分科,应该是为了教学而形成的“六艺”(“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
学界存有一种观点,朱熹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卜筮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其实,朱熹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朱熹主张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主要是为了纠正易学解释中出现重义理、轻卜筮的偏差。他的意图未真正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
发掘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活化其中的普遍价值,从而充分彰显出义理之学的意义。阅读经典不只是拆解文义,而是一种生命浸润的过程,只有不断地体会这些历史传承物,通过与之精神的相遇,使生命个体与历史情景发生契合,才能够将“我”融贯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之中。经典诠释为儒家思想的不断转化提供了强大能量,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经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乾嘉学者反感宋明理学家玄谈义理,他们崇尚汉儒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以辑佚、校勘、文字、声韵、训诂等考据方法,阐明经书中的圣人之意。考据学是乾嘉时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但关于乾嘉考据学是否具有义理的争论却始终存在。
《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