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觉中】圣学的明灯在北大燃起

栏目:民间儒行
发布时间:2016-07-21 19: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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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觉中

作者简介:余觉中,名小华,字继槐,一九六〇年出生于浙江天台。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后辞去教职,专心致力于在当今社会恢复孟子后失落、清代大儒刘止唐先生中兴的孔孟大道圣学,2006年创办广慧书院,后改为中和书塾。归心于川西夫子刘止唐先生,承续止唐先生所创槐轩之学,十多年来坚持“以光复圣学为己任,以中庸之道为行持,以尽性立命为目标,以育人弘道为核心”,研习传扬中国传统文化,并先后编著《做人之道》、《圣学梯航》、《万世师表——孔子生平事迹》、《中华经典选粹讲记》、《大道经论选》、《中国文化精神》、《孝经讲记》、《下学梯航讲记》、《学书悟道记》、《中庸通讲》、《论语通讲》、《大学通讲》等三十来种。

 

 

圣学的明灯在北大燃起

作者:余觉中

来源:中和文化 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乙未二月廿四日戊午

           耶稣2015年4月12日

 

作者简介余小华,又名余觉中,浙江天台人,1960年生。1989年获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汉翻译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十多年来曾拜师学习太极、八卦、形意等拳术,亦修学过藏传、北传及南传佛教,也曾接触过道家某些派别的丹法。近年得到清代大儒刘沅的学问传承后,遂归心圣学,志传圣道。2006年创办广慧书院,2010年改为中和书塾。除假期外,每周末在社会上义务讲授中国传统文化。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自从我一九八六年来北外读研究生,至今已经二三十年了,但我很少去北大,而且没有进过北大任何一间房子。所以我虽然距离北大很近,但又非常生疏。二零零八年开政协会议时,一些港澳的政协代表想要去体验一下北大文化,然后我北大的朋友说想邀请我给他们讲点国学,于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走进北大的房子里,而且就是今天这个地方。上次参加北大“耕读社”的迎新会,我又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今天则是第三次。所以我觉得第一我和“耕读社”特别有缘,其次就是和这个地方特别有缘。我从二零一二年来北大读书,已经一年多了,虽然北大有很多社团,但因为我这人不擅交往,所以从没有和任何社团接触过。上次因为邀请我参加“迎新会”,我才第一次和北大的社团接触,而且大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好学是年轻人的特点,但要看你好学的对象是什么?大家的对象是放在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上面来,我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我们知道,百年前在北大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突然就把学习的对象转向了西方。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这么做,我觉得不能看作是错的,因为我们的文化确实衰落得太久了。自从孟子以后,圣学的心法失传,“士”这一阶层发生了蜕变,以至于我们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人都不认孔子了。所以这个衰落,是衰在自身没有把文化传统继承好,而不能怪西方人不讲礼。因为你已经衰落到被别人可以欺负的时候,就不能怨别人。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是一种自强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百年前北大带头砸了“孔家店”,我想有值得砸的一面,因为孔子所传承的大道文化,是三皇五帝以来圣圣相传的中庸之道,这是天地正道,是谁都砸不烂的!作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他是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是人中典范,他是永远都被打不倒的。所以我说,这个被打倒的是假孔子,绝对没有砸错。但是如今,我们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了,我们学习西方的成就很大,科学技术都已经很发达了,物质生活也极大地改善了。但是,在我们古圣相传的文化里面,最核心的是做人问题,也就是人怎么去升华自己的精神,怎么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怎么去做一个去除私欲、获得真正快乐的人,这才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孔子能被作为“万世师表”,也就是因为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因此我们要找回真正的孔子,去学习真正的孔子,我说这应该是现今时代北大的历史使命。

 

现在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一类人,在过去叫“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重”在哪里?要以仁为己任,要挖掘自己的天理良心,这是他们的根本使命。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是“死而后已”。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称得上是“士”。所以作为“士”是有天职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天职,首先我们自己会活得不幸福、不健康,因为我们没有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这个民族的文化在衰落,我们是要担负这个使命的,否则民族文化衰落了,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所以作为一个“士”,作为我们现在的大学生,要认清这个历史使命,把我们真正的文化给挖掘出来,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对民族乃至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里我看到大家虽然都年纪轻轻,但都有这样一个抱负,而且有这样一种践行,我似乎也看到了我们本民族文化的希望。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能够和大家一道学习,我也把它视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过去,我也在黑暗中摸索,去想求这么一个道,在儒、道、释里转了几十年,觉得一直都没有找到。直到五、六年前,我接触到清代大儒刘沅的学问体系,然后又接到他的传承,一下子心里豁然开朗,原来“孔孟之道”被我们自己歪曲得太多太多了。真正的“孔孟之道”是至平至常的,是“道不远人”,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我们都离不开它。文化就像水,我们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一刻都离不开水。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正确的教育,就会视而不见,人在道中不知道。如果我们天天都在做违道、违理的事情,那怎么可能变得健康幸福呢?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这几年来我同大家一起学习,越学越觉得自己的文化修养在各个方面差距太大,面对这样一种普通而高明的传承,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很不够。因此这里我很希望通过和大家一道学习,共同把我们本民族那种根袛的文化给它承接下来。这个文化我们如果一旦得到传承,就会有感觉的,而且是学一点受益一点,它是真实不虚的。今天书塾读书会报名的有二、三十人,有一些人是从零五年一开始就跟着学到现在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因为我们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越学会越觉得有意思,越学会越对我们身心有益。

 

我每次去孔庙看到夫子相都有一种特殊的悲感,当我遇见问题不得其解时,就去大殿拜孔子。记得有一次黄昏,我站在孔子像前莫名其妙就痛哭流涕,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哭。今年五月份,北大这边有一个培训班专门请我的老师,槐轩传人刘伯谷先生过来讲学。他是止唐先生的曾孙,今年八十多岁了。然后我和书塾同学一起跟随老师去曲阜拜祭孔子墓,因为这也是老人家有生之年的一个心愿。我们去拜的那天,山东已经好久不下雨,但就在拜的时候,突然就下大暴雨了。我在雨中拜的时候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回来坐在车上时我还是在不断地流泪。我们这个民族,被公认为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一个民族,可是这个曾经的礼仪之邦,如今呢?圣人他是着急啊!我们现在对他的认识简直是太肤浅了,他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不想学,弄得文化人不像文化人,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你说几千年传承都没断过,那现在我们出去还要给国家丢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有这颗心,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怀着至诚的心去求夫子,他是会点化的。

 

我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零三年的时候,由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其家教授牵头找了几位学者,大家一起合作写一本弘扬民族文化的书。因为党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本民族的文化衰落得太不像样子了。因为这是给青少年写的书,当时想让我来写做人这一章,可是时间急,我又从来没有给青少年写过什么书,这可怎么办?于是我就跑到孔庙,在夫子神位前磕了一百零八个头,问夫子这该怎么写啊?以什么为核心写啊?我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脑袋里就迸出四个字“中和圆通”。我说明白了,我就围绕着“中和圆通”来讲我们的文化。后来这本书出来后,有些人也能够读得出来这个主旨。

 

前不久在“第四届中国企业家国学公益论坛”上,我就用“致中和”三个字,把圣学以最简要的方式以及当下能够接受的方式,做了一次演讲,回去大家可以细看一下发的那份资料。我们文化的核心是中和,中和就是中庸。一个人格圆满的人,他肯定是“中和圆通”的。宇宙是圆满的,也是“中和圆通”的,所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的文化能够持久,就是因为它是个道文化,是追求中和的文化,这要成为我们做人的一个目标。“中和圆通”就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圆满态,中是本,和是用,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或者中和是体,圆通是用,体用都是圆满的。

 

后来我在办书塾的过程中,只要遇到问题我都会去问夫子。有一次,对于书塾如何能持久办下去的问题,我有点迷茫,就又去那边问,结果又得到四个字,就是“习艺进道”,在祭曲里面我把这些都写到里面了。夫子讲“下学而上达”,就是我们学习的下手处,要从具体的艺上、事上入手,但我们做事、学艺,又不仅仅只是为了事本身、艺本身,它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是要在做事、学艺当中去明白里面的道理,去磨练自己的心性,所以进的是那个道,这个道就是上达,去明里面的理就是上达。

 

所以夫子的教化是不偏的,他不是谈空头理论,而是不“离事言理”,也就是讲理的时候不离开事情。人修学都容易偏于一边,如果只是空谈心性,而不去切合实际,觉得自己好像悟得挺深,但其实行不通,那是假学问。但是你不去悟那个理、明那个道,你做事就会被事累死、烦死,那人生多苦啊!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习艺近道”极其关键。北大很重视学术,学术就属于艺的一个东西。这个术和道是不能分开的,术是根于道的,我们在道的基础上再学艺,术就对我们有益处。现在为什么学术腐败这么严重?就是在学术的时候忘记了道。没有术不行,因为术是用的一方面,不学不行。但这个术如果是为了道而术,这个术就活了,并且于人于己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忘了道,这个术就是有两面性的。比如高科技犯罪,它就是没有道只有术的一种危害,在现今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了,所以“习艺进道”要成为我们自觉去行的一个准则。

 

后来碰到问题我又去问,结果得了四个字“顺正化常”。“顺”是随顺,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孝顺。现在学习西方文化后,大家这种批判精神都挺强的,什么都要去挑挑毛病,美其名曰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好像挺有创造性。当然从未知的角度讲,你自己有独立的见解是对的,但是从道的角度,这样的人就不是道器。道是只能去顺的,你越聪明,越有智慧反而就越去会顺,只有当你有私欲的时候,才会有你自己的想法。孝是敬爱之心,你对父母有敬有爱了,怎么会不顺呢?但是这个顺,它不是顺从那种私欲,它顺的是正,正就是合理的,就是忠。因此真正的忠诚不是愚忠,愚忠是不讲道理,上面说什么就照着做,我们文化里讲的是“顺道不顺君”。君本来应该是“人中之王”,是比普通人更明白道的人,所以他才能引领人去明这个道。但到了后世,内圣外王的君越来越少,对于这些君不合道理的地方,做臣下的就要劝谏他。所以到后来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他实在不听就算了,走了,这是君臣有义,义就在这里,所以要“顺正”。

 

舜是二十四孝之首,他也不是愚孝。父母好几次都想杀死他,他就想办法逃跑,等父母要用他了,就又跑到面前来了,感觉不对劲就又跑了。自己娶妻子也是不告父母而娶,为什么?他就是顺着这个道。因为你明道了才会去顺道,你对父母的爱敬之心没变,才能够孝父母之性。孝有孝身、孝心、孝性三个层面。作为儿女,父母吃不上住不上的时候你都不管,那就是禽兽不如,这是孝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的孝心就比较难了,如果父母的喜好和你不一样,你还能够顺着他的心委屈一下自己吗?很难做到吧!那就说明孝得还不深。孝性是指每个人都是有善良的本性,也就是至善的天性,所以最大的孝是通过对父母的孝,能够帮助自己把那个善性开发出来的。

 

“化常”的“化”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一直都在特别强调。学习要变化气质,这个化不是表面的变,而是内在的化。就像我们吃东西,要经过肠胃的消化以后,才能够把里面的营养吸收掉,所以这个化很重要。所以中国的教育一直称教化,通过教要让人感化,让他自己明白,然后自己去改变自己。但是我们这个教育也并不是一味的去教别人,而是先教自己以后,当你产生一种境界,无形之中就会去影响别人。所以《感应篇》里面讲“正己化人”,夫子也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都是在讲自身要正。所以我们自己修正、修中,把自己化了,别人你不用去管他,自然就会转变的。我们自己没化,还非要别人去化,实际上是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某一种想法、概念去逼迫别人改变,这个不灵,不光化不了还会遇到麻烦和抵抗的。所以你顺正才能化常,这个化常有两个层面,一个常是和变相反的那个常。世界万物都是在变的,那什么是常呢?佛教里面讲“常乐我净”,常就是我们的自性,宇宙万物的本来,它是不变的,是超越动静的。也就是我们通过修持,把不正确的思想、行为去掉,然后我们的心就归到我们的善性上去了,归到常里面去了。我们的痛苦、烦恼就是不常,时时都在变化,那我们的心怎么能够静下来?怎么远离痛苦烦恼呢?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归正,然后就化常了。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当你正的东西一出来,你的力量是远远超过他不正的力量的。私欲虽然是一种力量,但这是一种后天的力量,你是本性里面出来的那种力量,那是任何力量都没法跟它比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你没有想改变别人,但别人自己却改变了,这就叫顺正化常。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和书塾的一些同学去孔庙,因为这天现在被作为孔子的诞辰日,孔庙会有一个祭孔仪式。现在的祭孔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祭孔了,它是属于表演性质的。当然开始这样做也未尝不可,因为传统的礼已经是礼崩乐坏了,现在有人能发掘出一些古礼给大家熟悉一下也挺好。但祭的本意绝对不是装给别人看的,它是我们内心对圣人、对祖宗的一种爱敬之心,这种诚意体现在外就叫祭。所以古人在祭的时候,要准备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我们现在看来那些祭品很繁杂,书塾在每次祭祀的时候,好几个人就要做一整天的祭品,所以是很不容易的。《礼记》讲在所有礼里,祭礼为先,因为通过祭,我们才能得到传承。我们在祭孔子的时候,就从孔子那得到一种师心,看看孔子作为老师他是怎么教化人的。如果说我们读书人不认孔子,我们就是无师之人,无师之人学习就会学偏、学歪,最后会出问题的。

 

我们那天到了孔庙后,发现今年的祭孔也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按古礼那么丰富,但至少有献爵、献帛之类的东西,还有六俏舞,还是挺不错的。我们还特别去瞻仰了孔子的真身像,这个像在孔庙里过去没有公开请出来过,据说在清代乾隆年间,山东曲阜那边一共有两尊真身像,然后请过来一尊。今年因为比较特殊,就放到国子监那边开放,我带着书塾同学们一道去叩拜瞻仰,并唱了一下书塾的塾歌。在夫子真身像前,我又叩拜夫子,希望夫子能够给我再点拨一下,当时脑袋里又出现四个字,叫“心形交正”。我们中国的学问是性命之学,人都有精神和身体,所以一个人要修圆满,用普通的话讲就是要身心健康,这两方面都不出问题才行,所以“心”和“形”两方面我们都要重视,忽视哪一方面,哪一方面都会出问题的。

 

比如我们只看重精神的升华,然后把身体当臭皮囊,那么身体可能就会出各种各样的毛病,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对它不敬,忽视它,它自然就给你闹别扭。这就像孩子,家长不关心他,他就在那边哭闹。人生病也是如此,整天不关心我们的身体,只做你觉得有意义的一些事情,那么身体就会通过病的方式来提醒你要关注它。但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是精神,这是一个无形的身体,也是更深层、更本质的一个身体,所以人快不快乐,主要是在精神上。古代把人大致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这两类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小人是以欲为乐,君子是以道为乐,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小人追求的都是物质方面的一些利益,身体方面的一种享受,他不会把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追求精神快乐上面。古代讲的君子或者大人,他的一生精力主要是放在追求精神快乐以及超越物质的层面上了,那种快乐才是更深刻的。所以“孔颜之乐”在什么地方?就是要通过修持,去掉各种私心杂念,让我们的心与道相合,然后从这里面得到一种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也就是一个心、一个身,所以在我们修学上面,圣学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动静交养,本末相资,情理并重,知行齐到”的,这就是中庸之道。因为有形和无形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只注重一边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夫子所传的道是两边兼顾的,《中庸》里讲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个“尊德性”与“道问学”,“致广大”与“尽精微”都是一体的两面,不能给它拆开。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朱子和陆象山针锋相对的一场辩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从孟子以后,大道传承慢慢地失落了,这些宋儒天资都很高,抱负很大,也想要恢复我们古圣的传统,所以他们下了各种各样的功夫,因此在那个时代也是引领中国文化的,并且为把我们的文化恢复到古圣文化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但是对于像“格物”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各执一端。我们知道,如果是各执一端的话,那肯定是各偏于一面,而这个问题的出现,原因就是在传承上。如果传承对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代代相传的都是一个道理。但假如说没有师传了,那因为你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你从这边悟,他从那边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道理,这也不能说他错,因为毕竟他也是体悟过来的。陆象山走的就是“尊德性”的路,朱子则主要是走“道问学”的路,而且他们都各有成就,所以这两条路其实都是通的,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讲,他们又都错了,因为他们只是各执圣学一端,都没有真正掌握整个圣学,而这个问题就出在都没有得到圣师的传承。

 

所以为什么说止唐先生这个学问这么珍贵?因为他自己在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到处去求学,结果从野云老人那得到了传承,然后又几十年来矢志不渝地去行圣道,最终自己有成就了,教出来的学生也成就了。槐轩第四代的很多传承人都已经九十、一百了,这些人现在还都能见得着,所以我当初知道这个传承后就说赶紧抢救啊!真是命若悬丝,老一批的人一走,我们接不下来怎么办?

 

刚才讲的传承问题,也就是这个“大学之道”,我们念的时候都会念,但是怎么去行、怎么去做,如果没有名师指点是不行的,“格物”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得传承是不能明白的。曾子在解说《大学》的时候,就留下“格物致知”没有去解,我看了止唐先生的解释才知道,这不是曾子故意不解,也不是像朱子认为的那样是漏掉了,这些都只有得传承后才知道里面的奥妙。为什么古本不能改?有传承就知道不能改。没有传承,你从某一个角度去悟觉得挺有道理,但这跟实际是有差距的。

 

刚才讲“心形交正”,就是我后来讲的《中和修持法》里的修“身中、语中、意中”这三中。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身、语、意”,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有道可修,那我们生命的分分秒秒就变得有意义起来,这个文化就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一种点缀,就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作为我自身常常觉得自己根基浅、业障重,虽然求道多年,但总是领悟不深,践行得也不好。但好在我有这个愿,所以夫子都在直接或者间接点化我。这几年我和书塾的同学们一道修学,收获很大,作为我自身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现在又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和北大“耕读社”一起修学。我看大家虽然年轻,但你们的根基都非常好,各方面的条件要远远超过我,我也没有别的想法,首先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而且永远是一个学生,我想我们相互之间最好称同学比较好,因为这个同学的含义是很深的。《论语》第一篇就是讲“学而时习之”,做人就立在一个学上,学对了,我们人生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道来向圣人学,夫子是我们共同的老师,我自己现在根本不配当师,因为好多行持、学养都实在是太差了,简直都有点“不学无术”的地步了。所以我要感谢苍天,在我五十二岁的时候,安排我到北大再来读博士,读博士就是要弥补我这几年来对学术的轻视,对西方文化的忽视,把这些没学好的都得补学,不管你年纪多大了。所以我想这一次,书塾和我们北大“耕读社”,包括还有别的同仁,我们今后如果一道来学的话,我们相互之间的促进一定会很大的,而且这一种学习所得到的收获,不是老师能代替的。

 

所以我想以读书会的形式一起来学是比较合适的。书塾原来都是听我的“一言堂”,我讲得太多,听的人就容易产生惰性,听了感觉挺好,自己就不爱看书,听完了也不管,这样自己学习的乐趣就会失去。北大有读书的传统,我想书塾的人过来以后,要好好跟你们学一学,怎么去读书,自己去钻研,我想这对他们的长进是会很有好处的。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在我个人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我想这可能以后也会写在北大历史上的。因为既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已经被记入了历史的档案,那么今天,是把我们本民族文化的圣学以及真正的孔子,我们北大在座的一起给它求过来了,这个意义我觉得太大太大了。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想,今天讲什么呢?也想不出来什么题目,后来一祈请,脑袋出现一句话“圣学的明灯在北大燃起”。这是大家渴望道德,大家的求道之心,渴望圣人之心,给它点亮的,那我因为有缘,知道这个东西了,又感到自身的无能、无力,所以我所做的只是把这粒火种带过来,它以后能不能燃起来,燃得多大,就看各位了!

 

(此文系余觉中先生于2013年11月23日在北大国学社的演讲)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