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孔子”形象的现代转折——章太炎的孔子观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7-03-30 23: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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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作者简介:陈壁生,男,西历一九七九年生,广东潮阳人。西历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二年就读于汕头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七年就读于中山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二〇〇七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现任教授。著有《激变时代的精神探寻》《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经学的瓦解》等。

 “孔子”形象的现代转折

——章太炎的孔子观

作者:陈壁生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初三日丙辰

          耶稣2017年3月30日

 


【摘要】


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章太炎是最重要的转折点。章太炎将经学视为史学,因此,孔子删定六经的贡献,不再是为后世立法,而是书写历史、传播历史的工作。章太炎对经、儒、素王等概念的重新认识也改造了这些传统关键概念,使得孔子不再是传统所理解的素王、圣人,而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这改变了传统的孔子形象。在章太炎之后,现代学科兴起,孔子在现代学术中被视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从而剥落了孔子身上的一切神圣光环。


【正文】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经学瓦解,现代学科建立,其中最典型的表征莫过于对孔子的评价。在传统学术中,孔子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对孔子的不同评价,直接决定了对经学、儒学的不同看法。大体而言,两汉今文经学认为孔子作六经,立一王大法,所以孔子是立法的“素王”;汉唐之间古文经学抬高周公的地位,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从周”,是圣王时代文献的整理者,是“圣人”;宋明理学则认为孔子是“道统”中的承前启后者,传六经以教人,因此,孔子是最后的“圣人”和“先师”。而在现代学术转型中,对孔子的评价关键在于将孔子与六经分离,夷经为史,夷孔子于诸子,孔子成为“思想家”、“教育家”,成为诸子中儒家的代表。于是,孔子走下“圣坛”,成为《论语》中那个有教无类的老师。而在这一过程中,转折点是章太炎。[1]章太炎将六经视为古史,将孔子视为史家,开启了对古代学术的新理解,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

 

一、孔子的底色:“古良史也”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既有基于现实而发、前后有所变化的议论,也有根于自身立场而作、一直未变的看法。从表面上看,章氏早年所作《诸子学略说》①,对孔子大加诋毁,中岁之《检论·订孔》②,视孔子为“良史”而有所肯定,其后对孔子的评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晚年讲学,更是多次肯定孔子。

 

章太炎一生对孔子的评价多随机而发,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的政论文字。章太炎在1922年致柳诒征的信中说: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甚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2](P741)

 

章太炎在此非常明确地承认,早年的“诋孔”是为了对抗康有为提倡的孔教。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论孔子之言,多有互为龃龉,自相矛盾,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学术之使然。如1897年9月7日在《实学报》上发表《后圣》,称孔子为“水精”、有“制作”,是为了表彰荀子为继孔子之“后圣”[3](P37)。1899年5月20日发表的《客帝论》,称“《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4](P85),是以《公羊》传《春秋》,孔子为素王,而其目的则在于论证当时可以孔子后代为帝。但同年12月25日,章氏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更有学术性的《今古文辨义》,马上又变换立场,言“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5](P109),则是为了通过驳廖平之尊孔而反康有为之学说。

 

但是,透过章太炎政论的言辞迷雾,章氏对孔子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看法,这个看法不是随一时议政所变化,而是由章氏一生的立场所决定,这个立场就是章氏自述的“唯专信古文经典”。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立一王大法,《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最重要的是其“义”,是孔子之义,即《公羊传》所发明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强调孔子“述而不作”,即便其“作《春秋》”,也只不过是据鲁史而笔削,《春秋》之正传是《左氏传》中的历史事迹。章氏一生谈及孔子者不计其数,而最基本的观点,是其1902年重订《訄书》、新增《订孔》一文中对孔子的明确定位:

 

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6](P51)

 

以孔子为“古良史也”,实在是石破天惊、前所未有之论。而将孔子拉到下接左丘明、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刘歆的脉络中,同样是发前人所未曾发。在历史上,对孔子的认识确有不同的侧重,如今文家视孔子为有德无位的“素王”,古文家视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圣人,理学家视孔子为至圣先师。而章太炎直接将孔子视为“良史”,其实是为了与今文家的“素王”之说相对抗。章太炎以六经皆史官之遗,即史书,而孔子以私人的身份而非史官的身份删削六经,那么孔子便是史家。

 

章太炎的古文经学研究最有力之处便是他正确地看到,要谈孔子,最重要的是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而不是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的孔子,而且要谈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最重要的是通过《春秋》来看孔子。章氏早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左传读》(成书于1896年,先于《訄书》初刻本三年,时年章氏29岁)、《春秋左传读叙录》,而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则是《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作于1929年)。③可以说,《春秋》学是章氏经学观的基本底色。《春秋》的今古文中,《公羊传》为今文,《左氏传》为古文。而《左氏传》的注解中,汉代贾逵、服虔多引用《公羊》、《穀梁》二传,而晋初的杜预才真正做到排斥二传,把《春秋左氏传》之学变成彻底的史学。章太炎对《左氏传》的看法,早年从贾逵、服虔,晚岁从杜预。其《汉学论》云:

 

余少时治《左氏春秋》,颇主刘、贾、许、颖以排杜氏,卒之娄施攻伐,杜之守犹完,而为刘、贾、许、颖者自败。晚岁为《春秋疑义答问》,颇右杜氏,于经义始条达矣。[7](P23)

 

而发生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因为章太炎发现:“刘、贾诸公,欲通其道,犹多附会《公羊》。”[8](P361)由于东汉时立博士的是《公羊传》,所以《左氏》学者在解释不通之处多引《公羊》为证。而杜预则完全依传断经,故《左氏春秋》杜预学才是真正彻底的史学。章太炎自早年之学至晚岁之论,都是在寻求一条将经学彻底史学化的道路,并且,他既将六经视为史籍,那么删削六经的孔子,最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史家。

 

孔子既然是“古之良史”,章太炎对孔子最大的肯定,一是“作历史”,二是“布历史”。

 

就“作历史”而言,章太炎以为六经都是史。《国故论衡·明解故》云:

 

《六经》皆史之方,沿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9](P356)

 

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所载章太炎的白话文演讲《经的大意》,说得更加清楚:“《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围甚大,和近来的史部有点不同,并不能把现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10](P71)也就是说,章太炎的经学观是“夷六艺于古史”,那么其孔子观必然是夷孔子于“良史”。《诸子学略说》云:“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即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11](P286)如果说《诸子学略说》以后经过了章氏的自我否定,不足为据,那么《国故论衡·原经》之说则愈明。章氏云:

 

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仓颉徒造字耳,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世犹蒙其泽。况于年历晻昧,行事不彰,独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诒后嗣,令迁、固得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12](P302—303)

 

章氏经学之根柢在《春秋》,《春秋》主《左氏》,对他而言,谈《春秋》必接《左氏》,而后是《史》、《汉》,因此,章氏言孔子,亦多与左丘明并言,而后接司马迁、班固。他甚至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司马迁、班固不能称为圣人,只因为孔子是史法的开创者,司马迁、班固是传承者。其言曰:“仆以素王修史,实与迁、固不殊,惟体例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宣尼一出,而百国宝书,和会于左氏。邦国殊政,世系异宗,民于何居?工自谁作?复著之《国语》、《世本》。纷者就理,暗者得昭。迁、固虽材,舍是则无所法,此作者所以称圣也。”[13](P154)这种对孔子的看法是建立在将经视为史的基础上的,如此,孔子的删削六经的行为便成为整理历史的行为,甚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也只是因为他开创了历史的写作方法。而在现代学术中,这完全是一个“史”的系统,而不是“经”的系统。

 

就“布历史”而言,章太炎强调孔子传播六经是传播历史。在由《訄书》修改而成的《检论·订孔》(1914年发表)中,章太炎一改《訄书》之非孔,而是加上了一些“理解之同情”的文字:

 

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自老聃写书征臧,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14](P423—424)

 

此处之“老”即老子,为周代史官。而孔子的贡献在于将老子所送的秘府典籍布于民间。章氏既认为六经之要义在于“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那么孔子之伟大就在于将秘府中的史籍整理以教弟子,使此后诸子皆得以窥见这些古史。这样,孔子便是一个史学教师。

 

章氏对于孔子的贡献,即便是在极力诋孔的《诸子学略说》中,也不敢抹杀,其中概括为:“虽然,孔子之功则有矣,变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15](P291)这样,孔子之所以卓绝,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和史学家。这种思路与评价,已经与后来经过“现代”与“科学”洗涤的孔子观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了。

 

二、孔子的历史功绩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更集中的是在与康有为论战的文章《驳建立孔教议》中。此文畅论章氏心目中孔子的贡献: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加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系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16](P196—197)

 

“制历史”的是作《春秋》的孔子。章太炎认为,在孔子之前,史书之记录少。“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灿然大备,榘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17](P196)作《春秋》的孔子,在章氏看来,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编年体的写作,使真正的史学得以确立。这与《国故论衡·原经》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史家。

 

“布文籍”的是删定六经的孔子。章太炎认为,从《周礼》中看出周代的政典教育完全掌握在官府,虽有史书,但齐民不识,而孔子改变了这一状况。“自孔子观书柱下,述而不作,删定六书,布之民间,然后人知典常,家识图史。其功二也。”[18](P197)孔子删定古王官六经,以教弟子,使教育从官府转至平民。在这里,孔子是教育家。

 

“振学术”的是作为子家的孔子。诸子皆出王官,但典籍不足,学无大成,自孔子发明思想,开启了诸子争鸣的局面,故章氏说:“自孔子布文籍,又自赞《周易》,吐《论语》以寄深湛之思,于是大师接踵,宏儒郁兴。虽所见殊涂,而提振之功在一,其功三也。”[19](P197)孔子的个人思想激发了后来的儒家,并对诸子百家产生影响。在这里,孔子成为思想家。

 

“平阶级”者是孔子的教育结果。章氏言春秋时代,官多世卿,父子相继,但是,“自孔子布文籍,又养徒三千,与之驰骋七十二国,辨其人民,知其土训,识其政宜,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国兴而世卿废,民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其功四也。”[20](P197)这里强调的是孔子的教育活动在春秋战国的政治、思想变局中的影响。

 

章氏的《驳建立孔教议》作于辛亥革命之后,当时他的思想已经与辛亥革命前之诋孔不同。而这里所总结的四项,既包括了章氏早年所承认的孔子功绩,同时又包含其晚年尊孔崇经之后的议论,可以说是章氏对孔子的集中评价。即便如此,在章氏心目中,孔子也不是一个超越古今(时间)的圣人,而是落实在具体的春秋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史家”。可以说,章氏以史观孔,而导出的是以孔为史。

 

章太炎以孔子为古代“良史”,说到底,就是要否定孔子删定六经,尤其是作《春秋》有“立法”的意义,褫夺孔子的“立法权”。孔子作《春秋》,制素王之法,这是两汉、晚清今文家最普遍的共识,汉末古文大师如贾逵、郑玄也认同之。章太炎既以六经为历史,那么作为历史的《春秋》经、《左氏》传,便成为章太炎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章太炎晚年作《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在杜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推论:

 

孔子观周,本以事实辅翼鲁史,而非以剟定鲁史之书。又知《左氏春秋》,本即孔子史记,虽谓经出鲁史,传出孔子,可也。[21](P361)

 

也就是说,孔子已经看到鲁国国史,但仍和左丘明到周王室去观诸侯国史,就是要通过多国国史共同考定鲁史的事实,使《春秋》更加精详。诸侯国史集合而成的《左氏春秋》,简直可以视为孔子编《春秋》的传记。章门弟子黄侃在为《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所作的序言中说得更加明白:“孔子作《春秋》,因鲁史旧文而有所治定;其治定未尽者,专付丘明,使为之《传》,《传》虽撰自丘明,而作《传》之旨悉本孔子。”[22](P431)如此,《春秋》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公羊》、《穀梁》二传不过后师末学,而正传唯在《左氏》。《春秋》经文与《左氏》传文都可以视为孔子所作。通过《春秋左传疑义答问》的改造,《春秋》经与《左氏》传合二而一,孔子与丘明不可分割。章太炎的《春秋》学是比杜预更加彻底的史学。通过章氏的改造,《春秋》不但不是孔子的素王大法,而且也不是周公的史法旧章,而是记述春秋时期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史实的作品。杜预将《春秋》由孔子法变成周公法,而章太炎则更进一步将孔子法转变成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成为真正的“良史”。也就是说,当孔子成为史家、教育家、思想家,便早已不是传统理解中的“为万世立法”的“圣人”形象,而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一个历史人物形象。

 

三、章氏三“原”与孔子形象的变化

 

当孔子成为“古之良史”,孔子整理的六经便成为历史的记载,经学转化成史学。章太炎以历史的眼光探求经学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本原”,并且在这种“本原”化的历史追溯中瓦解了这些概念的价值。兹以经、儒、素王三个概念为例,看经学概念在“历史化”之后的变异。

 

(一)原“经”:经学的史料化与孔子成为“先师”

 

章太炎承认孔子删削过六经,因此,六经与孔子到底关系如何决定着章太炎的孔子观,章太炎通过“原经”将孔子彻底变成一个只“述”不“作”的“先师”。对“经”的理解,两汉今古文经师皆无异议。今文如《白虎通》云:“经,常也。”[23](P447)古文如郑玄云:“经者不易之称。”可见,皆以经为常道。自汉魏至于明清,言经学之“经”字义皆在此一理解中。章太炎既具历史之眼光,故求经字之“本义”。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载章氏在日本演讲稿《经的大意》,首发高论云:

 

甚么叫做经?本来只是写书的名目,后来孔子作《孝经》,墨子有《经上》、《经下》两篇,韩非子的书中间也有经,就不一定是官书了。但墨子、韩子的书,向来称为诸子。孔子的《孝经》,也不过是传记。真实可以称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庄子·天下篇》说六经的名号,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礼记·经解篇》也同。难道古人只有六经么?并不然。现在存的,还有《周髀算经》,是周公和商高所说。更有《逸周书》,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记录。《易经》的同类,还有《连山》、《归藏》。《礼经》的同类,还有《司马法》。汉朝都还完全。这些都是官书,都可以唤作经。不过孔子所删定的,只有六经。也不是说删定以后,其余的书一概作废,不过这六件是通常讲诵的,其余当作参考书罢了。[24](P70)

 

在《国故论衡·原经》中,章太炎追溯先秦之称“经”数义:“《吴语》称‘挟经秉枹’,兵书为经;《论衡·谢短》曰‘《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法律为经。《管子》书有‘经言’、‘区言’,教令为经。”[25](P276)下又列“世经”、“图经”、“畿服经”等等之称“经”,证“经”之名非官书。从本义讲,经不但非官书,也非儒书,古代之书皆可称“经”。至1935年,章太炎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经学略说》,其时章氏已知辛亥鼎革,道德沦丧,古文经说因史而亡,然讲经学犹云:“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26](P485)

 

此处胪列三说贯串章氏一生,而皆以历史眼光“原经”,而“原”至于最古时代,“经”只是古书之统称。究章氏之原意,是为了反对明确的以六经为常道的今文经学,所以,超过汉代今文家说,而至于孔子以前的王官六经,而且将孔子之前的六经视为历史的记载,这样一来,便自然而然地瓦解了“经”的神圣性。可以说,章太炎为了瓦解今文经学,而将经学视为史籍,经学一旦成为史籍,无形中连古文经学视经为“法”的意义也被完全瓦解。

 

章太炎的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经学的溃亡,连经学研究一并崩溃的还有“新学”。章门弟子朱希祖据章氏之“经”字定义,于1919年直接提出:“经学之名,亦须捐除。”其说云:“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但后人称经,是有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意义,是不许人违背的一种名词……我们治古书,却不当作教主的经典看待。况且《易》、《诗》、《书》、《礼》,本非孔子一家之物,《春秋》以前的书,本非孔子一人所可以垄断的。”[27](P95)章氏另一弟子曹聚仁在《从疑古到信古》中也列举了章氏《国故论衡·原经》言古代兵书、法律、教令、历史、地制、诸子皆可以称“经”,而云:“总之依章师的主张,一切书籍都是经,这对于提倡读经尊孔的腐儒们,是最有力的讽刺。”[28](P40)最后,曹氏的结论是奉劝青年们:“爱惜精神,莫读古书!”[29](P40)其中,朱希祖纯为史学研究者,且主政北大历史系,辛亥革命之后,经学科废,举世趋新,本待有识之士重振绝学。而章太炎对经学的瓦解,使其弟子一辈自然而然地接上了西来现代学术的思路。

 

同时,章太炎对“经”的定义也直接接上了新派学者的思路。顾颉刚直到1962年作《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时还在说:“近人章炳麟早就解释过,‘经’乃是丝线的意思,竹木简必须用了丝线编起来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乱。可见这原是一种平常的工具,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30](P454)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章太炎释“经”字本义,已非“经学”之经。当时学出廖平又曾私淑章氏的李源澄,在这一问题上洞若观火,李源澄《经学通论》有云:“经学之经,以常法为正解,不必求经字之本义。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而经之得名,则在于战国之世。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而非经之达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31](P4)“经”字本义与“经学”之“经”是两回事,要解释“经学”之经,不必求诸“经”字之本义,就像要解释“人性”,不必追溯到猿性,更不必追原到单细胞原始生物之性一样。以章氏之博学深思,谅不至于不知此,惟其好古过甚,厌汉儒过深,又纵横其博闻多知,故夷经为史,无所不用其极。经只是史,孔子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历史文献的整理者。

 

(二)原“素王”:孔子的历史化

 

章氏之二“原”为原素王。素王之说为今文经学立学之根基,而汉世古文家也多接受之。盖承认孔子有立法,则孔子为素王也。孔子之立法在《春秋》。主《公羊传》者董仲舒对汉武帝云:“孔子作《春秋》,正先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32](P2509)卢钦《公羊序》曰:“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33](P16)主古文、《左传》者贾逵《春秋序》曰:“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34](P16)可见,皆以孔子之作《春秋》为立素王大法者。章太炎以孔子为史家,史家者,整理历史使后人明朝代兴亡者也。而素王则是提出价值、以为后世制法者。是故,章氏必瓦解素王之义,而其法仍是以“历史”记载瓦解价值。《国故论衡·原经》云:

 

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35](P296-297)

 

章太炎以历史上可见的三种不同的“素王”,证明孔子之称“素王”非其本来,不过是后儒为尊崇孔子臆加“素王”之号而已。孔子是“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法,孔子非“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整理春秋时代之旧史而已。故章太炎认为,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是“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详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36](P298)。今文家言孔子“为汉制法”,而章氏以为《春秋》今文有四传,义各不同,是“为汉制惑”。他认为《春秋》只是史,故云:“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尊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37](P298)依章氏之说,孔子实为史家,其作《春秋》、《左氏》为正传,乃在于整理春秋正史,布于人间,使民间得而习之。

 

章氏之破素王之说,仍然是以史籍之歧说破经典之神圣。说素王者,本以孔子之前皆有圣德,而有王位故制作礼乐。而至于孔子,有德无位,故立空王之法以垂世,是称素王。而章氏则列“三素王之辨”,使专属孔子之素王,可属之守府者,可与之货殖者,殊不知伊尹之言、史公之论非经学之谓素王也。

 

(三)原“儒”:经与儒的分化

 

章太炎之三原为原“儒”。《国故论衡·原儒》开头即云: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38](P481-485)

 

章氏此篇极尽坟典,而立论大意则追溯“儒”之歧义。章氏蒐集古之言“儒”者,据《墨子·经上》言“名:达、类、私”,而分儒为三种:其一“达名为儒”,指的是古人以“儒”学概括一切“术士”,即一切有术之士者,凡道家方士、法家、杂家,九流之人都可以称“儒”。其二为“类名为儒”,指的是《周礼》诸侯有保氏之官,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人,通此六艺者称“儒”。其三为“私名为儒”,指的是刘歆《七略》所云,王官失守,衍为诸子,司徒之官变成“儒家”。言至于此,则仅分析古书中“儒”本有异说,虽同一字,意旨有别。然而,章太炎之意不在此,他分别三科之后乃云:“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往者商瞿、伏胜、穀梁赤、公羊高,浮丘伯、高堂生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于儒籍。”[39](P488)也就是说,古之儒者的三种含义,无一种含义包括传五经的经师,易言之,经师不是“儒”;而在《七略》的图书分类中,传五经之周秦大师,皆不在“儒家类”中,而在“六艺略”中。因此,“经学”与“儒学”截然分开,古“儒”之三科皆无经师,《七略》之六艺皆无儒者。盖刘歆之《七略》,以六艺为王官学,而诸子为百家言,儒家止为诸子之一,非能跻于王官。但是,早在刘歆之前,司马迁著《史记》,其《儒林传》皆传经之士,且自《史记》之后,历代正史因之未改,则五经之学岂非“儒家经典”?对此,章氏解释道:“自太史公始儒林题齐、鲁诸生,徒以润色孔氏遗业。又尚习礼乐弦歌之音,乡饮大射之礼,事不违艺,故比而次之。”[40](P489)如此说来,司马迁将经师行迹题为“儒林传”,不是因司马迁认为传经即儒者之业,而是因为这些传经者能够发展“作为诸子之一的孔子”的学说———勉强可以列入“私名为儒”,而且,他们也司《周礼》六艺的礼、乐、射———勉强可以列入“类名为儒”。在章太炎看来,司马迁大抵是搞错了。章氏接着说:“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诸在口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41](P490)因为古文经师研究的是王官学,不是百家言,是《七略》中的“六艺”,不是“诸子”之“儒家类”,所以古文经师是“史官之支流”,并不“润色孔氏遗业”,与孔子关系不大,也非“事不违艺”,不符合《周官》保氏之教,古文经师更不应列入《儒林传》。章太炎以他所概括的儒者三科为标准评议道:“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相殽乱。”[42](P490)传经者传的是作为官书(历史)的六经,与作为诸子的“儒”已然不同,而将其放在一切术士中的“儒”与周官保氏“六艺”中的儒,又只执一篇,所以说,经师与儒士判然有别。

 

这样,章氏以历史的眼光总结出“儒”的原意,断定“儒”是子家,“经”在经部,二者不应相混淆。如此一来,呈现出章氏的用意是将经学与孔子区别开来:孔子不是经学的开创者,而只是经学的传承者,并且经学只是历史的实录,在这种逻辑中,孔子的删削述作事业铸就的是一个“史学家”。章氏通过“原儒”裂分儒家与经学,夷孔子为诸子,这就是以历史瓦解价值。章氏之后,胡适《说儒》诸论继章氏之“儒者三科”而作,使儒家与经学渐行渐远。我们还可以从章门弟子曹聚仁的《原儒》来看章氏之说的影响。曹氏指出:“太炎师是首先提出了‘题号由古今异’的历史新观点,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儒’字,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观点。他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侠义的‘儒’。我们已经把孔丘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让大家明白不独宋明理学的观点,跟孔子不相干,即使魏晋清谈家的论点,也和孔氏相去很远;西汉今文学家更是鬼画符,连春秋战国的儒家,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之学呢!从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演化,是有了新的意义。”[43](P68)

 

四、结语

 

章太炎将孔子视为史家,虽然承认孔子删削六经之功绩,但是作为“古之良史”的孔子,已经与古代学术中的理解完全不同。可以说,章太炎之论,在彰显历史之重要的同时,破除了孔子的神圣性,也剥夺了孔子作为文明立法者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孔子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这终结了将孔子视为“圣人”的古典时代观念,而奠定了现代学术对孔子评价的基本底色。早在1905年6月20日,许之衡在《国粹学报》发表了《读〈国粹学报〉感言》,便已经说到章太炎对孔子的重新评价带来的社会影响,许之衡说:“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又言:“近一二年来,有某氏之论保教,章氏之论订孔,而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几失其旧步。”④某氏,即梁启超,当时之文为《保教非尊孔论》。许氏之论可谓见微知著也。

 

在经学史上,对“经”、“儒”、“素王”诸关键词的理解决定了对经学大方向的认识。章太炎解释这三个概念,都以“历史”的眼光,纵横其博闻多识的才华意气,追究其本意,胪列其歧义,结果不是使其意旨大明,而是使其价值丧失殆尽。章氏原经而夷经为史,进而为史料,使删削六经的孔子变成历史文献的整理者和传播者。章氏原儒而夷儒为子学,孔子为诸子,章氏原素王而孔子不立法。章氏之“三原”都已经超出了传统古文经学的范围,而导夫现代史学之先路。在现代史学中,已经没有独立的“经学”的位置。

 

晚清民初之世,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场国家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更新势在必行。而孔子作为华夏古典文明的集中代表,该如何重新认识孔子是文化更新的核心问题,也是每一个深刻的思想体系中必然包含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抨击、否定古文经学,不遗余力,以至于认为《周官》、《左传》都出于刘歆伪造,而且,孔子改制立法,以《春秋》为代表的今文经典,为孔子的“一王大法”。这样,孔子从“至圣先师”提升为“素王”,又升格为“教主”,而孔子的身份也随之从立法者转变为改制、创教者。比康有为稍晚的章太炎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古文经学发展出新的史学,企图用民族的绵远历史来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历史根基,这种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经学、看待孔子,无形中将孔子变成一个史学家。

 

康有为把孔子视为“教主”,很快遭到启蒙思想家的唾弃。在章太炎对孔子的神圣性予以解构的同时,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导致经学不仅不再是国家的价值基础,而且不再成为学术的价值核心。同样,孔子也不再是“素王”、“教主”,而是成为一个古代历史人物。就像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所说的:“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44](P12)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便可以被各种学科加以解释了。例如,冯友兰为了将孔子解释成“哲学家”,否认孔子作《春秋》,认为孔子只是以六经教弟子,这样,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个教育家,既不是“素王”,又不是“至圣”,而只剩下“先师”。而只有“先师”,才可能对接西方的哲学家。因此,冯友兰说:“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的影响相仿佛。”[45](P143)通过这样层层剥落孔子身上的神圣光环,冯友兰重新确立了孔子的新地位,即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在同样的逻辑中,孔子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这样一来,经学时代的孔子身上的神圣光环被彻底剥落了。

 

注释

 

①此文首次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八、第九号,即1906年9月8日、10月7日两期,又发表于同年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更名为《论诸子学》。

 

②《检论·订孔》出版于1914年,是根据1904年出版的 《訄书》重订本中的《订孔》修订。

 

③章太炎1932年给吴承仕的信中说,此书“为三十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烦言碎辞,一切芟薙,独存此四万言而已”。参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36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六期,1905年出版。当时章太炎之《訄书·订孔》、梁启超之《保教非尊孔论》影响一时,而许之衡文章对此二者进行了反驳,其文之精在于从宗教角度反思中西文明的区别。

 

参考文献

 

[1]陈壁生:《章太炎的“新经学”》,载《中国哲学史》,2013(2)。

 

[2][8][21]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4][5][11][15]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

 

[6]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9][12][25][35][36][37][38][39][40][41][42]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24][26]章太炎:《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3][16][17][18][19][2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2]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3]班固著,陈立注:《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7。

 

[27]朱希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8][29][43]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0]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31]李源澄:《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

 

[32]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

 

[33][3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

 

[44]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

 

[4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