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宋朝城市也有城管与拆迁,但是……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7-06-23 19: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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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宋朝城市也有城管与拆迁,但是……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 发布

          首发于《同舟共进》杂志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廿八日庚辰

          耶稣2017年6月22日

 

 

 

 

如果我们有机会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将会发现,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交错,将城廓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全城的坊、市、道路、城墙均呈左右对称。白居易形容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很传神。毫无疑问,这是严格按照图纸,凭借权力的巨大动员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为追求恢宏大气、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以致到了盛唐之时,长安城内南部各坊,居然还“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唐朝长安)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显得不怎么规整了,不但城墙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见。汴河斜斜穿过城廓,借着汴河所带着的交通便利、货物往来与人烟凑聚,沿河一带慢慢演变成汴梁城最繁华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来是那么拥挤、喧闹、嘈杂,但又富有生气。城墙之外,也自发形成热闹的市镇,与城内连成一片,所谓“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这样的城市格局,与其说是行政权力“规划”出来的,不如说是民间社会“生长”出来的。

 

   

 

(北宋开封)

 

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唐代的长安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离。街道是不准摆摊开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中;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而且“居必求其类”,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门“昏而闭,五更而启”,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墙已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兴起。今天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长卷,那种繁华气息仍能扑面而来:东京城内外,店铺鳞次栉比,商贩旅人云集,酒楼歌馆遍设,商业广告满街,瓦舍勾栏布于闹市。

 

   

 

与《清明上河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今日网友PS出来的一组恶搞图片《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画面中,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队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贩抱头鼠窜,原来繁华似锦的汴梁街头,立即变得空荡荡,只留下一地狼籍,以及涂在墙壁上的刺眼的“拆”字。这组在网上流传甚广的PS图片戏谑地讽刺了一把当前社会的“城管现象”,令人拍案叫绝,在会心一笑之余,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当如何维持。这个问题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扰过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宋代社会。

 

有些网友抚今追昔,以为宋朝没有“管城”。其实不对,宋代是有“城管”的——当然那时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城市街道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而不是成天驱逐小商贩、追鸡撵狗,不可能将流浪的盲人扔进汴河里,事后还辩称盲人是自己跳河的,更不可能用秤砣将卖西瓜的瓜农砸死,《清明上河图》中的护城河平桥处,就画有一个小贩,在路边支了一把遮阳伞,摆了一个小摊子卖西瓜,没有什么“大盖帽”来干涉他。不过,如果汴梁的商贩占道经营,严重妨碍了交通,街道司还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迁”。作为一个具有“自发成长”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无穷,在当时,这叫做“侵街”。因为侵街严重,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面对商业城市发育初期的秩序混乱,宋政府专门设立“街道司”,介入对城市秩序的维护,乃至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都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迁记录在文献资料中并不鲜见。比如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宋政府“搞拆迁”的几个特点,这对今日的城市治理也不无启示。首先,对侵街的权贵并不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处以杖刑)”。

 

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为“京城衢巷狭隘”,宋真宗诏令谢德权“广之”,即负责拆迁工程。谢德权“先毁贵要邸舍”,以致“群议纷然”,连皇帝都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却坚决不从,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碰上这种牛脾气,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从之”。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后恢复“禁鼓昏晓之制”。禁鼓,即街鼓,是从前坊市制的配套设施,昏晓各敲响一次,提示坊墙城门的闭启时刻。

 

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又如元祐五年(1090 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为适应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街市,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我们现在看《清明上河图》,在虹桥两头,就树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了公共交通。

 

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单有点不可想象。

 

又如南宋时,高宗说:“将来郊祀诣景灵宫,可权宜乘辇。此去十里,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辇是轿子,辂则是皇帝的专用礼车,要用四至六匹马来拉。临安人多路窄,皇帝郊祀如果乘辂,势必要拆迁太多人户,宋高宗不愿意因此大搞拆迁工程,便主动降低了皇帝出行的规格。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

 

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如谢德权重设禁鼓,便有此意。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们突然发现,“二纪(近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行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北宋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