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重新发现理学家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7-07-04 19: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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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重新发现理学家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一日壬辰

           耶稣2017年7月4日

 

 


让我们先来看几场发生在宋代的社会重建运动——

 

宋朝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过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父在已析居异籍,亲未尽已如路人”。对于主要依靠宗法伦理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

 

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代儒家才发起一场旨在“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宗族重建运动。宋代及之后的宗族组织,基本上都是以朱熹的《家礼》为范本重新构造的。

 

北宋熙宁年间,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乡约,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由民间社会自发、自主地建构出来的村社自治组织。按照吕大钧设计的制度,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入约的乡亲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

 

这套乡约制度经过朱熹的整理,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南宋末年,朱熹再传弟子阳枋的家乡遭受蒙古军队洗劫和屠杀,满目疮痍,乡治败坏,阳枋不但“悉所有以给困乏”,还和当地乡绅“发举蓝田吕氏乡约”,重建地方社会秩序,效果很不错:“一乡化焉”。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这是宋朝士绅创设的农村低息小额扶贫贷款组织。

 

按照朱子的设计,社仓大体上是这么运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垫付一定数额的大米作为贷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社仓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此后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已“落落布天下”。

 

北宋末、南宋初,官学溃坏。毕生致力于学术与教育的朱熹想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其害“不可胜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换言之,就是干脆抛掉官学体系,另立炉灶,创办更有独立品格、更有学术品质的书院。在理学家的推动下,书院获得空前的繁荣。

 

宋代的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的学术共同体,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书院欢迎的是“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同时,书院也是践履儒家经世理想的讲学机构,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通过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

 

  


不管是宗族的复兴、乡约的创建,还是社仓的推广、书院的建设,无一项不是由理学家发起、组织、建立、主持。从张载、程颐、吕大钧,到朱熹、阳枋,均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

 

宋代的民间慈善,主导权也逐渐从宗教团体转移到理学家群体身上,如南宋理学家刘宰曾经三度“纠合同志”,开办“粥局”,为无家可归、无粮糊口的饥民施粥,并以寺院收留流浪饥民。第一次“粥局”从嘉定二年(1209年)十月持续至次年三月,日救饥民四千多人;第二次“粥局”从嘉定十六年(1223年)冬持续至次年四月,日就食者最高达一万五千人;第三次“粥局”从绍定元年(1228年)二月持续至四月。活人无算。

 

今日的人们多以为理学是心性之学;说起理学家,也容易联想到“袖手空谈心性”的呆板形象。但实际上,从宋代开始,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重建运动,都有理学家热诚参与,或者由理学家倡导之,领导之。理学并不是单纯的“内圣”之学,理学的归宿点依然是“外王”,即“治国”、“平天下”,即建立优良的人间治理秩序。受理学影响的宋代士绅,相信重建人间秩序的道路并不是只有“治国”一途,投身于地方社会的建设——宋人称之为“仁里”——更加可行、可靠。

 

所以,北宋大儒张载计划在关中买一些田地来试验“井田制”,认为“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朱熹弟子度正提出,“仁之为道,用之一乡不为不足,用之一国不为有余,所施益博,则济益众,雇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则为仁政,在下而行之,则为仁里,里仁之所以为美者,非以其有无相赒,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故耶。”姚勉说,“士君子之生斯世也,达则仁天下之民,未达则仁其乡里,能仁其乡里,苟达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

 

这些观念都指向地方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不用奇怪,为什么自宋至明,理学家成为了领导社会重建运动的最重要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功学派的态度,让我们来引用与朱熹论战的陈亮的一段自白:“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与,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有分毫干涉。”可见陈亮对地方社会的自治事务毫无兴趣,也许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层次的政治大事与制度构造。

 

今日社会不但需要重新发现理学,更需要再造理学家。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