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民主的本意一直在被曲解,以三世学说反思共和道路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7-07-21 09: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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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

作者简介:曾亦,男,西历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原标题:反思辛亥,被忽视的康有为——早报专访《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

作者:曾亦

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03月11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八日己酉

      耶稣2017年7月21日


  “我们通过对康有为后期著作的阅读,不难发现,当时中国人对共和的选择,实在有太多的偶然,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流血和灾难。这段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或学术活动,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难度不大,但从思想上来看,却从来是被轻率而简单地对待了,甚至是忽视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亦


  “孙中山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基层单位还是宗族。但共产党彻底打破宗族,将个人解放出来,而由国家直接管理。所以共产党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样的做法对于战争时期夺取革命胜利是可取的,但是对未来的中国建设是否可取就不一定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孙中山的做法。”——曾亦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亦(下)出版了《共和与君主》一书(上)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亦前不久出版的《共和与君主》一书围绕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重新考察了传统政治的合理性,以及共和制度的诸多缺失。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曾亦认为,“关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主流观点纯粹是从革命派的角度看待辛亥革命以及它选择的革命道路,中国当时并非没有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三十年的改革来看,回到康有为的改良立场,至少有一点对于未来建设必须考虑:应该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资源,以此设计未来的道路。”


  重视固有历史经验和传统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选择康有为晚期思想作为研究对象?


  曾亦:现在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他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对他辛亥革命以后的晚期思想研究较少,普遍认为他后来的思想趋于保守和反动,民国之后几次他参加的重大政治活动也被认为起到了负面影响。实际上,流亡海外以后,康有为晚期的思想有不少转变。


  至于“晚期”如何界定,可能学术界会有不同看法。我的研究重心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康有为,这个时期无论是他的学术思考,还是政治实践,都以对共和制度的批判为中心。自辛亥革命以后,经过这一百年意识形态的熏陶,上自政府及各界精英,下至愚夫愚妇,都觉得中国走向共和是历史的必然,具有一种自明的真理性。


  近些来年,政府与学界都在探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借研究康有为来重新反省辛亥革命及中国道路的一些问题。


  东方早报:你的书提醒我们,我们一直忽略了辛亥革命中的康有为,对于历史中的人物,我们是否应该对于其进行并列的反思?


  曾亦:康有为代表着另一种“反革命”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当时并非没有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三十年的改革来看,回到康有为的改良立场,至少有一点对于未来建设必须考虑:应该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资源,以此设计未来的道路。


  以三世学说反思共和道路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提到三世学说是康有为思想的一个重点,这个学说如何理解?


  曾亦:《春秋》记载了鲁国242年的历史,并将它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于所见世,即孔子和他父亲生活过的时代,记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史实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或者“笔法”,从而体现了《春秋》对现实政治的基本价值评判。这其中表达的历史观仍然适用于当前,每个人都能找到与自己对应的这样三个时期。《公羊传》作为对《春秋》的阐释而提出了三世学说,并作为政治哲学指导康有为变法,以及对共和道路的反思。可以说,康有为那些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都有深厚的经学背景。


  康有为把三世学说大为拓展了,将其与《礼记》中《礼运》一篇提到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变成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阶段的划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升平世;夏商周对应的太平世;春秋以后就是乱世了,乱世对应的恰好是儒家学说。从这个角度看,儒家只是适应乱世的一套学说,但是这套治理乱世的学说使用了2000多年,依然没能使中国走出乱世,而西方已经走入升平世、太平世。所以结论很显然:何不用西方的办法使中国走入升平世、太平世,而戊戌变法引入西方政治、经济等学说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


  东方早报:康有为和孙中山关于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对今天有什么参考?


  曾亦:在中央层面的区别是,一个主张君主,一个主张共和。在省级层面上,两人的认识最初有差别,后来统一的。简言之,康、孙二人都主张中央集权,削夺行省的权力,扩大县、乡一级的自治。康有为他们都认识到,向西方学习自治的重点是学习县乡自治,这也同时打破了旧有的以村或宗族为单位的自治,新的模式到现在还在寻找,从晚清以后到现在仍然在探索。传统的乡村被破坏以后,如何建立新的乡村,譬如,关于新农村建设,学界和政府至今都没有统一的看法。


  孙中山和后来的国民党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多些。孙中山不想打破农村以宗族为基础的格局。孙中山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基层单位还是宗族。但共产党彻底打破宗族,将个人解放出来,而由国家直接管理。所以共产党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样的做法对于战争时期夺取革命胜利是可取的,但是对未来的中国建设是否可取就不一定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孙中山的做法。


  民主的本意一直在被曲解


  东方早报:你认为君主制度的内在合理性并没有得到现代人的充分理解,为什么?


  曾亦:是的,如果当时中国选择君主立宪的话,可能有些弯路就可以避免。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都是从纯粹的封建形态过来的,中国最纯粹的封建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瓦解了,建立的是一个新的国家。封建社会有更加强烈的等级、人身依附关系和忠君思想,却能很快完成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型,而中国这么早破除了这些封建因素,随后要转型到现代国家却这么难。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充分吸纳传统的东西也许会快得多。


  东方早报:你提到“以民主一途以评测人类政治之优劣,诚寡识哉?”为什么是寡识?你觉得应以什么加以评测?


  曾亦:康有为认为民主往往不能使国家富强,反而是让国家衰落。康有为很喜欢引用墨西哥的例子,墨西哥搞民主共和的结果就是乱了三百多年,它政治最好的时期就是独裁统治时期。我觉得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优劣,不能看到底采用哪种政治体制,而是看“民生”,即老百姓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


  东方早报:教科书上的一句话很多人还记得很清楚:“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句话到现在怎么看?


  曾亦:深入人心是确实的,但是深入人心与民众对它是否有着正确了解却是两回事。对于利益单一的社会要民主干什么呢?“民主”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尚的地方,并非人类追求的目标,仅仅因为人类走出氏族社会以后,个人之间那种天然的亲近感丧失之后,诞生了民主这一组织协调方式。


  康党和孙党如美国两党


  东方早报:现在有不少史学家都认同:辛亥革命太激进以至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动乱,康有为对此怎样认识?


  曾亦:民国以后,只要尊重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共和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东西。我们通过对康有为后期著作的阅读,不难发现,当时中国人对共和的选择,实在有太多的偶然,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流血和灾难。这时康有为的政治或学术活动,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难度不大,但从思想上来看,却从来是被轻率而简单地对待了,甚至是忽视了。


  东方早报:历史还是选择了共和。


  曾亦:在政治上,康党和孙党斗了十多年,如同美国的两党之争。对于这两个政党而言,政治理念一定要有差别,否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康有为选择了君主立宪,孙中山也就只能选择民主共和。


  虽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输掉了,但据后来的历史研究看1901年以后改革历程,清政府推动的宪政已在践行并且有了一些成就,只是革命派觉得还是太慢了。虽然宪政在当时是主流,但是民众尚不具备宪政的素质。直到蒋介石退守台湾前不久,国民党才提出了宪政,可以说他们也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预备立宪。康有为主张君主制,孙中山主张共和制,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宪政具有更大的时间跨度,也更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所必须。


  东方早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否和当初康有为的改良派有着某种不谋而合?


  曾亦:近代中国有两条道路:改良和革命。革命的道路是由孙中山开辟的,终止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它意味着彻底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否定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但在改良派看来,传统是不可能抛弃的,甚至是对未来有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所以,邓小平实行改革之后,原来被否定的思想和学科开始恢复,儒家也随之得到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