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政治之分裂——革命党人之排满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转变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7-07-24 09: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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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

作者简介:曾亦,男,西历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政治之分裂——革命党人之排满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转变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选自作者所著《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稣2017年7月24日



  


革命之义,自古有之。《易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古人唯天道是法,是以天地有革命,人间亦自有革命。


天地之革命,四时代序之谓也,是以人间之革命,则体现为王朝之更迭,以明天下非独一姓之所有,盖于民心向背之际,天命常有流转迁徙焉。[1]


递至清季,孙、黄辈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帜,盖欲藉此以成革命之功也,其实不过踵明祖排蒙元之故智,与王朝更迭之义殆无二焉。


吾国不幸,先是甲午败于蕞尔岛夷,继以庚子之祸难,满人朝廷遂不足以寄国人之望,又值西方民族观念勃兴之时,是以孙、黄革命虽不无吊民伐罪之古义,然其帜之大者,皆在宣扬种族仇恨而已。


至清社既屋,民族革命之义已成,而南北衅端方启,此实汉人之内讧也,犹秦末刘、项之相争,徒资渔人之利而已。且坐视满、蒙、藏、新之分裂,则民族革命之后果,不过致吾中华民族沦入敌手而已。其后,孙文乃倡“五族共和”之说,欲熔五族为一炉,然为时已晚矣。


且自康、梁假维新之名以饫清廷,托古以改制,而君主制度遂致视为衰乱之由,中国近代之共和思想实肇端于兹。其后,陈、胡等以倡导新文化为帜,视数千年中国之故物皆无一是处,不独技艺、政治,至于道德、文化及语言,甚而吾炎黄种族,皆不若西人远甚,遂有今日之丧乱也。


至此,现代中国之革命不独革清廷之命,亦革满人之命,甚而革数千年中国之命矣。至是,吊民伐罪之古义,遂不复存矣,常不过逞一己之私利、一党之私见而已,而民国现状之怪诞,盖以此焉。现代革命之有名无实,观乎共和后四十年民生之艰,即可知矣!


康长素上法宣圣,以素王自居,其所倡言改制者,不过欲以西夷共和之制取代取代吾国数千年君主之制而已,“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2]。


观其所撰《大同书》,即以共和为大同也。其后颇游历诸国,“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对于“世所谓共和,于中国宜否,思之烂熟矣”。[3]


民国初建,南海犹心向共和,甚至要求其同志献身于民国建设。1913年,南海归国,亲历共和后中国之诸多怪现状,乃于国人对共和颂歌拜舞之际,独持异议。[4]南海于《不忍》杂志序中尝发“十不忍”之慨:

 

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

 

可见南海对共和国之失望也。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南海亦遭民国通缉,乃避居美国大使馆,遂撰写《共和平议》一书。其中多掎摭时病以为针砭,极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时南海已臻耳顺之境,然从政问俗之心,一如曩日之殷也。南海于此书自信颇深,其序自谓:

 

昔《吕氏》《淮南》之成,悬之国门,有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吾今亦悬此论于国门,甚望国人补我不逮,加以诘难,有能证据坚碻,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5]

 

其先,南海尝撰《中国善后议》(1916),亦有悬门千金之赏。皆见南海之自负,亦见其谋国之热心肠也,惜乎国人不能为之稍留意焉。稍后,陈独秀极论《共和平议》之非,竟讥之不名一文,曰:“吾观吕氏书,其自谓不能易一字,固是夸诞,然修词述事,毕竟有可取处。若康氏之《共和平议》,虽攻之使身无完肤,亦一文不值!盖其立论肤浅,多自矛盾,实无被攻之价值也。”[6]


南海又曰:

 

盖辛亥革命之前,举国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后,举国不容人议共和之非。……仆诚不忍,著《共和平议》一书大发明之。窃冀国民必有大明政体之一日,则国体变,然后国治可期。[7]

 

南海对此书期待甚高,冀国民“大明政体”以变国体,从而达到恢复君主制度的目的。此书固未能炳烺当代,盖时人皇皇于西学,未能措意其说耳。南海虽喋喋而道,不过一己之孤鸣而已。然观乎百年来中国道路之曲折、反复,南海之论亦未足过时,犹有警醒今日之价值也。


一、革命之祸


自古以来,革命之目的不过消除旧政治之无秩序,而代之以新秩序。旧秩序崩坏之后,常不免朝纲败于上,民生苦于下,至革命告成,乃有一新秩序之建立,如是,政简刑清,百姓安乐。然而,源出西方之近代革命,则绝异于是,常不过定一己、一党之利益为“国是”,假理想之名而趋唤民众而已。[8]


若是,革命前已是利益之分化,革命后必致政党之林立,其甚者,则为经济之萧杀,战乱之频仍,以至于国家分裂,徒资外敌而已。英国革命如此,法国革命如此,辛亥革命如此,至于苏东各国之颜色革命,犹在今人耳目焉,亦概莫不如此,皆大乱数十年而后止,其祸患殆有不可胜言者。哀生民之多艰,乃不幸罹此革命之锋镝哉!


戊戌间,南海《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有云:

 

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于全欧,波及大地矣。诸欧鉴戒巴黎,杀戮略减,而君主杀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则百年来百国宝书实录,莫不同然。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也。[9]

 

其时南海甚言法国革命之祸,不过藉此以惧满人,欲朝廷亟行立宪之政也。此后袁世凯亦假此术欺孤儿寡母,于是清帝逊位,遂致革命竟一旦而功成。


戊戌后,南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犹倡君宪之说,与孙文之革命党相争,乃极论法国革命之祸,甚至以为百无一是。1905年,南海撰《法兰西游记》,其中颇描摹革命之情状:

 

民无教义礼法,以服从其心,纲纪荡然如猛兽,假于自由,以恣凶横。……乱民贱妇,贱踏帝王英雄之骨以为快。以自然为教,一切无可信者,故举古今之信仰礼义皆扫除之,道德废尽,男女惟淫乱。……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异者,日揭博爱、自由、平等为徽,乃假博爱之名,以为屠队,用自由之义以为囚狱,假平等之说以杀夺富资,剪除才望,称自然之美而纵淫盗。一时才子佳人、名宝古物,皆泛扫净尽,比之黄巾、黄巢之祸,尚远过之。而饰绝美之名,以行其凶残之实,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国人尚妄称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师之,此则其欺人之甚,而天下之人果易欺者也。……名为革王侯之命,实则革人民之命而已。人民何辜,遭此大革命哉?……追源祸首,及伦的党诸志士仁人,不虑事变,妄倡革命,大罪滔天,无可逭也。……无真人而假托革命,谬谈自由,其为不可,不待言也;假令吾国民智大开,人格皆至,才哲如林,义热实心救国之人无数,以言革命,则其祸酷必更烈,而亡中国愈速焉。[10]

 

戊戌间,长素之政敌亦道及革命之祸矣。《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有谓“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逢起,卒为国祸,在泰西且不可行矣”,又讥樊锥欲行民主,“真汉奸之尤哉”。[11]


南海又论革命非势出必然,曰:

 

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12]

 

近代西方以来之革命,概假自由、民主、平等为名,然“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法国大乱八十余年而后止,中国革命亦大乱四十年而后定,良不感佩乎南海之先见也欤?是以自民族、民生视之,革命常未必得福,反革命亦未必造孽也。


职是之故,南海雅不欲革命,而主张渐进之政治改良。南海之理论虽以民主共和为高,至其政治实践则以君宪切实可行,假君权以行民权耳。然而,革命风潮一波高过一波,先是国民党矢志革命,其后共产党继之,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部可歌可泣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其实,南海与国、共两党之间,政治主张之差异尚属其次,盖皆以民主共和为最高目标也,至于达成此种政治主张之途辙,则一主革命,一主改良耳。


国、共两党皆反对此种渐进论,孙中山甚至主张“一次革命”,从而完成中国近代化的全部目标。孰料袁世凯独揽大权,吝于杯羮之分,孙氏遂亲手发动了“二次革命”。其后历次南北兵争,莫不出于孙氏之手,亦莫不背其“一次革命”之初衷也。孙氏可谓愈挫愈勇,甚至有三次、四次革命之说。[13]最后,孙氏改组国民党,谓民国以来历次革命之失败,皆以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之缘故。[14]此时,孙氏乃主张“不断革命”矣,至于革命之目标,依然是所谓“封建遗毒”。[15]后来之国、共两党继承其遗志,皆欲“将革命进行到底”,若稍有停滞,则视为“反革命”矣。


且观乎现代中国之历次革命,不论其时具体任务若何,必同时有“反封建”之目标。盖“反封建”绝非一朝一夕能奏其功,唯其如此,乃有“不断革命”之必要。如是,现代中国思潮乃以手段为目的而已。既以革命为目的,则必以封建或传统视为革命之对象,先是传统之政治,继而传统之思想与文化,终则“灵魂深处闹革命”矣,必至此地步,革命始为进行到底矣。[16]


汪荣祖深惬于南海之反革命论调,谓中国现代史乃“一部动乱的革命史”,且颇张其义曰:

 

百年来,中国一再崇拜革命,以为革命可举万恶一扫而荡之,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康有为反对革命,主要不在拥护满洲人做皇帝,而在坚持渐进,不能冒进,何况革命动乱在当时可以招致分裂与亡国的可能性。民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印证康氏所言,并非危言耸听,虽未全中,亦不远矣。但康氏逝世之时,革命不仅在继续,而且方兴未艾,一直发展到“文革”的革命高潮。


当然,革命并非一无所成,但代价是何等之高。更主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文明的建设不能靠革命来完成,而必须由逐步的改革来完成。今日不再以革命为国策,坚持以改革为国策,乃是经过检验后的必然实践。康有为的渐进改革思想也应该重新评估肯定。[17]

 

新文化运动欲继辛亥革命之未竟事业,乃将政治革命推进到思想、文化领域,甚至以改造“国民性”为目标,其后之文化大革命,不过其绍述耳。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实施改革,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此实为近百年中国革命史之反动。至此,孙中山开辟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终结了,而从来作为革命对象的传统亦次第得到复兴。


二、自立与独立


武昌军乱,盖袭五季骄卒之遗习也,斯后得假首义之帜,仍不失为堂正之举。然力有未逮,遂藉独立之名以行革命之实,实启其后民国数十年政治分裂之端。虽迫于形势,然民主共和观念之惑人,实有以致此也。孙中山负“国父”之盛名,乃欲效法美国联邦制而缔造民国,是以其后民国政治之分裂,孙氏实不能辞其咎焉。孙氏曰:

 

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整理统御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此新政府之成立,不必改换其历史上传来之组织,如现时各省本皆设一督一抚以治理之,联邦办法大致亦复如是。但昔之督抚为君主任命,后此当由民间选举,即以本省之民,自为主人。形式仍旧,而精神改变,则效果不同矣。[18]

 

可见,其后民国数十年军阀割据局面,实甚符合孙氏之政治设计也。今有学者欲曲为孙氏讳,遂将此局面溯因于曾、李乡军之兴,未尽是也。盖终孙氏一生,始终以割据为革命之手段,民国前如此,民国后亦何尝不如此?[19]其后,共产党割据农村而闹革命,亦袭孙氏之故智耳。


然美人欲自独立于宗主国,此其所以有名也,至其十三殖民地合而为一,建立联邦,实出不得已。吾国数千年历史乃造成一统之中国,诸省今欲独立,岂非倒行逆施乎!独立之后又谋联合,反复周折,欲何为哉?抑或效今之独联体乎!此南海所以深嫉之也。


孙、黄推翻满清之革命,本属堂正,乃欲效美国独立之名,实不知比类也。至其革命功成,犹以自治之名煽惑国人,其识尤浅。其后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南北对峙等,诸省莫不假独立之名,行割据之实,孙、黄真始作俑者耶![20]此种独立自由之精神,又与现代政治之地方自治、民族自决观念相糅合,乃伏无穷之祸端,其弊殆难胜言者哉!


是以察乎往古之革命,莫不荼毒其民。[21]虽然,犹未见若今日导致国家分裂者。近代以来,历次革命之后果,常不过政治之分裂,乃至种族之仇杀,故颇有识者倡言民族和解,以消弭革命之遗患也。观乎苏联、南斯拉夫之解体,以及亚、非、拉诸国之政治动荡,足见近代革命观念之背谬也,亦尤见南海之特识焉。[22]戊戌后,南海游历德国,颇感于德国由一统而致强大,曰:

 

今吾国人昧昧于时势,览欧土之诸雄以竞争致富强,乃欲将中国之一统而亦思分之,以自促其瓜分之惨。不师强德而法印度,其愚何可及也。[23]

 

近日中国颇有倡言民主政治者,假选举之名,行阴谋之实,哓哓置辩不已,无视列强分裂我国之心,尤无识也。其甚者,不独歆羡西人之虚华,至于甘居买办之实,与敌国相应若桴鼓然,其心真不可问矣。


其时南海撰有《废省论》(1912),主张废除行省单位,“裁去元、明督抚之制,而复唐、宋州郡之法,俾行政之分治可精密,而中央之集权可实行”[24],又以民众选举地方长官的做法为“愚谬之至”。民国初年,南海于举国效仿美国联邦制之际,独标中央集权之异论,其识见良非革命诸公所及也。晚年孙中山挟苏俄之力,欲一统中国,乃唱中央集权之说。然其时共产党犹学步于孙氏之早年思想,耽迷于民选及联邦之说矣。


虽然,康党初亦以自立为谋。戊戌初,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在湖南推行新政,即汲汲于此道焉。至于陈宝箴抚湘,亦非绝无此念。其子陈三立撰乃父行状,谓陈氏以“国势不振极矣。……阴念非扫除弊政,兴起人才,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东南上游,是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基础,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故闻得湖南,窃喜自慰”[25]。梁启超尝上陈宝箴书曰:

 

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国。……明公必于他日自立之宗旨,树标既定,摩之极熟,不令少衰,然后一切条理乃因而从之。[26]

 

戊戌后,南海尝叙其所以谋湖南自立曰:

 

夫自割台而不能保,而人心变矣,则有发革命者;及割胶、旅也,则湖南有独立之说。幸有圣主维新,大慰人心,天下归之,人望自强。[27]

 

南海初以湖南省之强,乃能自立而免列强瓜分,其后,则立足于现代国家之构建,亟以削弱行省为论矣。


关于康党在湖南之自立活动,梁启超尝言之曰:

 

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辗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皮锡瑞)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会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中国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当时所办各事,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28]

 

康党主张自立,固有地方自治之意,然其用意则在谋日后独立之基础也。[29]康党此时谋湖南自立于中国,虽未必确乎有革命之意,然当天下大乱之际,湖南若能自立,则退可保全于外患,进则可图天下,犹刘知远之自保河东也。[30]梁氏此时自谓“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其用心可谓昭然。文悌攻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良有以也。


戊戌后,康、梁等亡命日本,自梁启超以下,康党中人多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欲两党联合以共谋革命,则犹操戊戌前之革命旧旨也。[31]


庚子间,北方大乱,南海力劝张之洞、刘坤一勤王,其实欲谋湖广之自立焉。[32] 且令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号三十万众,欲据两广、两湖,然后直捣京师。虽号曰勤王,又谁其信耶?[33]至自立军败,南海又以勤王自誓,力陈其保国之忠也。[34]


其后,梁启超有分中国为十八省自治之说,实承康党初期革命思想之绪余也。[35]然此时康氏已变其旧说,乃力斥其非。[36]


1911年,山东省宣布独立,声言共和国当实行联邦制。其后,“联省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地方军阀莫不奉为秘典,且盛张此说以惑国人,其得如此,实因与共和联邦之理想有莫大关系。[37]至1922年,此运动达到最高潮,如湖南、浙江公布其“省宪章”,其他数省亦尝试采取同样行动。对此,南海曾强烈反对,以为不过军阀权力之制度化,甚至促请吴佩孚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38]


盖自清末以来,孙氏颇费力经营广东,民国时尤据以为革命之根据地,康氏深恶其分裂,以为非中国之福,乃常为吴佩孚之谋主,欲一举荡平广东,逐孙氏于其巢穴之外。[39] 其后,国民党得苏俄之助,势渐盛,南海号召北方诸省共讨之,“今加拉罕隐为中国主,孙、冯是左右将相,段为护法韦陀,力行俄化,外团震忧,中国五千年奇变”[40]。南海又竭力调停北方军阀之纷争,全力对付国民党,以为中国存亡之关键。[41]1926年,北伐军入湘,南海乃赤膊矣,遂遣其弟子徐勤,聚合邓本殷旧部攻粤,欲为北伐之牵制焉。[42]至1927年,北伐军已定汉、宁,南海时寓沪上,不久即避居青岛。盖南海殁于三月底,临终前犹致电张宗昌,汲汲为其谋划军事,以对抗北伐军。[43]张宗昌败,北伐军直趋鲁豫,南海乃谋其身后事,纤细毕至。南海虽以七十老翁而卒于正寝,中间未必无有隐曲,然其不知藏喙之道,至此乃惧革命军罪之,抑或其死因然。[44]


孙中山始终矢志革命,虽屡遭败衂,其志亦未稍挫焉。虽然,其力常有未逮,乃以独立为手段,虽贻祸无穷,亦未暇顾也。至晚年,孙氏得苏俄之助,乃尽变旧说,力倡统一,始深恶“联省自治”之说矣,然其唾余反为共产党一时所宝矣。


三、政党、民主与政治分裂


南海极论民主有以致政治之分裂。其言曰:

 

吾国必行民主乎,国必分裂。夫虚君之国,犹有君臣之名,则有义以定之,君臣有天泽之分,故以齐桓之强霸,对于东周虚王,犹凛天威之咫尺。日本大将军犹敬虚君之天皇,不敢犯上叛逆。若罪为不敬或叛逆,则人恶之,自不轻妄叛逆也。今法大革命后,君臣义破,然观日、英可考也。虽为虚君,而群臣敬畏,不妄乱叛,不敢狎侮焉。英自戮楂里逐占士后,行虚君共和制,内乱遂止。若民主也,无君臣之名义,则叛乱自立不为逆,无天威之敬畏,则语言侮慢不为悖。夫国人于叛逆视为无事,则以何物束其心志乎?夫人之情,固不乐受制于一人,且所谓一人行政,必私不公也大半矣。心既不服,情又不便,则惟有畏势而不敢动,若势不足畏,则安得不分裂而自立乎?乃欲高谈空文之法治,怵令权强以恪守,彼势无可畏,法何必守耶?故导之以德,以大畏民志,令其自不逾规则无法可也。若束之以法,则法者以待两无力人之争,国家藉以折衷之耳。若两有力人,则以法为不便于我,只有去之,岂肯守之。故法者在势之下言之,有势则有法,无势则无法,复辟可反攻以讨逆,旧君之义可废,何有于法?[45]

 

古代地方之跋扈骄蹇,莫过于唐、五季之藩镇,其拥兵自重,叛服无常,亦为民国政局之写照焉。虽然,武人自恣,常未必能俛首贴耳也,然毕竟畏于君臣名义,非若民国诸将以独立为美名,而竞以此相标榜焉。考诸今日民主国家,绝无叛逆之伦,则地方之抗拒中央,精英之里通外国,皆坦然行之,乃无丝毫愧郝之情矣。


民主政治之弊如此,时人犹欲行法治以纠绳之,梁启超即善于此道焉。[46]今日主张民主政治者,亦崇尚法治。盖古之法家,不独重法,亦且重势,今之主法治者,则欲太阿倒持,权重于下,若是,中央之法令亦无如之何矣。


盖西人之民主大致有二:其一,多党民主,或称代议民主、间接民主,右翼之政治民主多取此义。其二,一党民主,或称党内民主、直接民主,左翼之经济民主则取此义。康氏颇称许瑞士之民主,以为太平大同之制,[47]盖稍近于左翼之民主焉,而其对民主之讥评,皆对多党民主而发。


多党民主之前提,在于社会之分化,以及利益之多元,至于党派之林立及政治之纷争,皆从此出。盖社会现实如何,政党关系亦如何,是以任何一党皆不得独大,不能代表其他政党,更不能取缔其他政党,否则即为独裁矣。故民主政治,不过党争政治而已,乃社会中诸多利益博弈之体现,犹野狗之博食耳,内中实未有甚高明之意焉。虽然,其中亦有高下之分。其上者,各政党犹能遵守一定规则,愿赌服输;其下者,上台者不择手段,而下台者不愿服输,聚讼无已,甚至称兵相向,亦在所不惜。观乎民国之政局,不过民主政治之末流耳。府院、冯段、直奉之争,以及后来宁汉之分立、蒋汪之内斗,至于地方军阀之斗争,更形频繁,莫不是民主政治之后果,皆以利益不能调和故也。内争若是,至外人乘势而谋吾国,乃得渔翁之利矣。民国以来中外之种种条约,皆以党派立场而置国家、民族之利益而不顾,龂龂其间,袁、段之北洋政府如是,孙、蒋之国民政府何尝不如是,凡是,皆欲于党派纷争中谋求优势而竞相谄媚外人也。是以南海痛切言之曰:“无论革命者能假外国之力与否,要终于自鬻国民,以速其割亡而已。以救国之故,而终至鬻国,又岂仁人志士而甘出此乎?”[48]


至于古代君主政治,则无此弊端焉。君主以天下为一家,自为父兄,而视万民若子弟,故其谋天下之事,犹谋一家之事也。至于广土之众民,或为同祖之血亲,或为甥舅之姻亲,虽有远近亲疏之别,而无隔阂不通之碍。是以君王至尊而爱民如子,小民至卑而戴君如父,大人谋国于上,鄙夫勤劳于下,群策群力,万众一心。上下左右,无利益之纷歧,乃能通达如此。《大学》谓天子以“絜矩”之道使天下平,盖以上下能同其心,戮其力故也。


虽然,古之中国亦有党,然与今之政党绝不同。时人论党之名义曰:

 

党之名何自始?曰:始于乡党。《周礼·大司徒》:“五族为党,使之相救。”《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此党之本义也。古者聚族而居,宗族亲属,同居乡党境内,故父族、母族、妻族,亦曰三党。……以乡里之名,为亲属之称,已属后起引申之义。要之,五百家之丁口,皆其党徒;党正,则其党长;党之政教,其党务也;使之相救,其党纲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乡党自治之明效大验也。此党如是,彼党亦然。聚党为州,聚州为乡,聚乡为国,国人则皆党人也。至党之政教,顜若画一,毋或携贰,有别立宗旨者乎?无有也。有自为风气者乎?无有也。有门户水火,聚讼争执者乎?无有也。……至于非其亲党,亦有曲从阿附,以联声气而结党援,于是朋党之称,遂为世所诟病矣。……三代而下,若牛李角立,蔡张昵比,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伐异党同,亡人家国,读书者推原祸始,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朋党之祸之为厉阶也。若夫东汉之甘陵、宋之元祐庆元、明之东林复社,或忧时之君子,或讲学之士夫,激浊扬清,守先待后,期以正人心,息邪说,延斯文于存亡绝续之交,正与《大易》朋友讲习之旨、孔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义,合无间,大公至正,何党之有?而小人必以朋党毁之,禁锢戮辱者,史册相望,于是党益为世忌讳,党之名实,亦愈以淆。[49]

   

是以古人因相亲而相党,本为自然之团体,党人、党徒即为同宗、同族之亲属。同党之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三代以下,党人、党徒因政见异同相聚合,党同而伐异,彼此之争势若水火,乃渐失古代相亲之义焉。驯至近代,党人、党徒不过因利益而苟合而已,又其下焉者矣。


至晚清共和之议起,君王不复尊矣,而民人亦不复抟结,盖彼此利害阻隔,乃不复相亲,而视若仇雔然。现代中国政治之分裂,盖以此焉。虽然,国人之想望共和,犹灯娥之赴火,焚身而不止。南海讥国人之执迷共和而不悟,“如饮狂泉,若服迷药,语之以必无共和之望,而彼仍望也。语之以中国与共和隔绝,如渡水无梁,渡海无舟,乘飞机登天,而终不可致,非徒不可致,且将遇飚风而坠,折骨而死,而迷共和者,仍恐不悟也”[50]。


民众无知,尚犹可闵。至于孙、黄等缔造共和之伟人,其迷悟殆亦类此耳。南海讥之曰:

 

且有民国伟人,以革命立功,以革命得名,若谓共和不成,则舍其家具,安有舍而从我之理。此则有中国可亡,而民主不可改之心矣。虽然,此负气之心耳,彼又不信中国真因民主共和而亡耳。果真因民主之亡,且亡亦不远,念及他日,其身家流离亲为奴隶,妻妾、田园见夺于人,子孙永奴,种族将绝,为台湾人,为印度人,为缅甸人,必将有翻然改曰者,次第实征已见矣。及今改之,事势已迟,犹或可望也,但过是时,大分裂已成,他日已难统一。鹬蚌相持,徒供渔人之利,虽欲发愤,其可得哉![51]

 

南海又谓“民国伟人草文,乃专待他人拯救,则吴三桂而已,复何言哉!”[52]孙、黄辈醉心于民主共和,几使中国蹈俄国、波斯、突厥覆灭之路。虽然,革命党人不欲自任其咎,然吴三桂之心固不可测,彼等之心宁可测乎!微共产党之功,中国不待其后苏联、南斯拉夫之时,盖已亡于昔日矣。今亦有信奉民主若狂者,致国家之分裂犹在所不惜,真“民国伟人”之裔孙耳。


南海甚至以为,若国家醉心于民主,即便不为国灭,亦如昔日墨西哥,丧地无数矣。南海曰:

 

吾每览墨西哥地图而悲不自胜也。墨为北美最大国,纵横万余里,华盛顿之建美十三州,地不过海西一隅耳,今自新藟以东至三藩息士高边海万里之地,皆故墨壤也。墨革命九十年,易民主五十六,日事内争内乱,遂失此万里之壤而入美,今乱未已,岂徒割地已哉!非终并于美乱不得止也。又尝考英以三岛,国至小也,其得盛大也,赖立荷兰侯威廉第三而致之,于是荷兰海外之殖民地皆归隶于英,今南洋海门一带犹是也,英用以富强。清朝之入关也,举八旗兵所平定之四十国,尽归之于中国,后定外蒙土尔扈特、青海、西藏二万余里之土,皆不费内地一兵,而吾中国得之。今东三省率皆山东人,而蒙古、新疆、川、藏为吾汉族所移居垦辟者,不可量数。且是二万里之疆皆在冈底斯山、杭爱山之下,昆仑发脉之始。故金矿弥满焉。清室之为功,莫此为大。美国与坤士兰之金皆尽,南非谷士当及波国之金,开矿亦久而渐尽,则金矿万里大地无我比焉。其他百产之精华,不胜缕数。人之垂涎东三省一隅,誇为天府,亦可见矣。[53]

 

墨西哥屡为民主,故致弃土如此。中国自辛亥革命后,其形势之危殆实与墨无二,若满、蒙、藏、新等地,几不为我有矣。[54]微主席神武之力,今中国之疆域不过旧明十八省故地而已,则孙、黄之革命,真中华民族之罪人也。[55]


中南美诸国,自独立以来,皆行共和之政,然莫不大乱。[56]盖共和之政,总统可假人谋而得也,是以“每一易总统,即以兵争,死民如麻”,“盖民国之政府,不能统摄其国,两党之间,群雄并立,半言不合,一夕称兵。故共和国者,共乱国也”。[57]吾国自癸丑以来,数年之间,兵戈迭兴,政局之动荡,大概类乎中南美。[58]至于俄国,其势本凌逼欧亚,大为列强所惧,其后既挫于日本,党争遂起,已不复昔日之霸悍矣。至一战间,俄国先有二月革命,又继以十月革命,遂致丧师弃地无算,乃订屈辱之约。若非德国战败,西欧残破,且赖共产党人以武力荡平叛乱,则俄国早分裂于七十年前,而不待近日矣。虽然,其弃失之地亦不在少数,若波兰、芬兰、立陶宛、爱莎尼亚、拉脱维亚及远东一部,皆不复有矣。彼时俄国因尚不过分裂为九而已,今日实行民主革命,覆手间已裂为十五国矣。[59]是以今之好言革命者,宁不当引以为鉴戒也欤!


民国以后,共和始基,康氏稍变旧日之君宪立场,效法英、日之虚君共和,或立前朝旧君以维系满、蒙、回之异族,或立衍圣公以饫汉人之心。南海又谓虚君之制本儒家旧说,盖儒家尊孔子为素王,诚虚君之谓也。若此,既可靖内乱,又可兼收满、蒙、回之地,绝无政治分裂之虞,又何损革命之实哉![60]


四、排满与国族——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个内涵


《春秋》辨夷夏,其义大致有二:其一,极许齐桓、晋文攘夷之功,以夷狄异种而辟之,不与同中国。其二,假鲁以为中国,以礼义进退夷狄,盖怀柔远人也。


春秋之时,楚、吴、越之势寖盛,时主中国之会,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取怀柔姿态,或进或退,或褒或贬,犹未失自信也。北宋以降,辽、金、蒙古相继勃兴,已非中国能抗矣。且中国与夷狄,种族虽绝异,而礼义则稍近焉,如金之熙宗、海陵、宣宗多能慕汉化,辽诸帝亦然,至金世宗且有“小尧舜”之号,则中国与夷狄之间,实未有先治后治之义焉。故至两宋之时,中国与夷狄多取种族之义焉。


此间说《春秋》者,如孙明复、胡安国之辈,乃偏取《春秋》之义,严华夷之界,至于《春秋》以礼义进退夷夏之义,则阙而弗讲矣。是以康长素讥宋儒之说《春秋》曰:

 

尊己则曰神明之胄,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义,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61]

 

盖《春秋》者,王霸之学也,然两宋终始偏安一隅,大为夷狄陵逼,宜乎不能尽得《春秋》之古义也。


若梁启超,其论尤过其师,曰:

 

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彝之论日益衰,而彝患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则曰:“是实《春秋》之义。”乌乎!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62]

 

康、梁皆以攘夷非《春秋》之义,然其后之革命党,若章太炎、刘师培辈,拘拘于光复汉家河山之旨,乃极论攘夷为《春秋》第一义。


至清世,满洲以关外小夷入主区夏,乃倡言满汉大同,而常州学者亦颇致意焉。庄、刘、魏、康之徒,阴承泯除满汉畛域之谕旨,且览乎满汉地域、文化之趋同,遂无视满汉种族之差异,宜乎革命党人讥以“谄谀满洲”也。虽然,宋儒所忽视之进退夷夏义,至此乃得盛张其帜矣。此时之“中国”概念,盖指同一礼义文化范围下满汉共治之国家,而夷狄则扩大到西洋红毛诸国。[63]


不过,由于内外关系的变化,清人关于“中国”的概念有些模糊。譬如,“中国”一词有时指整个清朝所辖的地域,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指西洋、南洋诸国;不过,有时却限于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此时又偏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64]民国初年,南海折衷《禹贡》五服之制,乃划中国为三服,即以长城内之中国旧壤为甸服,设府州以尹治之;沿边要地为要服,若滇桂之边、海南岛及东三省之边、四川之边、新疆之近边、内蒙古之近边,设道治之;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三省之边为荒服,以都督治之。


南海又借用公羊三世理论,宣称人类已进入到升平、太平之世,即所谓“远近大小若一”,夷夏之间的差异不再重要,即便有差异,亦不过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先后不同,而《春秋》讲的种族差异内涵完全被忽视了。南海甚至主张,种族之间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人种改良来加以泯除。[65]


此时的夷夏理论宣称孔子主张的大同理论在西方找到了榜样,至于数几千年来中国遵循的先王之道,不过是圣人用以治理衰乱世的办法,因此,中国欲进入更高的人类发展阶段,即升平世,乃至太平世,应该用一套新的办法即西方道路来治理中国。至此,夷与夏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传统中国成了夷,而西方诸国则成了夏。中国从此不再有文化上的优越性,甚至,传统中国应该放弃旧有的文化,而向西方趋近。这样,当一种为天下取法的中国观念崩溃以后,并与近代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体系相结合,从而催生出一种仅仅作为种族或地域的国家观念,即民族国家。


因此,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以“中国”这种简名而自称时,不再有相对于夷狄的文化上的优越感,而仅仅指称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区域。其中若尚有些许文化上的含义的话,也仅仅是消极的,即向西方迈进的。


晚清今文家多主夷夏进退之义,故一则倡满汉之大同,一则以文质区别中西,期以中国之变法得以驯至于西方大同也。然孙、章等革命党人,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帜,假排满之名,行革命之实,乃极张《春秋》辨夷夏之旨,“《公》《穀》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66]刘师培甚至丑诋夷狄非人类,谓夷狄其先始于兽种,其后进化亦迟,至世界递迁,仍守榛狉之俗,乃慨叹夷狄入主区夏,“后世中原不竞,鞑虏凭陵,鸟迹兽蹄交于中国,神州赤县莽为牧场,人禽之界荡然泯矣,此长林丰草,禽兽居之,龚仁和所由兴叹也。”[67]至于章太炎,则假儒家复仇之义,极论种族革命为是。[68]


其时南海主保皇,极论满洲为同种,谓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之居吴也。[69]又引《春秋》进退夷夏之说,谓满洲“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70],“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71]。南海又谓满洲之入主中原,“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72],则满清之统治,真大有功于吾华夏中国也。


至革命功成,满洲既逐,而蒙古、西藏与新疆以异种故,亦与中央渐行渐远,相继沦入敌手矣。故孙文倡“五族共和”之说,欲摆脱满人压制之汉族又能“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然为时已晚矣。[73]其后,满人忿于种族之卑屈,遂一意复国于关外,致为日人所乘。追寻前因,盖革命党人假排满为帜,其虑非远,其谋非深也。


“五族共和”颇有民族平等、乃至民族自决之色彩,对此,孙氏本人后来亦反对“五族共和”的提法:

 

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汉族。[74]

 

又认为:

 

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75]

 

可见,孙氏之民族主义,前后实有一巨大转变。[76]孙氏早期以“驱除鞑虏”为使命,此种内涵,盖出自“夷夏之辨”之古义。[77]至革命功成,现实之目标乃转为民族之融合,防止国家分裂也。且就中国之强大为言,五十六个民族必须融合为单一民族。惜乎后来之共产党皆怀抱民族自治乃至自决之理想,虽有“大团结”之意识,然亦乐道五十六个民族之多,不为融炉之计,且百般保全之,甚非策也。


并且,康、孙都意识到传统中国有“一盘散沙”之弊,是以中国不能敌西方也。孙氏将此种散沙局面归咎于宗族:

 

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而没有扩张到国族。……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78]

 

相对于宗族的分散性,孙氏提出了“国族”的概念。[79]所谓国族,就是将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民族,即中华民族,换言之,各民族由于共同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族和风俗习惯,而凝结成一个类似家族或宗族的自然团体。基于这种对“国族”的理解,孙氏又强调了宗族的积极意义:

 

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工夫。……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80]


依我看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81]

 

因此,孙氏之民族主义带有血缘的性质,即以导致中国“一盘散沙”的宗族为基础,扩展为统一强大、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


孙氏晚年甚至赋予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强的内涵:

 

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82]

 

至此,孙氏之民族主义已尽失复仇旧义矣。且就中华民族之自强目标而言,反帝渐成必然之任务: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83]

 

此时中国之反帝,只是反西方列强而已,至于后来渐成中国大患的日本,孙氏犹欲联合以对抗西方。并且,孙氏称许中国得免于西方列强之瓜分,尚赖于日本崛起也。其《致犬养毅书》(1923年11月16日)云:

 

列强中初有欲并吞之者,而阻于他强,遂有议而瓜分之者,不期适有日本崛起于亚东之海隅,而瓜分之谋又不遂。当此之时,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84]

 

不仅如此,孙氏甚至支持日本建立东亚霸权:

 

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则日本不忧无拓殖之地,以纳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岛及南亚各邦,必当欢迎日本为其救主也。……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85]

 

二战时,日本兵出南洋,即以解放亚洲为号召,实颇符合东方人对于日本之厚望也。


孙氏盖欲引日本为诸夏而共抗西夷也。然日本之志,则以谋求诸夏内之“中国”地位为首要目标,且以自身土地、人民狭小之故,乃欲先吞并东亚诸国,以强大其“中国”地位。[86]对此,孙氏似颇为之惜,以为其目光短浅,乃失东亚人民之心。孙氏晚年甚至主张中国、日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甚至可以包括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在联邦之内,以对抗欧洲。[87]显然,此时孙中山已完全超越了早年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


至于南海,更是引日本为同文同种[88],径称日本为诸夏:

 

日本与支那,对宅于大地渤海之中,同种族,同文字,同风俗,同政教,所谓诸夏之国,兄弟之邦,鲁卫之亲,韩魏之势,而虞虢之依唇齿也。[89]

 

南海甚至主张中日“合邦”:

 

若夫东海对居,风教相同,种族为一,则敝邑之与贵国,名虽两国,实为孪生之子。唇齿之切,兄弟一家,存则俱存,将来且为合邦。亡则俱亡,将来同夷于黑人。[90]

 

康氏视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国,其意则在对付异种之西方夷狄也。康氏此时又在种族的意义恢复了古代夷夏理论的另一层内涵。[91]


更晚些时候,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发展出世界主义的内涵。不过,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不相矛盾,皆可由公羊家关于夷夏之辨的两层内涵导出:夷夏既为种族概念,故须攘夷,此民族主义也;夷夏又为文化概念,故当尊王,而以礼义进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诸义皆从此出,此世界主义也。晚清以来,保皇党与革命党各据其中一义以相抗。孙中山此时站在一种构建现代国家的角度,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只有“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早已消亡,因此,中国人在异族的侵略面前,由于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尤其在列强包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92]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晚期的孙中山那里,不再是推翻满洲统治的工具,而是未来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的基本手段。


注释


[1] 盖“革命”一词,专指政治革命而言,即以王朝易姓更迭为革命。近代以来,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一词为革命,其意义渐宽,至于政治、社会之大变革,皆得名为革命。(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页)是以南海论革命之名义曰:“在日本用之,为改革之通名,无事不可称为革命。在中国用之,则专属征诛,以为移朝易代之事。在今革者,则缘民族义,专用为排满兴汉之名词。若以欧美求国为公有之义论之,则皆非也。”(康有为:《救亡论》,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30页)梁启超则区别“革”与“革命”,谓“革”之义有二:改革(英译作Reform)与变革(英译作Revolution)。梁氏曰:“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则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当用变革以救中国也。然梁氏又将变革与革命区别开来,盖革命不过“必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至其主张之变革,实不必易姓,盖欲存清祚也。是以梁氏之意,雅不欲效孙氏革命党之所为也。(参见梁启超:《释革》,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第242—246页)


[2]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1912年5、6月间,《全集》第九,第309页。


[3] 康有为:《共和平议》自序,《全集》第十一,第2页。


[4] 熊十力回忆其在辛亥革命前后之思想历程时,曾有如下描述:“我读了《群学肄言》,便感觉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却是极端赞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经实行参与革命的工作。到了辛亥武昌起义,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凶。”(熊十力:《英雄造时势》,载《独立评论》,1934年6月10日)可见共和之失人心也。


[5] 康有为:《共和平议》自序,《全集》第十一,第2页。


[6]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1918年3月,《独秀文存》卷1,第128、129页。

[7] 康有为:《覆大隈侯爵书》,1917年7月,《全集》第十,第422页。


[8] 王安石、康有为欲行变法,而格于新旧党争,乃定国是,欲藉此以息党争也。然党争愈演愈烈,不独变法无成,且常致国家于危亡之地焉。戊戌年四月,南海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二十三日,朝廷乃诏告天下以变法,其中有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册二,第17页)明定国是,常未必能息党争。近世我党定“改革开放”为国是,又倡言“不争论”,盖欲息天下异论也。然公道犹有在人心者,虽历三十年,异论终伏于下,稍得风云,将为涛浪矣。


[9] 《全集》第四,第371页。


[10] 参见《全集》第八,第182-205页。


[11] 苏舆:《翼教丛编》卷5。



[12]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集, 318页。


[13] 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7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四,第112、113页。


[14]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第430-439页。


[15] 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1919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五,第125页。


[16] 不过,孙中山反对君主立宪,除排满的原因外,尚有“取法乎上”的理由。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对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说,据吴崑笔记,其中有如下内容:“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高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陈天华的记录稍不同:“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可见,两种记录之文字虽异,然皆提到孙中山所以主张革命,实有“取法乎上”之高远理想也。其后,国共相争,亦竞相标榜其革命之理想性矣。


[17] 汪荣祖:《康章合论》,第128页。


[18] 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21至23日间,《孙中山全集》第一,第562页。


[19] 孙中山曾经说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离横滨前的谈话》,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一,第189页)至于章太炎,先是有“分镇”之说,欲当中国危亡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厉,是以扶危而定倾”,甚至认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此说与康党湖南自立之论殆无二致。(参见汤志钧:《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1990,第59、60页)其后,章氏转向革命,犹以割据为是,“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四,第181页)革命党人假独立而谋革命,盖出乎此矣。革命党人决心之大,毅力之坚,至倾危故国而不顾,真不惜一切矣。


[20] 参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1—325页。


[21] 参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集,第316、317页。


[22] 近世惟有蒋、毛之革命,以武力荡平宇内,稍近古道。其中尤以共产党之革命,均平田地,吊民伐罪,乃深得士民之心。孙、黄诸辈,其志小矣,唯思前明十八省故土而已,至于满清所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远逾汉、唐、宋、明,乃欲尽弃之敌国,真中华民族之罪人也。


[23] 康有为:《德国游记》,1904年,《全集》第七,第408页。近十余年来,政府及学界精英以西方之富强在于市场对竞争之培育,遂折分老大之国有企业,内斗无已,今则稍悟其失,又欲合并诸企业,以做大做强为目的矣。


[24]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全集》第八,第414页。


[25] 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397页。


[26] 翦伯赞等:《戊戌变法》册二,第533、535页。


[27]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32页。


[2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戊戌变法》册一,第301页。


[29] 庚子间,南方督抚之“东南互保”,不过此说之流亚耳。


[30] 1920年,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又自承其于湖南倡言民权、革命之说,致信奉者日众。(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9页)诚若梁氏所说,则康党昔日在湖南之活动,其动机真不可测矣。黄彰健藉此论康氏曰:“康是一个‘胸有城府心肠叵测’的人。他可以上万言书对清朝表现非常忠诚,同时却又可主使他的党徒在湖南从事自立活动,秘密的传播革命思想。”(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55页)此言虽过,亦未必无所据。


[31]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康氏早年实倾向革命。1895年,康氏与梁启超赴京会试,革党陈少白访之,痛言非推翻清朝不足以挽救危局,康氏颇首肯其言。其后,徐勤抵日本,与孙中山、陈少白时相过从,相互讨论时政得失。1898年,康党蒙朝廷倚任,南海乃以帝师自居,徐勤等皆弹冠相庆,虑为革党株连,有碍仕途,逐渐与孙中山、陈少白疏远。自此,两党门户之见,从此日深。(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第六集,第10页)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其后康氏赴加拿大,梁氏乃与孙中山等革命党相往返,高唱自由、平等学说,且号饮冰室主人,题其学说曰饮冰室自由书,又改别号任庵为任公,以示脱离康氏羁绊之义。(初集,第63页)又,其时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欲使孙、康二派联合为一,共任国是,“梁启超初识孙总理,对于总理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孙总理以梁等渐倾心革命,遂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第二集,第28、29页)且两党在日本横滨共办“大同学校”,徐勤任其事,与兴中会会员联络日深,至保皇会成立,横滨兴中会会员泰半加入矣。(第六集,第10、11页)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亦自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1899年冬,梁启超奉南海命,赴美檀香山组织保皇会。梁氏赴檀前,“约总理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第六集,第13页)至檀后,梁氏犹假革命之名,与孙中山“友谊甚笃”,然阴行保皇之事矣。梁氏至是背其昔日之言,孙氏恨梁反复,“尝驰书责其失信背约,梁竟无辞以答”。(初集,第16页)己亥、庚子间,孙氏革命陷于最艰难困苦时期,泰半拜梁氏宣扬保皇之赐也,故孙氏常恨梁贼、梁酋切齿矣。

关于孙、梁由合作而至分手的缘由,张朋园论之尤详。(参看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79—92页)


[32] 其时孙文亦游说两广总督李鸿章,欲其藉此谋广东之独立,手段亦大致相类。两人皆负枭雄之姿,所谋亦大致相类。然康氏经此败衄,备受责难,乃深自晦抑,西游欧洲,不复言革命,其后竟大倡保皇之说矣。至于孙氏,虽屡经挫折,然气愈壮,横厉无前,乃终成大功。


[33] 张难先《烈士唐才常事略》云:“政变之未起,君与谭嗣同辈早有所图,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之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念之用。谭死,其势未杀,而君实为之主力。当义和团起自北方,中原鼎沸,会中人跃跃欲试。君以事有可为,率其党徒溯江而上,思纠合沿江数省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柢,乘时以图大举。”(《戊戌变法》册四,第89页)康氏虽力陈其保皇之旨,然考其所言所行,此说亦未为厚诬也。


又,南海《致唐才常书》曰:“中国内腐至弱之国,何以当各国哉!其速瓜分,即不亡,遂为土耳其乎?然有此时机,皇上复位赖此机,中国自立赖此机。……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1900年6月初,《全集》第五,第180、181页)《与谭张孝书》曰:“此次北乱,中英开仗,吾得随意购械,真天赉也。……或者复辟之事,及中国自立之举,即在此乎?”(1900年6月27日,《全集》第五,第194页)此时犹以兴兵之旨在保皇。


又,南海《与徐勤等书》曰:“北京变乱极危险,然广东相去太远,仍晏然无事也。其防守之兵必仍如太平时,不甚惊扰。我今突起须大谣言,京师已失,外国救上,使人心震动,乃可图也。”(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07页)《勤王行师议》曰:“今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08页)其后孙氏谋据广东北伐,其议盖起于长素也。《勤王宜直讨京师议》曰:“凡为画地保疆者、可守可战之策者,惟旧拥有国土者可行之。凡勤王之师,新立之众,则利于长驱剽流、直捣扼要。……自古数千年,未有新造之师不直捣要害根本,而能以保疆画地有成者。”(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10、211页)《告翼雄等书》曰:“盖今日北捣以得长沙为第一要义也。若不得长沙,仍滞阻南中,于勤王无益,且失此北乱之机,切嘱。”(1900年6月,《全集》第五,第223页)《致各埠保皇会公函》曰:“伪府既倒,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外结万国之深仇,内生各督之抗拒,不成为政府,不足为朝廷。我新乘斯时以起义军,远在南方,固成割据,而彼无如何,即进捣贼穴,亦以疲弊而难自救。故曰天与之会,不可失也。”(1900年7月16日,《全集》第五,第225页)南海汲汲于北讨,然南方督抚颇自重,成东南互保之局,南海之计乃不得售,犹以勤王名给各省督抚,盖欲以摇动东南,乘机起事耳。(参见康有为:《致各省督抚书》,1900年8月初,《全集》第五,第244、245页)


至于唐氏本人的倾向,似颇复杂。戊戌间,唐与梁启超同执长沙时务学堂教鞭,欲谋湖南之自立,是时梁介绍唐入康门,其先本未与康为深交也。政变后,梁、唐与孙党在日本横滨过从相密,共谋革命,且联名劝退康氏,略谓“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云云。(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29页)稍后,梁、唐决议在长江沿岸起兵勤王。冯自由谓唐至有权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各方咸为之用。唐又在上海张园邀请沪上名流成立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自任总干事。其时毕永年劝唐断绝与康氏关系,唐利保皇会之资,坚不肯从。(同上,第68、69页)其实,唐从日本回国举事,即受到保皇会与兴中会的共同支持。据吴良槐《自立会追忆记》,容闳时为孙中山之代表,唐与之会谈,遂决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转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页)1899年,唐在上海英租界成立“正气会”,其宗旨即有双重倾向,既言不能“低首腥羶,自甘奴隶”,“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又言“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正气会序》,《亚东时报》第十九号,1900年2月28日出版;又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9页)1900年春,正气会改名“自立会”,其宗旨既欲建立新中国,又谋皇帝之复辟,创立立宪帝国。7月26日,唐在上海英租界张园召开国会,欲以为日后议政之基础,其宗旨有三: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唐氏之矛盾若此,虽得两方助力,亦因以招致两方不满也。其时章太炎愤而与之绝,盖以此焉。


[34] 其时,唐才常等推容闳为“中国国会”会长,容氏尝以英文布告各国曰:“中国独立协会,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起复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尚秉和:《辛壬春秋》,《戊戌变法》册四,第229页)盖自立军既谋自立,又径以推翻满清为目标。自立军败,张之洞虏获之自立会函札有曰:“指定东南各行省为新造自立之国”,华洋规条内有“不认满洲为国家”之语。康、梁会衔通饬则曰:“本会长开设自立会,欲图自立,必自借尊皇权始。”(《戊戌变法》册一,第431页;册二,第473、627页)是以黄彰健乃极论康党之保皇不过幌子而已,其志则在取清而代之也。


南海身在海外,方以保皇之帜煽惑外埠华人,犹欲披肝胆以陈其忠焉。其引《安徽大通勤王军布告文》曰:“查唐才常《大通勤王布告文》宗旨,第一条曰:保全中国自立之权。第二条曰:请光绪帝复位。则‘自立’二字属于中国,‘中国自立’四字同读而以为会。唐才常益悯于分割,虑为波兰、非洲,故务欲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以振厉国民之志,名义至显。今张之洞等欲诬之,析其文义,去‘中国’二字,但称自立于中国之内,别为自立之一党者,然则张之洞宜攻之矣。无如其勤王文明白解之,曰‘保全中国自主权’何?……若天下士民皆如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日以救皇上行新法,以中国自立为念,舍身破家,甘为四万万人之牺牲,则皇上可立出复权,民生安乐,中国可强矣。”(康有为:《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1900年10月,《全集》第五,第282、283页)南海以自立军意在勤王,其倡言自立,不过欲保全中国之主权耳。又曰:“似此光明正大,传檄远近,诸报登之可据,而谓华洋文规条‘不认满洲为国家’语,何其反也?不待言而知其诬矣。夫张之洞从何捏此?亦由戊戌八月罪康有为伪谕,谓其‘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语演出,此为文悌言而荣禄述之。张之洞既为后党,则奉为宗主者也。考《清议报》第一篇,述康有为之言曰:‘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且康有为日以保皇为事,皇上为何人,不待辩而知此言之为诬矣。”(同上,第281页)关于康、梁会衔通饬之语,康氏亦自辩之,谓己汲汲以保皇是务,且“康、梁本在海外,无从预事,本无通饬之文”。(同上,第284页)南海又力辩洋文规条之无,实系张之洞伪造。(康有为:《驳张之洞劝戒文》,《全集》第五,第341、342页)又辩通饬文中“借皇权”一语之诬,以自明心迹,非欲借保皇勤王以行自立之实耳。(同上,第342页)其时革命党罪康氏媚谀满洲,而旧党罪康氏颠覆满洲,可谓左右不讨好矣。观乎康氏之处境,乃知当局势激变之时,立论之中庸,适以自取咎焉。张氏罪康党欲谋革命,南海不得已盛张保皇之帜,处处与革命党人为难,抑或有自明心迹之隐衷焉。


或谓康党之言“自立”,颇类项羽、刘邦“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之志焉。梁启超即有类似言论,尝撰《自立会序》云:“甚矣,大丈夫之贵自立也。横览古今中外多事之际,则英雄豪杰乘时而起焉。”又云:“岂尝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志任事者,则天下之事皆将成于其手。信乎英雄豪杰之本无种也。”又《孔子改制考》卷4引墨子《三辩篇》云:“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頀》,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则自立会或有效法汤武革命之意焉。


[35] 1902年,南海弟子欧榘甲撰《新广东》,主张广东自立,“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各省既图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归并于能自立之省”,声言广东当为各省自立之表率,“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与万国并”。(参见欧榘甲:《新广东》,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册,第269—311页)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称“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人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近今外人之论者,以新英国、小日本目湖南矣,我湖南青年亦侈然以湖南人自命也”。(参见杨笃生:《新湖南》,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册,第612—648页)此后,江苏、四川等省皆倡言自立。凡此,皆戊戌前康党谋湖南自立之绪余也。其后,各省实行自治,推行改革,以“模范省”为全国倡。民国初年的联邦制及稍后的“联省自治”运动,皆承此论调而来。至于今日改革开放,泰半亦由省为主导矣。


[36] 参见康有为:《覆吴巡阅使佩孚电》,1921年9月16日,《全集》第十一,第162页。康氏致曹锟、赵恒惕书皆载梁氏谬说而驳之。盖梁氏虽为南海高足,然其思想极不能自立,常折衷于乃师与孙氏之间,反复无常,不独南海不慊于梁氏,而孙氏亦常恨其狡诈,谓“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不若乃师之率直,“不愧为男子也”。(孙中山:《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全集》卷一,第230—232页)康氏思想前后本不同,且颇尚权谋,若梁氏之反复,非独受孙氏之影响,亦因乃师思想中本有此两种倾向也。唯梁氏一时而有此两端,自外人视之,则不免有反复之讥耳。


民国六年,南海拥张勋以复辟,梁氏则附段祺瑞以攻之。南海谓梁氏本亦主复辟者(参见康有为:《致冯国璋电》,1917年7月,《全集》第十,第419页),又致书梁氏,切责之曰:“生(指梁氏)之言论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谬也。……生戊戌以来,以保皇自矢,迄事势稍变,生遂卖畴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赞袁氏,违叛民意。迄袁氏积怨已深,又卖袁氏,贪天之功为己力。今日又赞段氏蹈袁覆辙,置段于薪火之上。生他日必别有所适,反复叵测,生固以为因物附物。……生得志于时,而阴很造恶又如此。”(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17年9月,《全集》第十,第428页)则南海亦恶梁氏之反复也。盖自民国以后,梁氏尤为政治之变色龙,或助袁氏以揽权,又附段氏以讨逆,或攀保教之骥尾,又为共和之前驱,常奉迎于北洋诸派系之间,抑或其本性使然欤!梁氏尝亦以此自疑,自谓“盖生性之弱点然矣”。(梁启超:《清氏学术概论》,第143页)


关于梁氏之反复,萧公权倾向于善意的理解,谓其“主张辨别是非,却不相信真理绝对,因此他也不坚持个人一时一地的见解必然是正确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梁氏素有民权思想,此真贯彻始终者也。然其与孙氏始乱而终离,亦以“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且梁氏毕竟深于旧学者也,终不欲背师恩、弃师门焉。


[37] 其时,革党中主张自治尤有力者,当属章太炎。太炎尝有言曰:“今所最痛心者,莫如中央集权,借款卖国,驻防贪横,浚民以生,自非各省自治,则必沦胥以尽。为此计者,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章太炎:《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55页)又云:“自治云者,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本省人充军队警察,而长官尚需本省人民公举,不由政府除授,斯为名实相称,如是层累以成联省政府,则根本巩固,不可动摇,是故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章太炎:《章太炎与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电》,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10页)1920年,湘军总司令谭延闿驱逐督军张敬尧,宣布湖南实施“自治”,太炎即致贺电表示支持,且赴长沙考察。1923年,太炎致电南方十省,欲其“以自治名义联拒寇仇”。盖太炎尝有《分镇》一文,即主张扩大地方督抚之权,防止列强挟制中央以吞并中国。其后虽有《分镇匡缪》一文,自我否定旧日见解。然至20年代以后,又主张地方分权矣。太炎思想之变化,恰与孙中山相反。盖中山于民国前后尝有联邦制之构想,然此时已主北伐统一全国,绝不容地方自治矣。


[38] 康有为:《覆北京裁兵大会书》,1922年5月,《全集》第十一,第184页。又参见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199、200页。


[39] 南海曰:“粤为孙根据地,欲永除孙,非绝其根据不可。……仆昼夜思此,经年弥月,以为非公之声威,不能永远靖粤,而公必不能南行,则非公派部下名将不能定粤。……闻孙君传芳甚才,粤人咸望公定粤,故咸盼孙君传芳定粤。”(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全集》第十一,第232页)又欲用徐勤酬款以助吴平粤。(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全集》第十一,第310页)至吴氏因冯玉祥反水,败弃京、津,南海犹百般为吴氏谋,甚欲助其入粤,以夺孙氏地盘。(康有为:《致吴佩孚、萧耀南电》,1924年11月,《全集》第十一,第352-355页)南海恶孙氏如此,其期许吴氏又如此。


戊戌前后,南海倡立宪,孙氏主共和。庚子之后,满人朝廷已不足孚天下之望,而南海犹戴德宗为君主,处处与孙氏之革命相掣肘。南海又谓孙氏常欲害己,盖“以吾百变不摇,故忌吾甚至”,且戒梁启超谨卫保身。(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07年12月9日,《全集》第八,第334页)壬子之后,南海或扬共和之非,或助冯、吴以平定南方,且时有复辟之想。1926年,南海犹致书吴佩孚,以为“中国之大乱,非复辟不能救”。(《全集》第十一,第429页)盖南海颇寄厚望于吴氏,欲其复辟以安中国,成亘古之功也。南海嫉孙氏如此,至于孙氏,亦深恨南海。民国初建,孙氏即大总统位,尝致书蔡元培曰:“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班。倘合一炉而治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孙中山:《复蔡元培书》,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三,第19页)盖不欲用南海也。终康、孙一生,彼此相嫉视实深焉。


观乎南海一生事业,处处失败,大略言之,盖有四焉。戊戌之变,此一败焉,此其所以丑诋慈禧也;保皇无成,此二败焉,此其所以恨孙氏也;保教受阻,此三败焉,此其有憾于共和也;复辟无望,此四败焉,则切齿于冯玉祥矣。盖吴佩孚之败衄,实北洋军阀命运一大转折,而康氏之虚君共和理想遂成画饼矣。南海深恨冯氏,曰:“冯玉祥挟吕布、侯景反覆枭诈之姿,为石敬瑭、刘豫卖国图帝之业,南与鲍罗庭联盟,北与加拉罕密约,假俄之金钱、学说、军械以据京师,拥段祺瑞以谬发号令。……冯玉祥日日明为大盗,口口发为圣言,居之不疑,言之不怍,集古曹操、王莽、侯景之大成。……冯不止为倒戈校之毕业生,实为诈伪教之圣者矣。”(康有为:《致吴佩孚等书》,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6、417页)则冯氏之所为,较诸“三姓家奴”之无信义,亦不稍逊焉。若吴氏,盖本秀才之身,一生“尊重圣贤,崇尚儒道”,素以儒将自诩,积极倡导孔教,谓民国之乱在于孔教之废,“民国成立,专讲政治法律,及物质科学,竟将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完全废弃,故二十年来大乱不已”。(参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第191页)南海于北洋诸将中,期许吴氏尤深,而于吴氏之败,亦尤痛心焉。南海虽臻耳顺之境,其志则老而弥坚,时人谓南海目光炯炯,声若洪钟,此老真非常人也。


[40] 康有为:《致萧耀南电》,1924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66页。其时,孙、冯南北联合,南海深忧之,至于孙、冯假外力以寇中国,犹为南海切齿,以为中国危亡在此一举,“今之国敌在俄化,国贼在冯而不在奉。……冯俄南下,蒋俄北征,则中国亡矣”(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1月4日,《全集》第十一,第384页),“南蒋、北冯皆俄将,今粤灭于俄,冯据京开俄政府,中国亡矣”(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2月11日,《全集》第十一,第387页),“今大患在俄化,冯玉祥为俄石敬瑭,挟俄攻华,是国贼”(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2月22日,《全集》第十一,第392页),“自面别后,吾粤已亡于俄,而中间兄弟阋墙,不顾外患,致养成俄化。……今幸转圜,玉帅愿结束兵事,与奉派合力拒赤,则犹有望也”(康有为:《致张宗昌电》,1925年12月底,《全集》第十一,第394页),“冯挟俄化灭华,胜即不容公。望助李出疑兵北路扰之,以重兵沿铁路讨冯”(康有为:《致阎锡山电》,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6),“蒋介石者,不过如元将张弘范、清将之吴三桂,只为俄将之一耳”(康有为:《告全国父老兄弟电》,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7页)。世人虽以反革命视南海,然南海忧中国之心,真可表天日矣。


[41] 南海曰:“窃谓诸公苟有不亡中国之心,宜及今明此大义,辩知冯俄、粤俄,各出全力以救中国。”(康有为:《告全国父老兄弟电》,1925年12月,《全集》第十一,第398页)又曰:“大变既临,尤望诸帅各释旧嫌,言归于好,同仇敌忾,联盟合力,以除赤化,以保中国。”(康有为:《致吴佩孚等电》,1926年1月5日,《全集》第十一,第407页)又曰:“浙人蒋介石,雄才悍心,为俄鹰犬,东征西定,无不披靡。……冯玉祥以侯景反覆之资,为俄之石敬瑭、刘豫以灭中国。……今蒋、冯俄数月之中大得意于中国,此非冯、蒋之才能为之也,以中原诸将皆急私仇而遗国仇,奋内争而忘巨敌,鹬蚌相持,至令冯俄、粤俄收渔人之大利。合九州铁以铸此大错,不能不为诸公叹惜痛恨之也。窃谓方今国仇在俄,今之国贼亦在北冯、南粤。有能讨北冯、南粤者,保障中国者也。其有助冯俄及坐视粤俄者,即预于自攻中国,自亡中国者也。”(康有为:《致孙传芳书》,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4页)又曰:“凡有归俄者,助归俄者,望全国各帅合全力待之,无使寸土尺地归俄所有。”(康有为:《致吴佩孚等书》,1926年2月,《全集》第十一,第418页)南海盖忧苏俄之得志于中国,晚年竟操劳如此。


[42]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6年8月14日,《全集》第十一,第433页。


[43] 康有为:《致张宗昌》,1927年3月9日,《全集》第十一,第455页。


[44] 梁启超谓南海自知死期,或与此有关。1927年4月18日《晨报》录“南海临终之遗言”,亦谓南海之病颇关乎政治,盖因“目击世变,百感交集”所致。(参见《全集》第十二,第503页)然吕振文谓南海乃中毒而死。(吕振文:《康南海先生墓碑文》,参见《全集》第十二,第507页)又据刘海粟回忆,南海因年老体衰,实死于食物中毒,未必与政治斗争有关。(参见申松欣:《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研究》,第59页)


[45]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6页。


[46] 康氏此说亦针对孙中山。盖孙氏主张省级行政长官由地方选举,又主张法治以保证国家之统一,“文意各省行政长官,不若定为民选,使各省人民泯其猜疑,且以示中央政府拥护民权之真意,于统一实大有效力。又据法理言之,谋全国之统一,在法制之确定,而不关于官吏之任命。前清督抚何一非中央任命,而卒至分崩者,法制不统一也”。(孙中山:《致袁世凯函》,1912年11月3日,《孙中山全集》卷二,第539、540页)其时国民党势力遍布全国,若依民选之法,则地方权力尽落入国民党之手,故孙氏之主张适触袁氏之忌耳。孙文常多书生之见,且热情而天真,此项主张实未必别有隐谋也。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康广仁语,谓孙氏“躁妄无谋,最易偾事”,而严复《论中国分党》一文则谓孙氏“为人轻躁多欲,不足任重”(《戊戌变法》册三,第76页),观乎民初孙氏之所为,诚是也。


且法治之流弊,乃在于无道德。讼案百出不穷,至于法院藉此牟利者,在所多有。中国素以“无讼”为治,“中国数千年,不设辩护士,法律疏阔而狱讼鲜少,戴白之老,长子抱孙,自纳税外,未尝知法律。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国民自以礼义廉耻、孝弟忠信相尚相激,而自得自由故也。……盖以个人独立之义,有国而无家,故薄恩义而但尊法律;然奸诈盗伪,大行于奉法之中。诚哉!其免而无耻也。法治乎,何足尊?夫何足舍德礼之治而降师之。然吾国无识之徒,不深知治化之本,而徒媚欧美一进之富强也,又以吾国法律之有未备也,于是高谈法治,几若视为政治之极则者。何其颠倒哉!”(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集,第31页)今日道德之沦湑,未始不由崇尚法治之故也。


[47] 孙氏早年主张美国之代议制,晚年始以瑞士之直接民主为高,“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美、法、英虽主张民权主义,仍不是直接民权。兄弟底民权主义,系采瑞士底民权主义,即直接底民权主义”。(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卷五,第476页)


[48]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18页。


[49] 顾震福:《说党》,《民国经世文编》册二,第761、762页。


[50]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7页。


[51]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7,18页。


[52]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第18页。南海常讥孙氏为“民国伟人”,至于国民党其余诸人,尚能平心待之。若黄兴,康氏犹引为己党,“革命党人以仗义起,以争权利终,致中国分裂,生民涂炭。然其中固有真爱国而不为利来者,若黄克强、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数人者是也。癸丑之夏,克强记吾门人麦孺博通好,谓中国民情国势皆不能骤以共和行之,愿从吾所主持,率国民拥戴。……君又劝吾另组党,愿赠三十万金为组党费,吾皆却未敢受。然因此知君只以爱国为心,而绝无私意党见也。……盖于时凡反对袁之帝制者,吾无不与合谋焉”。(康有为:《跋黄克强手札》,1921年1月20日,《全集》第十一,第147页)康氏又常称许宋教仁人材难得。故康氏所衔,唯孙氏一人而已。


又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南海讲学万木草堂时,“孙中山初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见。”孙氏毕竟非凡人,焉肯屈于人下,南海殆不识人焉。乙未,孙氏倡设农学会于广州,尝请康氏及其弟子陈千秋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乃止。同年春,康、梁进京会试,陈少白访于上海,力主革命,康、梁与之谈论颇欢。其后,康党在上海、澳门办《时务报》《知新报》,倡言改革,名重一时,同时康、孙两党颇商量合作事宜。戊戌夏秋间,光绪锐行新政,南海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徐勤等皆弹冠相庆,虑为革党株连,遂渐与孙氏疏远,而两党门户之见,自此益深。政变后,孙中山曾商诸日人以救助康等出险。康、梁至日本,颇蒙日本政府优待,而孙氏亦下意结纳,然南海自称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还,托故不见。其后相见,康氏坚其保皇宗旨而不少变。其弟子徐勤尤其反对与孙氏合作。(参见《革命逸史》初集,第47—49页)


然光绪二十一年(1895),南海代御史王鹏运草拟奏折,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此疏既劾谭钟麟对兴中会举事疏于防犯,诬孙氏为“土匪谋攻省城”,又劾谭氏对劣绅刘学询进行庇护。刘氏与孙中山有同乡之谊,然“交结权要,势倾一时”,南海讲学万木草堂时,即与刘氏多不相能。戊戌间,南海又再次弹劾谭氏及刘氏。政变后,刘氏自请赴日,“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是以康、梁屡谋欲刺杀刘氏。然庚子间,孙中山策动两广独立,即与刘氏颇有联络。刘氏素蓄非常之志,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期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数与商起义大计。康、孙合作之失败,与刘学询实有莫大关系。(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36—150页。又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80页)


不独南海讥孙氏为“民国伟人”,其后陈独秀有“失意之伟人”之语,盖讥孙氏也。(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917年4月,《独秀文存》卷1,第99页)陈氏又颇不满孙氏广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攻击新文化运动。(参见陈独秀:《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1919年12月,《独秀文存》卷2,第568、569页)民国以后,孙氏汲汲以护法为己任,而陈氏亦颇讥之,以为约法对人民自由多有束缚。(参见陈独秀:《约法底罪恶》,《独秀文存》卷2,第578页)孙氏亦颇不屑新文化诸辈,即便在国共合作时期,对陈氏亦常有戒心。


此外,南海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与孙氏不同,而视为民意之体现,“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康有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1919年5月6日,《全集》第十一,第105页),又致电犬养毅,要求日本撤兵。(康有为:《请犬养毅转达日本内阁撤兵交还电》,1919年8月,《全集》第十一,第108页)


[53]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集,第18、19页。


[54] 民国肇建,中国即告分裂,“今蒙古、西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皆自立,伊犁又见告矣。顷则俄、英拥蒙、藏为保护国,法、日调大兵压辽,干涉滇乱。若列强效之,瓜分至矣”,“中国从此分裂而益乱矣,乱极且又将召瓜分”。(康有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1912年1月,《全集》第九,第257页)南海论民国弃失满、蒙、藏之情实曰:“然自民国元年,遂失外蒙、西藏万里之地。外蒙名为独立,而实隶于俄。西藏名为保护,而实隶于英。若东三省,则袁世凯之以十五条易帝制,听设警察,无异割让矣。若夫青岛控制燕齐,片马与[犭怒]夷野人山深入滇边,其失割尚不暇数矣。昔者清室数十年之弱,不过割香港,租胶州、威海卫、广州湾、旅顺、大连,各不过百数十里地,即奕山误割乌苏里江东域于俄,亦仅三数千里荒绝之地,岂有一年而割让二万余里金域与人哉?此则远过于墨,而古今天下所未闻者矣。吾不师英,因威廉而收荷兰数万里之地,乃师墨革命内乱,而失新藟以东万里之地,何其颠倒哉!闻民国伟人之论,但以为能保内地十八省则可矣,岂知西北既失,东南亦不能保,且内地割裂,则十八省亦不保也。又闻贵要某公之论曰:凡改革则必失其地,此必不能逃之数。然谁使必革命而至失地者?今俄、德之争里加一城,敝兵数百万,大战三年,而后得之。吾乃以无端之革命,而甘失二万里之金壤,国人视之,亦不甚爱惜,岂不异哉!故夫亡国有道,非其国人尽盲尽昧尽狂,谁得而取之哉!”(《共和平议》卷2,《全集》第十一,第19页)早在民国之初,南海即以此警告革命诸公矣,“夫吾之抚有蒙、回、藏也,非吾华固有之,满人竭力而得之,以赠吾华人。然而蒙、藏之人,实系属满洲者也,与华人绝无系涉者也。……若今断弃旧朝,而欲收蒙、回、藏,必不可得也。且岂特辽、蒙、回、藏不可得而已,既失之后,必折入于强俄”。(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12页)凡此,可见南海之远虑,迥非革命党人出于一党私利之浅谋可比。是时俄、英分取外蒙、西藏,南海且忧且恨,曰:“一面读报,涕下沾襟,不知其所由,而惟忿然于那拉、奕劻、袁、唐、孙文、黄兴诸贼而已。末日至矣,可奈何?奈何奈何!……孙、黄贼子何足责,今痛恨袁、唐误国。……今者之恨,真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康有为:《与梁启超书》,1912年7月18日,《全集》第九,第336页)南海又讥民国为“让地政府”,“民国成立一年来,吾政府只闻退兵媾和,终则割讲以召瓜分而已,是谓让地政府”。(康有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1913年3月,《全集》第十,第31页)今人徒知满清之割地,孰不知革命诸公以一党之偏私,卖国尤甚焉!


其时缔造民国之孙文,可谓天真浪漫,笃信共和使蒙、藏、回诸部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绝无分裂之虞。(孙中山:《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卷二,第429、430页)盖辛亥以前,保皇党与革命党曾就革命是否遭列强瓜分中国而互有辩争,孙中山尝假土耳其、摩洛哥二事,以为革命成功,列强当做壁上观,反欲保全中国之领土。(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1908年9月12日,《孙中山全集》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383页)至西藏独立,孙文又无良策,乃空言以德服人,“余极端反对以兵力从事……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的谈话》,1912年8月,《孙中山全集》卷二,第427、428页)其后蒙古独立,孙氏亦反对用武,以为有违其民族主义思想,“中国在帝制时代,总是想压制蒙古。在民国时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树铮练边防军去打蒙古,现在又想派冯玉祥带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总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总是要脱离中国去独立。我们南方政府,向来没有用过兵力去征蒙古的”。(孙中山:《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107页)孙氏此说完全不顾事实,且有鼓励蒙古自决之理想主义成分。孙氏又谓“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卷九,1924年1月23日,第119页)其后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亦据此种理想主义论调,大言民族之平等与自决,而疆土分裂之种因亦植于是焉。孙氏之民国虽归失败,而共产党政府颇张其说,然吾今不致蹈苏东后尘,诚中国之万幸也。


长素则与孙氏不同。辛亥前夜,清廷犹能遣赵尔丰进兵西藏,长素乃致书贝勒毓朗,吁请趁葡萄牙内乱之机而收复澳门,且藉此以壮吾军之胆而鼓其气也。(康有为:《致毓朗书》,1910年10月,《全集》第九,第168、169页)设若是,诚能消弭国内乱卒悍将之叛心,武昌之军或亦不敢谋乱矣。


[55] 康氏论俄之兼并外蒙曰:“彼俄人知我革命功人之意,以十八星自表,但知保长城以内中国故有之地,而不计满、蒙、藏之保否也。”(康有为:《蒙藏哀词》,1913年,《全集》第十,第4页)彼时各党势力忙于内讧,此固其失蒙、藏之近因,然推其祸始,亦以革命党人政治理念之偏执所致。


[56] 孙文则以为,南美之乱,非共和有以致之,实因“地方自治之基础不巩固”,至于法国大乱八十三年,亦以无自治为根基,且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之故。(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卷六,第207、208页)故孙氏以为中国之共和建设,尤当重视地方自治。


[57]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3,《全集》第十一,第46页。当时革命党人凡事皆欲描摹美、法之共和,康氏极不谓然,以为“若吾中国之广土众民,人心风俗皆与美相反,如此而欲学美,则有中南美之祸可以为吾前车矣”。(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集,第211页)康氏之预测,此后莫不一一应验,较诸孙文此时之乐观,其智盖亦深矣。孙氏颇憾于南海,亦力辩君主立宪之非,“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恶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然君主制度在中国颇遭人恶感,良非事实也。孙氏又以民主制度可消弥争端,“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卷七,第60、61页)凡此,皆务与康氏之说相反。


[58] 南海讥民初南北之争曰:“今犹南北相持、兵力相鏖者,非为排满也,非为争民族也,不过袁世凯之党数人,与新都督数人相争耳。此乃汉人相内争,如刘邦、项羽然,非复满、汉之争矣。汉高祖谓项羽曰:天下滔滔,生民涂炭,父子兄弟不相保,皆为我两人。今亦然矣。乃为事势之一大变,与初举兵之事理相反,而我国民不可不起而公商矣。”(康有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全集》第九,第269页)其时张謇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议,黄兴、章太炎等皆附和之,或有见于此祸焉。然孙文力排众议,以为当强化党的建设,保持一贯之革命精神,实欲藉此以制约袁氏也。武昌首义,当南北议和之际,孙文乘机而踞大总统位,又行推让之事,后人颇有高其义者,实未得其情焉。


[59] 康有为:《共和平议》卷3,《全集》第十一,第46、47页。今人唱民主者,莫不据美国为例,以为民主可致富强。朱一新尝有论以辟之,曰:“美为新造之国,地广人稀,谋生甚易,故内变不作。其地僻在西半球,俄人未大逞志于欧洲,远交而近攻,无暇及美。至英、法诸国,地丑德齐,日虞俄之蚕食,自顾不遑,更无暇及。故外患不生。此盖幸值其时,得以闭关自治,国用既省,财赋自饶,非其法制果胜于诸国也。”此理甚是平实自然,惜乎今人不知也。虽然,美之实行民主,其弊颇多,古人亦有以见之矣,朱一新曰:“美虽久为民主,而分党相轧,以固权位,每易总统,举国若狂,皆邪说之毒中之。”(《无邪堂答问》卷4)


[60] 参见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11-217页。


[61]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六,《全集》第六集,第179页。


[62] 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辩序》,《饮冰室文集》之二。


[63] 古时常以毛色概括人种之特征,如俗称百姓为“黎民”,秦时称为“黔首”,皆此义也。此外,古时又称老人为“斑白”、“二毛”,称小儿为“黄发”,亦此类也。故明清以后,吾国称西洋人为红毛,未必有贬义,犹今人以肤色称西洋人为“白种”是也。


[64] 明、清于行省之外别设土司以治夷狄,本朝因之,于省外别置自治区,欲少数民族以自治也,其用心实与古人无二。是以南海谓满清既为大一统,又实行满汉分治,盖“因其旧俗而治之”,犹本朝自治之义也。(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全集》第四集,第425页)本朝又在省外另设直辖市,亦沿袭明、清直隶之制也。若以《春秋》异外内之说视之,则直辖、直隶犹中国、王畿,省、行省犹诸夏,至于土司、自治区之设,则比于夷狄矣。


戊戌间,南海尝上《请设新京折》,不仅欲于北京之外而别建新都于沪苏之间,甚至欲建十都,以辐辏天下之文物焉。中国自古常不过两京而已,至本朝,则于北京之外,别建上海、天津两直辖,又于西南别辟重庆为直辖,不独控御陇藏,亦以为“阜民萌,繁商富之道”。(《全集》第四,第444页)


[65]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之一部分即是改造吾国之人种。此种改造人种的思想可追溯至康长素。康氏对棕人与黑人极蔑视,以为智力、形貌与道德之低劣者,然后其构建的大同社会又主张人类之平等,因此,他设想了四种办法来消除这种人种上的差异,即迁地之法、杂婚之法、改食之法、沙汰之法,如此,“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种、黄种之存,其黑人、棕种殆皆扫地尽矣”。(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集,第45页)而且,南海虽以黄、白二种族为优,不过,他仍试图改造黄色人种为白色人种。(参见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集,第43-47页)可见,康氏所主张之种族平等,不是视各种族平等,而是要转变“劣”种,以与“优”种无别。康氏又认为,“太平之世,人人皆色相端好,洁白如玉,香妙如兰,红润如桃,华美如花,光泽如镜。今世之美人,尚不及太平世之丑人也”。(康有为:《大同书》第8,《全集》第七,第187页)盖上世纪初颇盛行人种改造之说,不独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此说实本于达尔文物种进化之“优胜劣汰”说也。叶德辉谓此“合种”之说,较之民权、平等,尤为大谬,盖援耶稣《创世记》之词而已,致中国之种族而不得留存,实有害于风俗人心。(《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翼教丛编》卷6)


[66] 刘师培:《读左劄记》,《刘师培论学论政》,第14页。刘文淇作《左传旧注疏证》,盖不慊于杜预注也,乃掇拾贾、服、郑之注,疏通证明。至其曾孙刘师培,则攻杜注失别夷夏之旨,“自杜预注兴,而攘夷之旨失矣,可不叹哉!”(同上,第15页)不过,刘师培亦许公羊家进退夷夏之说,不过,谓其义在于以夏变夷,非以夷变夏也,故至夷狄乱华,乃深戒之,谓“据此以荡华夷之界则殊不然”,又攻龚氏“援饰经文,献谀建虏”。(刘师培:《攘书·夷裔篇》,《刘师培论学论政》,第292页)


[67] 刘师培:《攘书·夷种篇》,《刘师培学论政》,第296页。


[68] 古人言革命,素无种族复仇之义。然章太炎尝撰文多篇,谓儒家素许个人复仇,唯藉法律以禁止复仇无休止而已,至于国家之仇,公羊家主张九世乃至百世之仇犹得复也。且国家之上,尚无法律以宰制之,则不得不以国家自相复仇为是。(参见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70-276页)章氏又论今之革命,其义实为光复,即“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76页)且论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则排外乃理之当然,而西方则不必排外也,“盖宗法社会之视外人,理同寇盗,凡皆侵其刍牧,夺其田畴而已,于国教则为异端,于民族则为非种,其深恶痛绝之,宜也。故宗法社会无异民,有之,则奴虏耳!”(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四,第325页)是以自革命党视之,满人入主区夏,不免奴虏视汉人,而汉人唯驱除鞑虏而后已。


章氏又谓《春秋》“其实主道齐桓、晋文五伯之事。……综观《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虽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故曰‘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始自籛铿,至于大彭,身更数代,功正夏略,为王官之伯,而亦领录史臧。今以立言不朽,为中国存种姓,远殊类,自谓有伯主之功,非曰素王也”,故公羊家以素王改制之微言论孔子,失《春秋》之本旨也。(参见章太炎《检论·春秋故言》,《章太炎全集》第三,第411、412页)盖康南海以素王改制论《春秋》,章氏则以种族革命乃《春秋》之精神,彼此皆服务于各自政治主张也。


[69] 康氏不仅以为革命不必排挤满、蒙、回,甚至以墨西哥、秘鲁亦我同种,谓“吾今宜兼墨、秘同种而并收之,岂止满、蒙至近者哉”。康氏又主张革命党人当效元魏之法,改满人姓氏为汉姓,以泯满汉之域,消弥内争之虞。(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9日,《全集》第九,第207页)


[70]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7页。


[71]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30页。


[72]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8页。


[73]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卷五,第187页。


[74]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卷五,第473-475页。


[7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卷七,第3页。


[76] 不独孙氏,章太炎之民族思想前后亦有转变。盖章氏排满言论之烈,犹甚于革命诸公。庚子之后,章氏感于国难,以为保中国,必不能保大清。至革命功成,章氏乃尽变其说。其时,留日满洲学生有主张向日借兵者,章太炎乃告之曰:“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1911年10月10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19—520页)故汪荣祖以为,章氏不过以排满为手段而已,一俟倾覆清社,遂再无藐视满州之言论,而信守五族共和。(汪荣祖:《康章合论》,第83、84页。)


[77] 康南海力辟此种民族主义,以为“民族之义,起于德人之鲑加纳。盖以法路易十四及拿破仑忌德人条顿种之大也,乃频分为小国而阴弱之,故卑士麦以民族义鸠合德之诸小,乃能成今德之强霸。意为澳人分为十一国而弱之,故嘉窝以民族义收意大利族十一国为一国。盖民族义,皆专为合诸弱小为强大国者也。若夫英、美、俄诸大,则鸠合群种而为大国,故民族之说不发焉。吾中国之所以大,真美、俄、英之比也,故无发民族义以自裂之理。若必专明民族,则其始排满矣,继必排蒙古、西藏、新疆之蒙、回族矣。……夫德意志以发民族义而致强大,吾国人乃以民族义而自削小,何其反也!……夫民族之说既误矣,若公等犹坚持之,则必至南北相持,日寻干戈”。(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全集》第九,第207、208页)


[7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185—188页。


[79] 章太炎亦有类似“国族”思想。章氏以民族主义通乎古今之道,盖宗法社会藉此而收族,而军国社会亦藉此而聚众;又谓民族主义,藉以破宗法,而使中国进于军国社会,而国族乃因以成就焉。(参见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四,第322-337页)


[80]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238-241页。


[81] 孙中山:《三民主义》,《国父遗教三民主义总辑》,徐文珊纂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第174页。


[82]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卷七,第60页。


[83]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118、119页。


[84] 《孙中山全集》卷八,第402页。


[85] 《孙中山全集》卷八,第401、402页。


[86] 对此,鲁思·本尼迪克特亦有见于日本此种图谋,“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第15、16页)


[8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304页。


[88] 当时,日本颇有势力宣扬此种论调。1898年6月,近卫笃磨公爵(1863—1904)组织了同文会,其用意即在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相互联结。近卫笃磨在当时日本影响最大的《太阳》杂志上发表了《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一文,宣扬种族战争:“我认为,东亚将不可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一难点铭记心中。“(马里乌斯·詹森:《近卫笃磨》,载江晃编:《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第113—114页)近卫在与南海的谈话中,更是宣称排斥西方在亚洲的势力:“今日之东亚问题绝非东亚诸国间之问题,实为世界之问题。欧洲列强皆为自身之利害在东亚相角逐。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只有东亚人才有权利解决东亚问题。美洲之门罗主义,乃不外此意也。在东亚,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之任务者,实贵我两国人之责任。在今日之局势下,推行此事者绝非易事。虽然如此,但我等最终之目的,非完成此一任务不可。”(康有为:《与近卫笃磨的谈话》,《全集》第四,第41页)可见,日本提出亚洲门罗主义,即欲中日携手以对抗西方也。1899年2月14日,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会会议中发表演说,宣称:“我相信,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第37页)然而,日、中两国毕竟强弱判然,尤其至民国之时,中国愈加不振,地位之卑弱尤甚于清末,则东亚门罗主义不免视中国为日本之保护国矣,而日本针对中国提出的种种不平等条款即由此而来,与西方纯粹出于掠夺中国之心不同。虽然,此时自中国视之,东亚门罗主义徒然有利于日本而已,且渐成日本侵略亚洲各国之借口,是以南海亦转而反对东亚门罗主义矣。(参见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全集》第十一集,第6、7页)


[89] 康有为:《唇齿忧》,1899年10月底,《全集》第五集,第141页。孙中山亦屡强调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至于日本昔日之侵略中国,犹能原谅之,“日本不然,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从历史上观察之,彼为岛国,我为陆国,绝对不相侵害。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三,第26,27页)孙氏之天真如此,盖从地缘政治视之,日本的扩张只有侵略中国一条路,且随着旧中国的衰落,日本欲取代之,成为“新中国”,其意极为明瞭,绝不因中国已建立共和而缓其图谋也。


[90] 康有为:《致大隈伯书》,1900年1月底,《全集》第五集,第164页。更晚些时候,孙中山犹视日本为兄弟之国,且以维持东亚和平乃两国之共同义务。(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15日,《孙中山全集》卷三,第13、14页)就此点而言,康氏与孙氏之看法相同。


[91] 此种意识不独康氏有之。戊戌间,日本伊藤博文来华,即颇有留其于京以备顾问之议,时军机章京外放松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说者谓日人我之仇雔,不当使之借箸。不知日人与我唇齿相依,我制于西,则彼亦自不能保。故甲午一役,闻彼实有悔心。”(《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2页)稍早,洪汝冲亦有合邦之议,维新党人杨深秀、宋伯鲁乃有中、英、美、日合邦之说。


    茅海建认为,康氏之“合邦”思想大概受到日人森本藤吉(1850—1922)的影响。(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387—389页)光绪十八年(1892),森本藤吉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十九年,出版《大东合邦论》,书中主张日本与朝鲜合并,成为“大东国”,然后再与清朝合纵,共同对付西方。二十四年,梁启超将此书翻刻出版,内容多有改删,改名《大东合邦新义》,并亲撰序言,序中称“欲策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唐才常在《湘报》第23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出版)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大概康党中人颇主张“合邦”之论矣。


[92]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10日,《孙中山全集》卷九,第215—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