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今文经学演化逻辑的意义

作者：黄开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今文经学新论”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日丁巳

            耶稣2018年1月25日

清代以春秋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从庄存与开始，到晚清的康有为，有一个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发展过程，照着讲又有从重大义到重微言的变化，这是今文经学自身独特的学术与中国社会在清代发展的具体状况，二者交互作用所决定的内在演化逻辑。

今文经学作为清学的附庸而存在

庄存与生活在清学兴盛的乾隆年间。有别于其他清学学者专注文字训诂，他重视春秋公羊学的义理发明，正是在此意义上，庄存与被公认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重文字训诂的清学，是汉武帝以来经学经历了以五经为经典的汉学，与以四书为经典的宋学之后，在清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必然出现的经学形态。经过以外王为重点的汉学与内圣为重心的宋学发展之后，传统经学内圣外王的意蕴基本阐发殆尽，加之清王朝的文化专制，汉武帝以来经学的发展只能走向以宗《尔雅》《说文》的文字训诂一途。

清学虽然极其推崇文字训诂，但并不排斥对经典固有义理的发明，如惠栋有著名《九经古义》，春秋公羊学的义理自在其范围。但在清学话语权的背景下，对春秋公羊学的义理发明，只能是对已有理论的发明，而不是结合社会的历史变化来创新发展。由此决定清代最早出现的今文经学，只能是照着讲的今文经学，是作为清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照着讲今文经学的著作，都能被收入按照清学标准选录的《清经解》。

“照着讲”的今文经学有一个从重大义到重微言的发展。今文经学讲求的微言大义，尽管被视为对圣人之道的发明，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大义讲尊尊为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千古不变；微言则是通过解读经典的所谓隐微文字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可以随时代的变化而作不同的解读，并因人而异。清代最初讲今文经学的庄存与和孔广森，都只重视对经学大义的说明，专注于对其中政治理论原则的发明。庄述祖开始对微言的重视，刘逢禄发扬光大，以三科九旨的微言为经学根核来解读春秋公羊学，统摄群经，否定古文经学，攻刘歆作伪，将清代“照着讲”的今文经学推到高峰。但不管是重大义，还是重微言，都是用清学的范式来发明汉代今文经学的已有理论内容，缺乏今文经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精神。

宋翔凤、龚自珍、魏源讲的今文经学，也基本上属于“照着讲”的阶段。但宋翔凤以素王说孔子、解《论语》，则开启后来“接着讲”的利用孔子改制说来建构兼容古今中西经学理论的端绪；梁启超说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以经议政，虽在他们的著作中查无实据，龚自珍在总体上也难以定性为今文经学家，但他借三世说来建立自己富有时代意义的历史观；魏源强调治学合一，则可以引导出与时代相结合的具有时代内容的今文经学，都对开启清代今文经学“接着讲”的阶段具有直接影响，可以说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过渡。

借今文经学构建新经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古今中西的历史交汇点。面对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与救亡图存的历史课题，亟须一种崭新的理论来解答中国向何处去。尽管当时的中国还缺乏产生这一理论的社会条件，但有无数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这一问题。而任何时代理论都必须从以往的思想中借鉴其素材，传统的宋学缺乏政治关怀，汉学的古文经学恪守经典文本，清学更是以文字训诂为宗，都难以成为新理论构建的思想资源。而今文经学讲求的大义具有关注现实的精神，微言可以成为发挥任何理论的形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晚清最适合利用来构建新理论的思想来源。清代今文经学的“接着讲”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正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呼唤新的时代理论，与春秋公羊学理论特质二者契合的产物，这也是今文经学在晚清能够风靡一时的深刻原因。

“接着讲”的今文经学，不再只是对已有的今文经学理论的发掘，而是以社会现实为观照，结合时代问题，借今文经学讲求微言的形式，以孔子改制的理论形式，以古今中西的视域来构建具有时代内涵的新经学。“接着讲”的今文经学已经完全突破了清学的藩篱，西汉今文经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真精神这时才得以获得生命力。“接着讲”的代表是廖平、康有为，但他们是从不同方向来构建各自包容古今中西的新经学的，因而他们的“接着讲”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廖平固守尊孔尊经的立场，将孔子神化为囊括古今中西、六合内外的神圣，以孔经人学、孔经天学的名目，建立起了一个兼容古今中西各种学说的近代经学理论体系。但他只是将各种学说附会为经学的内容，并没有将其真正熔为一炉，所以，他的经学六变是越变越奇，最终落得个连他的学生也不知所云的结局。但他的经学无疑包含近代古今中西的时代内容，具有与现实社会问题相结合的特点，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说，都已不是汉武帝以来的经学，而是带有近代古今中西背景下时代特色的新经学。

康有为的新经学

清代今文经学“接着讲”最富有时代意义的是康有为的新经学。但康有为的“接着讲”，存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不同。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以政治家的热情，借助孔子改制说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服务于戊戌变法，仅就其经学内容而言，他同廖平一样，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以古今中西各种学说来构建自己的经学体系。廖平以民主等观念源出孔经，康有为则是借孔经以宣传民主等观念。但在当时，康有为的考本却能够发生飓风、大地震一样的社会影响，而廖平却影响甚微。

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主要是以思想家的身份，怀抱为全球苍生谋幸福的大同追求，来从事理论探索。他将经学视为包容天地宇宙、古今中西的大全，虽然认为孔子之道与其他学术有大小精粗之分，但同时认为古今中西的各种学说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这是将世界的一切学术都视为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不同于简单的附会为说，而是带有主观自觉的理性认知的真正融合。康有为以传统经学的经典为本，来融合古今中西，成功与否是一回事，但他开创了第一个真正立足于经学，自觉融合中西、统摄古今、包容宇宙的新经学思想体系。

康有为“接着讲”的今文经学，虽是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最高成果，但也没有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课题。尽管如此，“接着讲”的今文经学熔古今中西为一炉，都带有否定汉武帝以来经学的历史意义，体现了汉武帝以来经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对我们今天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兼容各国文化有益成分构建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具有启迪意义。而“接着讲”的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的否定，则直接开启了以“古史辨”为旗帜的近代疑古辨伪思潮。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