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我从不拒绝真正的学术批判！

“汪晖抄袭门”当事人接受本报专访：不回应是坦荡面对学术批判

● 韩咏红　报道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2010-08-02）

　　沸沸扬扬的“汪晖抄袭门”已在中国舆论界里延烧了四个月。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22年前的博士论文是否抄袭他人作品的具体质疑，“抄袭门”最终演变成声势浩大、中国内外160多名学者卷入的公共话题。

　　直到最近中国媒体上还持续有相关报道，支持与反对成立学术调查委员会彻查汪晖抄袭嫌疑的双方各执一词。在争议中，中国学术界的学风争议、左右学派矛盾也被猛烈掀开，诸如“学术腐败”、“媒体暴力”等用词凸显了争议的激烈。虽然关于“抄袭门”的评论已超过数十万字，但与此同时，事件所交织的学术规范的时代性、学术诚信与学派之争等问题，海外学者接获匿名信的谜团，又让事件更显罕见与复杂。

　　7月中旬，保持了长时间缄默的汪晖在北京寓所接受本报专访，这是他自3月底做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的简短表态后，第一次对抄袭指控作出直接回应，叙述他所经历的事件过程。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里，汪晖语调平缓，但当涉及具体过程尤其是媒体的角色时，他的强烈不满清晰可察。

　　至今“抄袭门”的起源中国舆论界中恐怕已无人不知：今年3月，文艺理论研究刊物《文艺研究》刊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长文，引述例子指汪晖1988年的博士论文兼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抄袭了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等中外学者的专著。

　　《文艺研究》是学术刊物，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抄袭事件以醒目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3月25日，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以及北京《京华时报》同一天分别以全文转载和摘录的方式，报道了王彬彬对汪晖抄袭的指控。《京华时报》同时采访了鲁迅研究权威钱理群以及汪晖本人，得到汪晖的简短回应：他在国外，尚未读到王彬彬文章，手头也没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外界所不知道的是——据汪晖透露，该期《文艺研究》出版前他已获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发表。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托人找《文艺研究》主编要求看文章并同时作出回应，遭到了拒绝。《文艺研究》面市后，《南方周末》与《京华时报》针对抄袭事件的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见报了。

　　此后，“抄袭门”迅速上升为舆论热点，报道在大量网站上被转引转贴，多家平面媒体跟进报道。在第一时间内，舆论界就出现“挺汪”与“倒汪”两种声音的对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表示对“抄袭说”的质疑，他们基本都认为《反抗绝望》被指出的多数为引文不规范的技术问题，与具有道德内涵的剽窃、抄袭是不同概念。学者钟彪与三联书店学术编辑部主任舒炜则发表了两篇反驳王彬彬的分析长文。

　　另一方面，北大哲学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当年《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严家炎则对《中国青年报》说，王彬彬对汪晖的批评“有点夸张”，但“觉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对汪晖而言是“硬伤”。他认为，虽然事过20年，讨论这类问题对于纯洁中国学风有好处与必要性。

　　谈到此，汪晖强调：《南方周末》在3月25日与4月8日两次大版面地报道“抄袭门”，过程中全没有联系他。舒炜的8000多字长文最初投递给《南方周末》，却被告知最早两周后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删节。舒炜最后将稿件转投《北京青年报》，在4月3日刊出。

　　4月13日，《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电邮汪晖，表示“王彬彬文章确有不够稳妥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但汪晖认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问题，媒体就应该为之前的严重指控，包括编者按语和小标题公开道歉。在汪晖准备回复的同时，4月14日，他被告知刘小磊群发邮件附清华大学公示获政府特殊津贴名单，情势看来是向清华大学施压质疑汪晖入列，汪晖对该媒体的公正性与动机产生了强烈怀疑，他没有回应刘小磊，这也成为在抄袭争议中《南方周末》与他的唯一一次联系。

　　受访时，汪晖总结他这一阶段的回应方式：“作为学者，我反对学术不端行为，也倡导学者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作为当事人，在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的时候，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是最终的，个人辩解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有错就得承认，如果举报不实，学术界也会有公论。”

　　他提出，钟彪、舒炜以逐条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实，但在媒体中没有受到重视。他又补充说，3月下旬，《中国青年报》记者写信要求采访，他建议该报暂缓报道，表示愿意在回国后与该报记者逐一核对原文，做出全面的回应，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混乱，但媒体不愿意等待。

　　汪晖在4月11日回国后，将有关资料交给有关方面进行核查。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相关规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细致的查证，才能说明问题。

“抄袭门”第二波高潮

　　6月初，“抄袭门”随着海外学者的介入进入第二波高潮，事态进一步升级，要求清华大学针对汪晖“抄袭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反对成立调查委员会的两个阵营，以公开信形式对峙，一场牵扯国内外学界的争论从汪晖是否抄袭的问题上引爆。

　　美国华裔学者、中国现代思想史专家林毓生6月初到中国参加学术交流期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对“抄袭事件”做出了又一次重磅火力的批评。

　　他引用王彬彬文章的指控，指汪晖博士论文有些地方“确实可以说是抄袭”，如果不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之后要根据鉴定的确实证据作出停薪、停职或撤职的决定），清华大学校长应该下台。

　　不太久后，60多名国内学者连署清华大学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联署信7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而与之对阵的，是90多名海外学者、汪晖的作品译者与学术合作者联署清华，表示他们当中每位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他们翻译过的、长达30年时间跨度中的汪晖著作所采用的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无论根据多宽泛的抄袭定义”，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

　　海外学者联署信的突出态度，是“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海外学者联署信的发起人、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和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副教授卡尔（Rebecca Karl）接受本报电邮访问时表示，他们从3月开始关注汪晖被指抄袭的问题，他们以及其他学者连续收到指控汪晖的匿名信，到后来林毓生的介入，引起他们对事件的狐疑。

　　卡尔表示，他们原来并不愿意在公开媒体上讨论这个问题，信早已在6月上旬邮寄给清华大学，后来信的内容泄露了出去，他们才决定将信完全公开。她也表示谴责媒体“在冷静的学术讨论上造成敌对氛围的作用”，也谴责由激烈争议所引发的、不断针对汪晖以及其他人的敌意。

　　实际上，林毓生6月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也提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分裂现象。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中渐渐形成要走向宪政民主的基本共识：“但很不幸，政治力量影响下，知识界在90年代分裂了，有的人继续走这种路，但有的就觉得西方也腐化，也有利益团体，不一定接受西方的宪政民主，新左派汪晖公开说毛泽东时代民主才是真民主，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分裂。”（专访问答及相关人物回应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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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回答本报记者：“我从不拒绝真正的学术批判！”

（2010-08-02）

“汪晖抄袭门”话题

　　问：您自己如何回应关于“抄袭”的批评？为什么至今不公开回应？

　　答：关于对我的所谓“抄袭”的批评，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来。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是要认定抄袭的标准，其次是要认定抄袭的事实；前者需要研究相关的规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为据，详细比对和研究各条指控。很不幸，虽然媒体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累积了数十万字，但在抄袭标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讨论却很少见。

　　坦白地说，我在阅读了王彬彬文章后，的确感到很惊讶。根据研究，王文对于《反抗绝望》的指控共计十条，其中六条原著提供了注释，但他忽略或掩盖这些注释，或者将所谓参见式注释曲解为抄袭。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发现。有两处原著提供注释，但重版时由于编辑分段，而将原注释与分段后的引文脱节，但注释仍然存在，属于技术性的失误。另外的例子则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来指控，有很强的随意性。

　　我对《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见是：在发表这类文章时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之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

　　《反抗绝望》是22年前的著作，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

　　如果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批评，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欢迎态度，并在再版时吸纳这些意见。但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用莫须有的定义对早期作品进行攻击和构陷，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

　　我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将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很大伤害。

　　这类问题在媒体中很难说明，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澄清，作者个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由于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从当时的学术规范出发研究相关的例证，才能全面客观地说明问题。4月回国后，我将相关资料交给专门研究和处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机构进行研究。相比于在媒体中炒作，我觉得只有对相关法律、规章进行研究，对具体指控进行核实，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学术规范问题？

答：学术规范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有其复杂性，离开历史的脉络和学科格局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规范对以往的论著加以判断往往会造成很大问题。以注释的体例而言，不同的领域与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惯例，引注的严格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历史条件的约束和一些出版惯例。八十年代当然是有学术规范的，但由于时代氛围不同，整个学术风格与今天不一样。这只要拿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与今天的著作做个对比就很容易了解。

　　中国对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始于20年前《学人》丛刊创刊之际。我是这场讨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倡导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曾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方式做过深入的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拒绝批判和自我批判——但这个批判应该是真正的学术批判，也应该是从历史的观点展开的学术批评。

问：您对这次争论的评价？

答：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大转变中，有争论是好事情，但如果为了达到打倒论敌而采取捏造证据、向国内或国外大规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这样的争论就会走向反面。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如果媒体工作者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

　　林毓生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实的例证作为指控的根据，就不合乎规范。他对我的思想观点展开批评，我也很欢迎，但他既没有引证，也没有上下文的关联，近于无的放矢。以这种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发言除了起到“动员”作用外，很难引起有意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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