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一带一路”是国强不霸下的历史向度和伙伴式的“共同体”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8-10-20 2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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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

作者简介:谢茂松,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央党校文史部兼任教授,主要研经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文明与国家战略。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等专著。


“一带一路”是国强不霸下的历史向度和伙伴式的“共同体”

作者:谢茂松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发出时有修改

          原载于 “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十一日甲申

          耶稣2018年10月19日

 

【澎湃新闻编者按: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10月14日,第二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开幕,今年主题是“‘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新实践·新理念”,众多学者从历史、文化等视角深入探讨“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发展方向。以下,是谢茂松的发言摘要。】

 

“从中国文明自身对内、外价值的优先选择来看,总是在权衡内外轻重,不能外重内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谢茂松说。

 

“一带一路”的发展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往来,中国不称霸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于一句笼统的“中国人爱好和平”,而谢茂松详细阐述了中国国强不霸的历史与文化缘由,并由此解释了“一带一路”的文明原理。据谢茂松介绍,在近代西方殖民史中,殖民地是帝国财富的最主要来源;但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大,也滋生了帝国发展的隐患并最终酿成分崩离析的结果——分散的广大的殖民地产生离心力,最终不受帝国本土控制。然而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选择西方的扩张手段,为了维持内部大的规模,国家要在秩序跟活力之间保持一个动态平衡,这就要求统治者既要有能力且深谙秩序,又要防止独立割据势力(如东汉末年割据混战、唐代藩镇割据、近代军阀割据等)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它面临的主要外患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威胁。所以中国在国防战略上采用的是防御性战略,目的是维持内部的大规模稳定,但它本身没有对外侵略的意识。长城就是防御战略最直观的象征。”谢茂松进一步将国强不霸的原因归结为“国家规模的自我限制”智慧,即“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味追求规模而没有边界,它绝不追求如昔日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当它达到一定范围后,凡越过范围就会受自我限制所控。”

 

谢茂松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唯一连续的没有断裂的文明,经历了忧患沧桑,所以深谙国家的发展需要追求可大可久之道。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地理的边界跟文化的边界合为一体。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认为,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权国家,同时又兼具兼跨热带和温带的海岸线,因此占据全球最有利的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基于这种地理分析,谢茂松进一步论证,中国具有小国所不能比拟的广阔的战略纵深、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和大量的才智之士。中国可以在内部消化小国所不能应对的问题,因此它不需要像近代西方殖民史中的帝国把内部矛盾转嫁到外部。这是一种重视内部、“做更好的自己”的智慧。

 

“一带一路”更是一种“伙伴式的共同体”。有别于美国军事结盟形成方式,中国在维持独立时从不奉行孤立主义;“一带一路”是基于文明、独立的社会历史、充分打通各种基于宗教、民族等复杂问题、强调双赢的倡议。“‘一带一路’的前提就是中国模式的成功性。你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走好自己路,才有可能推己及人。”谢茂松说。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