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龙场悟道——阳明心学的起点而非终点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8-12-26 09:44:09
标签:阳明心学、龙场悟道
吴光

作者简介:吴光,男,西历1944年生,浙江淳安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儒家哲学片论》《黄宗羲著作汇考》《黄宗羲传》《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论语治要》《儒道论述》《古书考辨集》《国学新讲》等。

龙场悟道

——阳明心学的起点而非终点

作者: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博览群书》2018年第1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十九日辛卯

          耶稣2018年12月25日

 

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公案,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文章作出研究、论述,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龙场悟的是“格物致知”之道,有人说悟的是“心即理”之道,也有人说悟的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道。甚至有人将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归入“龙场悟道”论述中[①]。但论者多半是随意判断,而缺少史实的考证和系统性分析。因此,我也来凑个热闹,对这桩公案发表几点个人意见。

 

一.龙场究竟悟得了什么“道”?

 

要想真正弄清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实质内容,首先锝从王阳明在来龙场以前所学之道及其学术经历着手,而非从他贬谪龙场以后甚至晚年的学术所成去推断。对此,编著《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的黄宗羲有一段很精炼的描述,该学案卷首的《阳明先生小传》说: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徧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②]

 

这是说,王阳明在“居夷处困”即贬谪龙场之前,经历了三个阶段始得入门:(1)泛滥于辞章;(2)信奉朱子“格物穷理”而“无所得入”,乃“出入于佛老者久之”;(3)最后在龙场悟得“格物致知之旨”在“吾性自足”而“不假外求”。这里所谓“无所得入”,指的就是青年王阳明“格竹”失败的故事。关于此事,王阳明《传习录》有详细记载,记曰: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③]

 

这段王阳明的自白,一则说明阳明年轻时确实曾按照朱熹之说去“格物”,二则说明阳明因格竹失败而对朱子“格物穷理”说产生怀疑,乃至感叹圣贤难做,三则说明王阳明直到被贬龙场后才明白了所谓“格物”不必向外求理,只要在自己身心上求,就能到达圣人境界。

 

那么,龙场悟道究竟悟到了什么?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记曰:

 

(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歳,在贵阳。春至龙场。是年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㨯,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黙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恱,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黙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经亿说》。[④]

 

这里记述了王阳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然在苦苦追索圣人之道。在夜深人静的环境中内心一片澄明,“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可见,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首先是“格物致知之旨”,其具体内容是“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请注意,这里说的“格物致知之旨”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非“吾心自足”,这一字之差,正说明阳明所悟之道,是从程朱“性即理”向王阳明“心即理”转型之道,并不等同于阳明后来所说的“心即理”、“心外无理”。有的人直接将“吾性自足”写成“吾心自足”,并说王阳明龙场所悟之道就是“心即理”三个字,似乎是曲解了王阳明悟道的真相。

 

但王阳明龙场悟道还有后半句,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说明王阳明此时已经不再接受昔日沿袭的朱熹“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格物穷理”说,而走上了“求理于心”的“格物致知”新思路了。在王阳明看来,他过去按照朱熹“格物”说去“格竹子的道理”是“求理于外”,是不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格物方法应该是“只在身心上做”,即求理于心性。他虽然没有直说“心即理”,但实际上他所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一语,已包含了“理在于心”、“心外无理”的思想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他与朱熹“格物穷理”说分道扬镳的分水岭,也是王阳明从向外求理到求理于心从而走向良知心学的开端。

 

但龙场所悟“格物致知之旨”只是悟道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知行合一”之理。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正德四年条记曰: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歳。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覩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⑤]

 

由此可知,王阳明是在贬谪龙场的第二年与提学副使席书讨论“朱陆异同”时提出“知行合一”说的。这里的关键不在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而在于他是在讨论“知行本体”时提出此说。那么,王阳明所谓的“知行本体”又是什么?是“性即理”的“性体”,还是“心即理”的“心体”?在我看来,这个“知行本体”显然是“性体”而非“心体”。理据有三:

 

第一,上引席书之言可证。席谓“圣人之学复覩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这里说的是圣人之学“求之吾性”,而非“求之吾心”,这与前述龙场悟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一个意思,显然还是程朱理学“性即理”的“性”本体论思路;

 

第二,《年谱一》同条紧接上述引文的下一段记载说:

 

又,后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决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巳知父当孝兄当弟矣,乃不能孝弟。知与行分明是两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己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巳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巳曽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⑥]

 

应当指出的是,这段王阳明与徐爱的对话已是在龙场悟道之后,在家乡绍兴讲学时与弟子们的对话[⑦]。对话中王阳明所谓《大学》真知行“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还是从“性”上说知行本体,而非从“心”上说本体的。

 

第三,《年谱一》同条紧接上段记曰:

 

语学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龙场时随地讲授,及归,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喜曰:“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书曰:“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⑧]

 

这段话说明,王阳明在结束龙场两年贬谪生活赴任庐陵知县途中与门人讲学时,回忆当初在贵阳(龙场)提出知行合一之教时还是在不太自觉地“自悟性体”,至此仍然是主张通过“静坐”而“自悟性体”,这个性体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程朱“性即理”的阴影,还主要是“性”本体论。

 

综上所述,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有三大内容:

 

一曰“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即“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已经历了格竹失败的教训,对程朱格物穷理说已经产生怀疑,但他思想中的程朱“性”本体论的渣滓尚未清除干净,仍在从性体参悟本体之理,实际上还是程朱“性即理”的修养模式。这从他与席书讨论知行本体可以明显看出。不过他这个“性”已经不是程朱说的“一物一性、一物一理”之“性”了,而已是心之性,正如他在解说《孟子》“尽心知性则知天”的命题时所说“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⑨]。其所谓“性体”从逻辑上已经包含“尽心即是尽性”、“性即理”即是“心即理”的意思了,因而与程朱的“性”体已经有所不同。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从程朱“性即理”向陆王“心即理”转型时期的心得。

 

二曰明白了“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道理,既曰“求理于事物者误”,则逻辑的结论就是“求理于心”、“心外无理”了。但这时的王阳明,还只是初具“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意识,还没有完整明白的论述。直到他五十岁悟出“致良知”之教以后,他对“心即理”、“心外无理”才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据《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记曰:

 

心即理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敎,吾子又何疑乎![⑩]

 

三曰悟得了“知行合一”之旨。这是与其“求理于心”密切相关的。他与席书讨论“知行本体”时已明白认识到,倘求理于外,知行本体就分裂为二;求理于心,则知行本体就只有一个,故知行合一之说自可成立。可惜此时的王阳明,还没有像后来在江西时期那样明确认识到这个知行本体,其实就是“吾心之良知”。但这也反证了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中虽已有“知行合一”的认识,但其实对知行本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还是不很清晰的,所以王阳明才有“吾性自足”而非“吾心自足”的“悟”,席书才有“求之吾性”而非“求之吾心”的“觉”。但无论如何,龙场时期的王阳明已经用“求理于事物者误”和“知行合一”之说与朱子所持“格物穷理”说及“知先行后”[11]说分道扬镳了。

 

二、龙场悟道未达致良知之境

 

那么,龙场悟道是否悟得了“致良知”的宗旨呢?我以为尚未到达此境。

 

《阳明先生年谱》记曰:

 

(正德)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歳。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发叹。……先生曰:“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㸃滴骨血也。”又曰:“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间语友人曰:“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旁有健羡不已者,则又曰:“连这些子亦无放处。”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12]

 

显然,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在经历平定朱宸濠叛乱、又被奸臣张忠、许泰诬陷等重重磨难之后,“始有良知之说”,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是“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可见其学并非顿悟而得者。龙场悟道,只是王阳明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走向良知心学的第一步,而不是心学的完善与终结。对此,黄宗羲对王阳明成学立教过程的评论比较客观。其《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先生小传》在论王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之后论云:

 

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黙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黙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前曰“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此又曰“学成之后又有三变”,是哪三变呢?一曰龙场悟道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静坐为宗旨。其所谓“枝叶”者,乃指朱子“格物穷理”、“性即理”说的残余影响;二曰“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指江西平叛之后,悟得“致良知”之教;三曰“居越以后”,指王阳明自正德十六年八月回到家乡绍兴,至嘉靖六年九月出征广西之前六年间,经历了居家闲居、讲学、受封新建伯、丁父忧守制、天泉证道等事,其学愈精,到达了出神入化境地。而所谓“天泉证道”,即王阳明与弟子钱德洪、王畿在府邸天泉桥上讨论“四句教言”[13]一事,它标志着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成熟与圆满。

 

三、结论:龙场悟道的意义与局限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只是其心学的起点,而非完成心学体系的终点。他从37岁在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又于38岁在龙场悟得“知行合一”之理,到五十岁在江西确定“致良知”为学说宗旨,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这是从继承到逐渐摆脱程朱理学的“性体”走向阳明心学的“良知”本体的悟道立教过程,是从“百死千难”的人生坎坷经历中彻悟“良知”本体的思想智慧。所以,对于当今阳明学的研究者、信仰践行者而言,应当深刻体会王阳明“三变以至于道”及“学成之后又有三变”的悟道艰辛,认真而虔诚地做学问、行良知,而不要把良知心学“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现在阳明学界大都在努力研究、弘扬阳明心学,总体形势向好。但也有些风气不正。某些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自以为“顿悟”了阳明心学真谛,到处乱讲阳明学,甚至大言不惭地夸口建成了“世界最高端的国际阳明学论坛”、把21世纪吹成“王阳明的世纪”,这真犯了王阳明批评的“玩弄光景”和钱德洪批评的“谈良知者何易易”[14]的大忌讳了。此风绝不可长也!

 

注释:

 

[①]北京“致良知四合院”创办人白立新在题为《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到了什么?》(写于2010年3月14日)的博文中,将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良知“四句教”归入“龙场悟道”论述中,说“龙场悟道这一点睛之笔,构筑了阳明哲学的四块基石”、“阳明先生通过龙场悟道,达到了智慧的顶峰”。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王阳明先生小传》,载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页。

 

[③]王阳明:《传习录下》,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2012年版简体字本,第105页。以下简称上古社版。

 

[④]钱德洪:《年谱一》,载《王阳明全集》下册,上古社版,第1006~1007页。

 

[⑤]钱德洪:《年谱一》,载《王阳明全集》下册,上古社版,第1007页。

 

[⑥]钱德洪:《年谱一》,载《王阳明全集》下册,上古社版,第1007~1008页。按此段开头之“又“字,上古版《王阳明全集》阙录,今据四库全书本《王文成全书》本补。

 

[⑦]徐爱所录《传习录》卷一记曰:后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年谱》这段话,即是根据徐爱所录。

 

[⑧]钱德洪:《年谱一》,载《王阳明全集》下册,上古社版,第1008~1009页。

 

[⑨]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册,上古社版,第5页。

 

[⑩]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册,上古社版,第37页。

 

[11]朱熹《朱子语类》卷九载朱熹“论知行”之言曰:“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在王阳明看来,朱子的“知先行重”说是割裂知行本体、分知行为二。故以“知行合一”之说取而代之。

 

[12]钱德洪:《年谱二》,载《王阳明全集》下册,上古社版,第1050~1051页。

 

[13]所谓“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与弟子钱德洪、王畿关于其“良知”学四句教言的一场争论。明嘉靖六年(1527)五月,广西思恩、田州土司叛乱,朝廷命王阳明前往征剿。九月初八,王阳明出征前夕,与弟子钱德洪、王畿在府邸天泉桥上展开了一场思想论辩,史称“天泉证道”。《传习录》记曰: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王畿)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云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还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见《王阳明全集》上册,上古社版第102-1-3页)

 

这个四句教,重点本来是要求弟子“二君相取为用,不可各执一边”,但阳明殁后,王畿另著《天泉证道记》,对四句教作了翻案文章,于是开启了日后的许多争端。

 

[14]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载《王阳明全集》下册,上古社版第1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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