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进讲与理学经世

——评王琦教授《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

作者：吴光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衡水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柳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政即士政，一语揭示了宋代政治的本质。这是从汉唐时期的“尊经”发展到了宋初的“尊士”，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宋初所确立的以儒立国、崇文抑武的文治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他们不仅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全面参与国家事务与社会治理，而且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2]的热情进行学术创新与思想重构，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兴盛与儒学的新发展，使得“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3]，政治与学术风貌为之一新，形成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与“革新政令”“创通经义”的宋学精神[4]。

然而“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如何贯通？君臣共治天下的局面又是如何促成的？其间虽然与士大夫们积极参政议政、著书立说、创办书院、授徒讲学，自下而上的呼吁、推动与努力，从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氛围关系密切，但在君主集权社会，皇帝所拥有的却是最后的权源。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或改制都必须从这个权力的源头处发动才有可能成功，所以皇帝个人的意志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一代学术与政治风貌的形成都离不开最高层的提倡与支持[5]。

王琦教授通过对史料的仔细梳理与研读，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宋代为实现治道重构而建立的“尚文”的祖宗家法，除了“规模一以经术，事业付之书生”[6]，令武臣读书，重用士大夫外，其实还包括了对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身为典范的要求。为此，宋太宗任命了宋代第一位侍读吕文仲，以备日阅经史顾问之用，欲一年读遍《太平御览》；真宗则设置了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以“召对询访”，其读书十分勤奋，甚至在“暑月或衣单絺，汗流浃体而详览不辍”[7]74-85；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听经筵官们“迩英讲学，游心圣道，终身未尝少倦”[7]131。正是在太宗、真宗、仁宗诸帝持续不断的努力下，以君德圣治成就为目的的经筵讲学制度逐渐得以成型与完善，不仅为帝王学习经史提供了专门的师资队伍、组织机构与制度保障，而且为士大夫通过经筵讲学，以儒家经旨义理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平台，“帝学”应运而生，成了宋代儒学的新动向[8]。

由于人君之学“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是以尧舜等圣王为法，“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7]131，通过经典学习与义理探求，掌握蕴含在其中的修齐治平之道。这就必然要求经筵官在讲学时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而转向经典“义理”诠释，一种以崇尚义理为特征的新经学体例——“经筵讲义”随之兴起，并在南宋时蔚为大观。这时不仅出现了“五经”经筵讲义，而且产生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经筵讲义[9]。“四书”在儒家经典体系的确立成为宋代思想史学风转变的一大特点。王琦教授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新经学学风、体例的产生与“四书”在儒家经典中作用日益凸显的新动向，论证了其与理学发展密切相关的逻辑与史实。而理学代表人物程颐、杨时、朱熹、真德秀等入侍经筵进讲“四书”的深刻义理，无疑大大促进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形成与理学思潮的兴盛。

为客观准确地还原研究对象的思想原貌，揭示经筵讲义、帝学、理学之间思想演变的逻辑联系，把握思想观念与社会思潮、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王琦教授从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重视野中，系统地对帝学及其新经典体系形成、经筵讲义兴起与宋代学术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指出经筵讲义作为承载着士大夫的学术理念与价值追求的帝学教材与经筵讲稿，寄寓了其重构社会秩序、致君尧舜、道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是理学思想发展与帝王之学形成的关键环节[9]。同时，全书通过对朱熹、真德秀等个案研究与经筵讲义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宋儒运用理学思想建构帝学理论的实质是希望以儒家的价值理念影响帝王及政治，以道统规范治统，正君心而立纪纲，限君权而出治道，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帝学理论不断地发展与建构的过程，其实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断被士大夫“期待”与“塑造”的过程[10]。帝学与理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不断推动着宋代学术的发展。这些均为拓展宋代儒学研究的视域与内容做出了有益探索。

王琦教授以见微知著的考订论证作为其逻辑支撑，全面梳理了宋代经筵官们通过“四书”经义的创造性诠释，在经筵进讲中向帝王传播儒家经旨义理的情况，探析了经义诠释与君德成就、治道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了理学官学化与社会化的途径。同时作者还注重对经筵活动中君臣间有关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等“历史动态”的挖掘，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士大夫们是如何从自身的立场出发，通过经筵这一兼具教育与政治功能的场域，从学术切入政治，引导帝王以“学”明“道”、成“德”致“治”，培养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圣王”，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此外，经筵活动的开展，不仅提升了宋代诸帝崇儒重理的文治形象，对引领天下学风、士风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拓展了其收集信息、咨询时政，进行政治决策的渠道与空间，进而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基础，促进了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的贯通，从而造就了宋代独特的学术风貌与士大夫政治[11]，深化了现有的四书学与经世学的研究。

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说：“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12]揭示了经筵作为帝王学习儒家经史的御前学术讲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程颐所说的“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13]，不仅全面肯定了士大夫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而且高扬了经筵官们以师儒身份教育帝王，成就尧舜圣君的重要责任与使命，是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主体地位的经典概括。王琦教授以经筵讲义为切入点，紧扣经筵讲学中的经典与诠释、人物与活动、制度与行为等诸多要素，探究其与“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理学思潮兴盛及帝学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生动地展现了学术与政治、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谓抓住了宋代儒学发展的关键，突破了宋明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多拘于理气心性等常见命题范畴的局限，开拓了宋代儒学与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思想演变的新天地，读之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有益于当今治国理政之实践与儒学的现代转化。

【参考文献】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东方出版中心,1988:516.
[2]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544.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4] 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
[5]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31.
[6] 陈傅良.乾道壬辰进士赐第谢太上皇帝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40.
[7] 范祖禹.帝学校释[M].陈晔,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 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7:17-19.
[9] 王琦.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J].中国哲学史,2018(2):28-33.
[10] 王琦,朱汉民.论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J].鹅湖,2019(12):6-16.
[11] 王琦.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讲读为例[J].湖南大学学报,2021(1):30-34.
[12]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M]//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2529.
[13] 程颐.论经筵第三劄子[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540.

【本文作者简介】

吴光（1944.10—），浙江淳安人。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创会秘书长、国际儒联荣誉顾问等职。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暨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等职。曾多次应邀应聘到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及港、澳、台访问、讲学、研究。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国学新讲》《吴光学术论集》等专著和文集，主持了《王阳明全集》等古籍整理，主编了《阳明学研究丛书》等丛书及二十多部论文集，已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在儒学、道家、浙学、阳明学研究领域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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