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

作者：秦际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后；现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

来源：《学海》2016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廿二日甲午

          耶稣2018年12月28日

摘要：通三统是公羊学中重要理论，具有多重理论意义。通三统要求存二王后，要求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是对特定政权之合法性的限制。三统之说源于三正，这是其天道依据；其实质则为忠、敬、文三教，蕴涵着德教文质互变的规律。“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同的“统”并包进来，而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仁政施于上，德教行于下，是三统所要通的一贯之道。此道百代所同，是一切政制之宪，是最为根本的政治合法性，也因此而构成儒家政治最深刻的宪章。

关键词：通三统 政教 三正 三教

通三统是公羊学中的重要观念。近年来经学复苏，公羊学中的诸多理论也得到了较多的研究。尤其是在政治学领域，公羊学所包含的政治变革论尤为学者所重视。但五四以来经学中绝，传统的话语方式已经湮灭，取而代之的是经由翻译的西学话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激活经学中的一些理论时，就碰到兼容性问题。用我们现今的政治学眼光来看，公羊学中的大一统、张三世、别内外及通三统这样的学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容易说清楚。譬如通三统，是要通过接续前王的统绪来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吗？从某个角度来说的确有这样的功能，但也不尽然如此。

蒋庆先生倡公羊学，强调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构建与思考。蒋庆认为通三统学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新王改制立法中新统与旧统的关系问题，三统说在本质上是一种改制的学说”1。通三统为古代王朝更替中所作的制度继承与更改提供合法性证明，在当今则是要解决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2蒋庆洞察到儒家不仅仅是心性之学，深刻阐释了儒家的政治品格，强调儒家通过制度来思考与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价值，通三统即是公羊学对制度变革所作的周全而详审的思考与安排。然而，儒家的周全性表现在政与学的融通上，心性儒学有其经世之道，政治儒学亦有心性论的基础。蒋庆之谓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对立恰恰是近世以来的学者将儒学自我隔阂的做法，而非儒学一贯以来的传统。只把通三统解释为多种传统的继续与变革，而遗漏了其蕴含的政教之旨，正是其政治儒学偏而未周之处。

与此相类，甘阳之《通三统》云：“‘春秋大一统’同时是指中国这个历史文明共同体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表现为每一个后起的新时代能够自觉地承继融会前代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所谓‘通三统’……我以为全球化加速的今天，恰恰更加突出了‘通三统’的重要性：唯有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连贯统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挺拔中国历史文明的主体性。本书上篇初步提出了当代中国‘通三统’的特殊含义，亦即认为今天特别需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3甘阳先生关于通过承继融会传统以挺拔中国历史文明的主体性的见识可谓卓尔不凡。他与蒋庆先生共同的问题是，只论述了通三统中的“三”如何处置，而未能看到通三统中的“通”的意涵何在。多统的存在是现实政治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而这多统要不要通、能不能通、如何通，则是关涉到政治之目的与价值的根本性问题。

一、正始

为了论述的方便，通三统之说可细分为三个问题，一是何谓统，二是何以要通、如何通，三是统何以有三。“通三统”与“大一统”皆言“统”，二者义有相通，需要联系起来解释。公羊学的“大一统”义学者多有论述，如周桂钿先生的《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大一统论》认为“大一统”在公羊学中的含义即是政治与思想多方面的统一4。刘家和《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认为《公羊传》的大一统体现在不与诸侯专封、专地、专讨而尊周王、用周正等方面，强调“统”非齐一之义，而是“合多为一”。5李长春则区分了“大一统”之“大”作为表彰、赞许与扩大、张大两种含义，他认为战国时期孟子、荀子所讲的“大一统”属于前一种含义；秦汉一统既已实现，则董仲舒、司马迁、何休等所言则更多的是指后一种含义。6然而，公羊学之谓“统”究竟何意？并且，为何于一统之外别立三统？这样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作进一步地探索。

“统”既意味无序之物整齐归一，是为一统或统一；也意味着事物的开端，尤其是事物在开端处所应有的原则与规定。后汉何休注《公羊传》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7汉代公羊学认为《春秋》开宗明义即是要“正始”。《公羊传》解“元年春王正月”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8此有所谓“五始”。如《左传》孔颖达疏所引：“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9他在《礼记·礼运》疏中又云：“《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为五始。元者，气之始，则天地也；春者，四时之始，则四时也；王者，政教之始，则礼义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则月以为量也；公即位者，即一国之始，亦礼义也。”10

《公羊传》认为孔子著《春秋》乃是通过订史修辞来为后世立法，尤其是为王者立法。王者施政本于天道而即于人道。董仲舒《天人三策》云：“《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11又云：“《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12董仲舒强调王者要承天之正，通过正其心、正其道，以及于朝廷、百官、万民、四方之正。这恰是孔子言“政者，正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