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明】王阳明对传统“民族观”的新诠释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01-04 15:19:11
标签:民族观、王阳明

王阳明对传统“民族观”的新诠释

作者:高小明

来源:《贵州民俗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十九日丙申

          耶稣2018年5月4日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事迹已为后人熟知。龙场在今贵阳西北40公里的修文,当时处于“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环境之艰苦磨砺王阳明的心性而终成正果。明朝嘉靖时期,王阳明在龙场的生存环境,除了“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的自然环境之外,生活于此的贵州少数民族,时称“夷人”的苗族、彝族居民,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文环境,而这个人文环境也是“龙场悟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王阳明在此悟道的影响,往往为后世研究者所忽略。

 

王胜军在《儒学官僚与“夷夏之辨”——以王阳明开启贵州书院为中心的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2)一文中,就考察了这一被忽略的人文环境。

 

古代儒学中的“夷夏之辨”,主旨是就对华夏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区别,是中国古代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经过长期积淀,也成为了儒生官僚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西南一隅的贵州,历史上被视为蛮夷之域,“黔当万山中,为西南荒服,称不庭不贡之区”。

 

王阳明在龙场期间,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撰写了《何陋轩记》《象祠记》等一系列相关文章。

 

在《何陋轩记》一文中,王阳明对“夷夏之辨”作了新的诠释,传统观点认为夷、夏之别在于礼仪制度,在王阳明看来却不然。从心学出发,王阳明认为“夷人”虽无汉地“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但却自有如璞“美质”,在保有道德良知的方面胜于“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所谓的“华夏”,故而只须“椎斧施之”便可焕发光彩。

 

在《象祠记》中,王阳明肯定了黔地少数民族对舜之弟“象”这个为传统儒学所鄙弃的人物的奉祀。

 

很显然,王阳明是用“龙场悟道”之后的心学成果,重新反思并诠释了“夷夏之辨”这一古老的儒学命题。值得回顾的是,在“龙场悟道”艰苦时期,王阳明也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了诸多互动联系。

 

在龙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王阳明的生活也没有保障,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世界:无米、无盐、无火、无水……为维持生计,王阳明一文弱书生亲自去砍柴、挑水、采蕨、摘菜等。由于此时贵州的农业自然条件不同于江南故乡,王阳明在《居夷诗》中写到“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黔地少数民族的农耕方式成为他仿习的对象。

 

是时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府,遣人至龙场凌侮王阳明,不料却引起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公愤,他们把差人围困起来羞辱并痛打之,最后将差人赶出龙场。

 

水西宣慰使、少数民族领袖安贵荣听闻王阳明的名声后,“馈米肉,给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马”,而王阳明皆不受,令安贵荣大为敬重。之后,安贵荣欲裁减龙场驿,王阳明致书为之剖理,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乱。

 

为报答当地苗彝乡民对他生活上的帮助和照顾,王阳明在龙场创建龙冈书院,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深得当地“夷民”及诸生的敬服,一时各地士人感慕者云集听讲,“夷人亦翕然相向”,苗彝乡民环聚而观如堵,王阳明在北京的好友湛若水称赞王阳明说“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恶为善,有声。”遂使落后闭塞的龙场成为士人诸生向往的儒学圣地。王阳明去世之后,仍受到黔地士人及民众的敬爱。

 

王胜军在辨析上述史实之后指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士绅官僚,倾向于绕过具体的形式,基于“心体同然”的良知精神去探看“夷夏之辨”。在心学的范畴中,“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他们认为,不要在形式上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在衣服、语言、习俗上做区分——道德良知才是判断“夷夏”的标准。

 

就像《尚书》所载,“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大规模的舞蹈,人们举着战争中用的盾牌和雉尾,载歌载舞,表示偃武修文。七十天之后,有苗人自动前来归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感召力,远比其具体形式更重要。这也正如孔子讲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在王胜军看来,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清廷因不得王阳明心学的要义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雍正以降清王朝试图用大一统模式开拓苗疆,用王权打破民族关系,实现政治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统,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反抗。由于试图改变少数民族及其固有习俗,引发了长期的反抗,本来清廷视黔地少数民族为“蛮夷”,而黔地少数民族却将清廷也视作“蛮夷”。所谓“苗乱”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反儒学的太平军五次入黔,与黔地少数民族起义互相呼应,几乎将战火燃遍整个贵州。

 

其实,真正的大一统,要基于道德的认同。基于心学理论重建的新“民族观”,经过王阳明等人的实践证明,更能有效处理好民族关系。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