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宋朝有没有“零口供”定罪?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01-08 15:40:50
标签:宋朝、零口供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宋朝有没有“零口供”定罪?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初二日甲辰

          耶稣2019年1月7日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有一个颇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过于重口供,为取得犯人认罪的供词,允许用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的口子一旦打开,滥刑几乎无可避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此有幽默的描述:“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否则为什么这类记载,包公案、施公案等能成了传统的最销书呢?”

 

然而,如此审案程序,只能说是写“旧小说”之市井文人的想象,不可能是国家司法的制度设计,也不是真实的司法情景。中国古代虽说允许刑讯,但法律对于刑讯的使用其实有着严格的限制,尤以唐宋时期的“拷囚之法”最为周密。《唐律疏议》与《宋刑统》均规定:一名嫌犯不管庭审多少次,刑讯最多只能三次;两次刑讯之间须相隔二十日以上;刑讯只限用杖,杖笞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嫌疑人所犯若是杖罪,则刑讯的杖笞数不得超过其罪罚之数;嫌疑人三度刑讯仍然拒绝招供,必须保释(犯盗、杀重罪之人除外)。

 

宋朝立国,对刑讯的条件限制更为严格。宋太祖曾下诏:“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不得对嫌犯用刑。太祖立法的本意,大概是为防止司法官滥刑,因为“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不过,这一立法却带来了一个悖论:如果“状验明白”、证据确凿,那又为什么还要逼问犯人口供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一道诏令也许可以回答这个疑问:“自今获贼,如赃伏露验,事实显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隐蔽徒伴者,许量拷讯,数勿过二十。”拷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审问出共同犯罪的同伙、破案的线索。

 

应该说,传统司法确实重口供,但相较之下,宋人更重证据。宋代也是司法证据制度得到空前发展的时代,诞生了《洗冤录》这样的司法检验学著作。《洗冤录》的作者——南宋提刑官宋慈提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今人以为口供是传统司法的“证据之王”,但宋慈显然不这么认为。检验所得的法医报告,其实是比口供更加重要的定罪证据。

 

一本宋代的州县行政—司法指南书《州县提纲》告诫审案的州县官:“凡事有涉疑似者,虽其辞已伏,亦须察之以缓,或终于疑罪须当从轻。”有口供而证据不足,不可以定罪,只能按“疑罪从轻”的原则作出裁决。

 

 

 

那么有证据而无口供呢?按《唐律疏议》与《宋刑统》的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据状断之。”意思是说,如果犯罪证据确凿,能够排除合理怀疑,那么即便犯人拒不招供,法官也可以根据证据作出判决,这叫做“据状定罪”。换言之,唐宋时期的司法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从前的“据供定罪”模式。

 

《宋史•张近传》记载了宋代的一起“据状定罪”案:前副宰相吕惠卿之弟吕温卿,因为胡作非为,“以不法闻”,大理寺正张近“受召鞫治”。哲宗皇帝告诉他:“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张近说:“法之所在,虽陛下不能使臣轻重,何况惠卿也?”审讯时,吕温卿一言不发,摆出“我有权保持沉默”的架势,始终“不肯置对”。但本案证据确凿,“温卿所坐明白”,法官张近又考虑到“倘听其蔓词,惧为株连者累”,也就没有要求吕温卿招供。在请示皇帝许可之后,最后“以众证定其罪”。这是发生北宋的一个承认犯人“沉默权”、以“零口供”定罪的案例。

 

由于《宋刑统》有“虽不承引,据状断之”之规定,我们相信宋代还应该出现过其他一些“零口供”定罪的判例。不过,应当承认,“据供定罪”还是当时主流的判决模式。我们也不能苛责宋人为什么不将“零口供”列为普遍的司法原则,以一千年前的刑侦技术,绝对无法做到“零口供”。同时期的西方司法虽然不怎么重视口供,却不能不忍受更荒谬的“神判”,一个人有罪或无罪,取决于上帝;说破了,其实就取决于运气。

 

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发展也确有令人遗憾之处,那就是唐宋时期萌发的证据重于口供的文明趋势,未能在后来的明清时代发展下去。《大明律》与《大清律》均删去“虽不承引,据状断之”的条款;同时补充规定“凡诸衙门鞫问刑名等项,必据犯者招草以定其罪”,又回到唐宋之前的“口供至上主义”旧路。

 

而且,唐宋法律对刑讯的种种条件限制,也被《大明律》删得干干净净;同时“拶指”、“夹棍”等以前列为非法的拷讯刑具也得到官方的认可。因此,刑讯逼供在明清时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泛滥之势,诚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唐律》于拷囚之法甚详,《明律》概行删去,遂无节度,遇有疑难之案,仁厚者束手难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滥之害,势所不免。”但也不至如旧小说所写:“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