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见】孔子之为孔子——从电影《孔子》谈起

栏目:电影《孔子》
发布时间:2010-11-09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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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乔见

作者简介: 陈乔见,男,西元一九七九年生,云南陆良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等,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著有《义的谱系:中国古代的正义与公共传统》《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闲先贤之道》。

 
 
在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里,批孔倒孔之声不断,诬孔亵孔之行时有发生。兴许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虽仍有不少学者将批孔诬进行到底,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人对孔子似乎愈来愈青睐,对儒学亦愈来愈认同。令人喜忧参半的是,由于长期国学教育的阙弱,大部分国人对孔子和儒学的理解尚流于肤浅。被誉为“2010年中国史诗第一巨片”的电影《孔子》,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国人对孔子和儒学的理解。
 
胡玫导演的电影《孔子》,从孔子五十一岁出仕鲁国开始叙述,主要展现了孔子仕鲁期间和周游列国的事迹,目的是想“解构”孔子一介儒生的柔弱形象,“还原”孔子文武兼备、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形象,最终展现一个有着“成功”与“失败”的孔子形象。为此,电影着意展示了孔子仕鲁期间的“丰功伟业”和“机智勇敢”,比如在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巧用三十六计中的“树上开花”,以十乘兵车唬住了齐国五百乘兵车;又如,在鲁国公家军队与叛军作战中,孔子冒着“枪林弹雨”,在武子台击鼓振威,并巧用火攻击溃叛军;再如,在周游列国中大肆渲染了“子见南子”的“绯闻”,虚构了“颜回舍生救书”的情节。应该说,按照导演所理解的孔子,周润发出演孔子确实是不二人选,君不见发哥高大威猛的身材、机智狡黠的眼神,确实给“孔子”增添了不少英雄气概和机智谋略。
 
我们不妨把孔子七十三载的完整一生与120分钟的电影《孔子》做个比较,在电影《孔子》中,孔子五十岁之前的生涯一片空白,孔子晚年居鲁的岁月亦寥寥三、五分钟即被打发,影片花了约115分钟的时间来展现“仕鲁”和“周游列国”的孔子。“仕鲁”的孔子也就是“当官”的孔子,“周游列国”的孔子也就是“求仕”(求官)的孔子,所谓孔子“干七十二君”虽属夸张,当也道出了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也就是说,电影所叙述的孔子主要是“当官”的孔子和“求官”的孔子;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国人一再谈及的官本位意识,这或许也正是导演和大部分国人所理解的“成功”与“失败”。当然,导演对孔子周游列国据说另有“深意”,亦即,为了表现弟子对孔子的忠诚;“忠诚”(当然是导演所理解的忠诚)而非服膺,明乎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原本个性鲜明的孔门弟子(如颜回之德之乐、子贡之辨之智、子路之勇之率真)在影片中却呆头呆脑、唯唯诺诺,也就可以理解颜回“舍生救书”的愚忠和愚勇,以及他的可悲。我们真不知道影片中“舍生救书”的情节是给颜子贴金,还是侮辱颜子的智商?
 
我们不禁要问,“当官”与“求官”究竟在孔子一生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之用兵谋略,绝难与孙武、孙膑匹敌;孔子之武功,绝难与关公、张飞匹敌;孔子之颠沛流离,后世亦不乏其人。我们应不断追问,孔子之为孔子,究竟何在?笔者以为,这至少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历史上之孔子,其次孔子之历史地位。
 
“还原孔子”、“孔子去圣化”云云,是近年来的一种呼声,比如,有学者就把孔子“还原”为一只“丧家狗”,又说孔子之所为圣人,则是孔门弟子的吹捧。姑且不论所谓的“还原”,究竟是否为真正的还原,还是解构孔子的形象,抑或重构孔子的形象,抑或借古讽今,另有所指?笔者以为,就《论语》和其他典籍的记载,历史上的孔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角色或形象:(1)家庭成员;(2)老师;(3)官员;(4)流浪者;(5)编订“六经”的孔子;(6)思想家和哲学家;(7)音乐家和艺术家;(8)日常生活中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
 
一、作为一名家庭成员的孔子。孔子乃殷人后裔,出生于鲁国曲阜,三岁丧父,十六、十七岁丧母,十九岁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名为孔鲤(字伯鱼,而非电影中的“锂”,孔子时代尚无发现此金属元素),女儿嫁给自己的学生公冶长。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这表明孔子从小没有就对“礼”有所钟爱,孔子后来的一生也每每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作为家长的孔子,史籍似乎记载不多,其中孔子教子与孔子嫁女,可以让我们略闚孔子的家庭教育和婚姻观。孔鲤曾幼承庭训,学诗学礼,在孔子看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以下只注篇名),学诗可以提升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语言能力,学礼可以使人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这说明孔子的家庭教育注重人际交往的教育。关于孔子嫁女,《论语•公冶长》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认为,公冶长虽有牢狱之灾,但并非他的过错,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这说明孔子以一种非世俗非功利的态度对待婚姻。
 
二、作为一名老师的孔子。孔子“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为政》),“立”既指遵守礼义等普遍规范,在社会上立的正、站得稳,亦指学问卓然独立,不人云亦云,随众俯仰。孔子三十而立,即开始授徒设教,至七十三岁去世,从未间断,教学生涯长达四十余年。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有教无类,从而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使得贫民子弟得以接受教育,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孔子以《诗》、《书》、礼、乐作为教学的基本材料,教以弟子文、行、忠、信;主张博之以文,约之以礼,强调“博”与“专”的统一。孔子对待不同弟子,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实行个殊化教育,其弟子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诸方面,皆有所成就。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不悱不发,不愤不启,主张举一反三的启发式教育,引导弟子问学、思辨。孔子平易近人,主张教学相长,在日常对话中启迪学生,他也并不讳言从弟子的谈话中得到启发。孔门之教育,非唯稻梁谋的技能教育,而在于君子人格的养成和安邦济世之人才的培养。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再传弟子及私淑者,何止千万,宜乎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实乃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三,作为一名官员的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岁,鲁国“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五十五岁离开鲁国,为官不足五年。孔子仕鲁期间,主要事迹有夹谷之会和礼堕三都,这也是影片着意渲染的孔子之两大事功。《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电影为表现孔子用兵如神,竟然违背史实,虚构鲁君没有兵车可调动,然后让孔子大展军事才能,巧用“树上开花”(三十六计之一)吓退齐军。顺便提一下,齐鲁两国会盟,齐鲁两君互赠礼物竟是鸭子,“化干戈为玉帛”于是成了“化干戈为鸭子”,十分可笑!
 
又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这是电影所展现的“武子台之役”的史实。据此,武子台之役根本没有火攻,战争场面也不可能有影片中所展现的那么宏大。当然,毫无疑问,电影即便是史诗或正剧,都容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因此笔者搬出史实并非仅仅在于批评电影不合史实那么简单,而且更在于指出导演对孔子形象的理解,既然导演着意渲染了这两场战役,目的无非是表现孔子的军事才能和机智勇敢。在导演看来,这是孔子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这也是导演对孔子之为孔子的理解。然而,在笔者看来,孔子仕鲁的最大功绩在于,改变社会风气,“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世家》)。实际上,一战一役的胜败,一城一池的得失,在孔子的一生中,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可以略去;而影片却不惜以虚构为代价,对此着意渲染,这就关涉到“孔子之为孔子”的不同理解。
 
四,作为一名流浪者的孔子。孔子在齐国离间和公伯寮内谗,关键是在鲁国实际主政者季孙氏的不信任下,被迫离开鲁国,于是率领群弟子开始周游列国,继续授徒讲学,并寻求出仕的机会,所到之国,大体有卫、曹、宋、郑、陈、蔡等国,羁旅生涯凡十四载。孔子生当衰世,为行道救世,周游列国,栖栖惶惶,颠簸流离、席不暇暖,几次身处绝境,几番遭人讥讽,亦曾偶尔引发“无道则隐”(《泰伯》)的向往;然孔子终不忍独善其身,为讲学修德,倡明人伦道德,重整社会秩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终身“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电影《孔子》对此期间的事迹,如“宋人伐树”、“子路问津”、“丧家之犬”、“厄于陈蔡”等亦有所叙述,然而我相信,不知孔子生平的观众,会觉得杂乱无章,不知所云。《论语•述而》载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是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而伐其树的情景下,孔子脱口而出之言。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认为,“此章乃见圣人之处变,其不忧之仁,不惑之智,与不惧之勇”,可惜的是,电影对孔子之真正意义上的仁、智、勇,没能很好展现出来。又据《论语•子罕》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孔子子畏于匡时,脱口而出之言。钱穆《论语新解》说,“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很可惜,电影对此完全忽略。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天命对于理解孔子之为孔子,岂能忽视哉!在某种意义上,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载,可以视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一系列注脚。
 
五,编订“六经”的孔子。孔子在其教学生涯中,尤其是晚年居鲁的教学生涯中,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最终编订“六经”,对上古文化和三代礼乐文明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孔子虽自称“述而不作”(《述而》),其实乃是“寓作于述”、“述中有作”。孔子在继承上古文化的基础上,因时损益,革故鼎新,从而奠定了儒学传统和中华文明的基调。钱穆《孔子传》称:“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之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论。”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称:“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总言之,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孔子实为继往开来的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孔子之为圣人,在于其文而不在其武,太史公早已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今有学者言必称“去圣”,然从文化的意义去理解孔子之为圣,有何疑焉,又何怪焉!
 
六,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宇宙与人性、政治与伦理、宗教与人生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归根结底是把人当人看,或者借用康德的用语讲,把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它体现着人的尊严,它要求我们普遍地关爱他人。实现仁的方法是“能近取譬”,具体而言,有积极层面的“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以及消极层面的“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孔子视“恕”为“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卫灵公》)的道德金律。孔子敬畏天命而又极重人为;他怀有天赋的使命感,而又乐天知命;他对鬼神敬而远之,很少谈论怪、力、乱、神;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孔子的理性人文主义精神。总言之,孔子之道,不离人伦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七,作为一名音乐家和艺术家的孔子。孔子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对音乐颇有造诣。孔子曾学琴师襄、访乐苌弘,能玩多种乐器,弹琴、鼓瑟、击磬等等;孔子痴迷音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能即兴弹唱,表现当时之情志;即使身处困境,孔子仍从容弦歌不衰;孔子深知音乐能涵养性情,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主张听雅音,远离淫声;孔子更懂音乐与人性、人格培养的关系,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亦即,诗启迪性情、启发心智;礼使人懂得规矩,立于社会;乐则使得人性、人格得以最终完成。孔子认为音乐是“善”与“美”的统一,创作音乐应符合“尽善尽美”的标准。总而言之,音乐实乃孔子生命不可或缺之部分,亦是孔子思想不可或缺之部分。无论就音乐技能、素养而言,还是就音乐理论而言,孔子都堪称伟大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八,日常生活中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生活中的孔子,温柔敦厚、恭敬有礼、谦虚有加。孔子讲学,弟子如沐春风,典型的莫如四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言其志(详《先进》)。作为老师,孔子亦有严厉的一面。弟子对孔子的评价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孔子在公私场合,无论是朝廷、宗庙,还是乡党、家族,其视、听、言、动,无不合礼得体,合乎规矩。孔子对待长者、老者、尊者,皆恭敬礼让,遇到瞽者(瞎子),也要表示一定的礼貌(详《乡党》);这说明孔子的礼貌并非流于形式,做给别人看,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孔子虽博学多才,超凡入圣,但他非常谦虚,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亦不敢以仁圣自许。诵读《论语》,我们经常会亲切地感受到,孔子就是一位温良恭俭和文质彬彬的君子。
 
古人有“德、功、言”三不朽之说,不朽即意味着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不会因肉身之死而随之消亡。“功”当指狭义的事功,尤其是政治上的事功,就此而言,孔子之“功”并不显赫,毋宁说他在政治上很不得意,如前所言,这几乎可以略去。就孔子而言,其不朽之历史地位当在于其“德”其“言”。就“德”而言,无论作为何种社会角色的孔子,都无不体现出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德性。作为家长,孔子教子有方,嫁女有方;作为老师,孔子循循善诱、温而厉、威而不猛、平易近人,与学生相处融洽;作为官员,孔子审慎,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作为流浪者,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乐观豁达;在日常生活中,孔子温良恭俭、谦虚低调而又具有高尚的艺术情调和生命情调。就“言”而言,孔子的言论、思想和著述,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具有了经典的意义。
 
孔子之为孔子,关键在于历史上的孔子与孔子之历史地位。当然,孔子之历史地位离不开历史上的孔子,孔子之历史地位正是由历史上的孔子本人所树立,而非外在的权威。如果我们扼要归纳,则孔子之历史地位至少在于四个方面:第一,中国第一位私人教师,伟大的教育家;第二,君子人格和德性的典范;第三,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第四,中华文明的奠基者。试以此与电影《孔子》相对照,影片中的“孔子”与孔子之为孔子,何啻天壤?欲拍圣人,能无慎乎?
 
【据华东师大哲学系校庆报告会“孔子与电影《孔子》:历史上之孔子与孔子之历史地位”(2010年10月13日)修改而成】
                                       
 陈乔见  庚寅季秋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