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反驳钱穆先生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02-26 18:31:39
标签:钱穆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反驳钱穆先生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廿一日癸巳

          耶稣2019年2月25日

 

 

 

钱穆先生于我个人的读史经历而言,有重大意义。我少年时多读鲁迅、柏杨杂文,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反传统的浅薄启蒙主义立场。直至年岁渐长,对国史了解渐深,此时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将自己的历史观扭转过来。

 

钱先生的历史观,总而言之,可以总结为他在《国史大纲•引论》提出的几句话: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者,应该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应该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有此历史观之国民渐多,国家乃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我对国史之情感与看法,受钱先生这一史观影响颇深。但有意思的是,我的历史关注点放在宋代,这几年也写过不少鼓吹大宋文明成就的文章;而钱先生对于宋朝体制的评价却是极低,他认为,若从政治制度上来看,宋朝是最没有建树的一个时代,不但毫无建树,而且比之唐朝还倒退了几步。

 

史学界与民间讲史者关于宋朝的“积弱积贫”评价,最早便出自钱穆先生著作:《国史大纲》“两宋之部”的第一个标题便是“贫弱的新中央”,题目下分述“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亦称:“(宋王朝)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经钱先生肇始,“积弱积贫”已成大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宋朝形象。

 

钱先生又认为,“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因为汉唐时属于宰相的几项职权都被分割出去,比如军权划给枢密院,财权划给三司,而“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钱先生还认为,宋朝的台谏权出现了退化,因为“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坦率地说,我对钱先生关于宋朝政制的这几点评判,都无法同意——不是因为我对天水一朝情有独钟,而是揆之史实,钱先生之说真的言过其实了。

 

先来看看宋朝是否“积弱”之问题。平心而论,宋朝的军事力量与战场表现虽不如汉唐强盛之时那般令人瞩目,但也谈不上“积弱”。试想一下,赵宋立国之初,中原尚未统一,割据政权林立,如果宋朝军事力量很弱,它又是如何统一中原的?

 

再看南宋后期,有人统计过:“蒙古军团征服中亚霸主西辽、荡平花剌子模帝国,都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驯服斡罗斯联盟,灭木剌夷国、黑衣大食,都是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灭西夏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捣毁大金帝国用了二十几年时间”。那征服南宋用了多少时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南宋能坚持这么长时段的抵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宋朝的悲剧是碰上北方草原民族最强盛之时,它们此时已不是汉唐时的部落文明,而是有了国家建制,动员能力与技术水平都远远强于以前。而且,中国在残唐时失去了长城防线与西北养马地,导致宋朝立国之后,骑兵的力量比较薄弱,又无法靠天险御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才是硬道理。可以说,宋朝的军事防线与进攻力量因为这先天不足的原因,给我们的印象,便显得有点弱了。

 

 

 

再说所谓的“积贫”。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宋朝非但谈不上“积贫”,而且财富之多,堪称历朝之冠。不管是从政府的岁入总量、国家的铸币数量(货币量往往意味着市场经济规模的大小与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入程度)、国民收入水平,还是从国家财税的结构(是以实物税为主,还是货币税为主;是以农业税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税为主)、城市化的程度、海外贸易的发达与否等角度来看,学者通过研究估算出来的数据,均显示宋代经济水平处于中国历史最高峰。

 

网络上流传过好几个关于宋朝GDP的版本,从占世界50%至占80%,当然都是胡说八道,估计是某位通俗历史写手信口胡扯出来的,而许多网友则以讹传讹。不过,也有严肃的历史学者在研究宋朝的GDP。尽管他们估算出来的具体数据或有争议,但都是基于史料,不算离谱。我这里可以提供三位学者关于宋朝GDP的统计:

 

一是香港岭南大学的刘光临教授,据他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2.88两的,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二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团队,曾系统测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与公共财政,结果发现,“北宋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到1300年左右(元朝)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明朝)被英国超过”。

 

三,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也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至于钱先生说宋朝宰相的军权被枢密院分割、财权被三司分割,倒是属实。不过,请注意,北宋元丰改制之后,三司便撤销了,财权又收归宰相之下的户部;宰相与枢密院分掌国政、军政的体制尽管延续至宋末,但这一权力分割只是就承平时期而言,战时,按宋朝惯例,宰相可兼辖枢密院,或者枢密院要向宰相报告工作。

 

更重要的是,宋代宰执团队的权力远比汉唐宰相稳定,汉唐的宰相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皇帝近臣、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南宋可是出现了一大串相权的,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可见宋朝宰相制度的问题,并不是相权被分割了,而是相权太大了。

 

宋人强调,君主不可侵夺宰相之职权,用朱熹的话来说,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侵占政府之职,则将受到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君主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不过从宋真宗朝开始,宋代出现了君权象征化的趋势,并渐渐形成了君主“统而不治”的惯例。

 

在传统君主制下,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制诏。宋朝的诏书虽然名义上皆出自君主,但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钱穆先生所称宋代“相权低落、君权提升”,是不合史实的。

 

 

 

宋朝的台谏制度也绝非如钱先生所言:“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两宋之世,“人主以为是,台谏、给舍以为非;人主以为可,台谏、给舍以为不可”的情形,并不比其他朝代少见,甚至在台谏压力下,君主不得不修改诏书,如仁宗朝初期,因皇帝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刘后的姻亲钱惟演“图入相”,监察御史鞠咏极力反对,说“惟演憸险,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钱惟演仍不死心,鞠咏便跟谏官刘随说:“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意思是说,如果太后真的任命钱惟演为宰相,那咱们就将除拜宰相的诏书(白麻)当廷撕毁。惟演闻之,只好灰溜溜走了。

 

不过,宋朝台谏官确实也将太多精力放在“纠绳宰相”上,以致有时候出现谏垣与政府势同水火的局面。但这应该放在“君权象征化”的背景下来看待。正因为君权象征化,执政权操于宰执之手,才需要强化台谏对于宰执的独立性与制衡之权,否则,整个权力结构便会的的失衡。而从南宋屡屡出现权相权揽朝纲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宋朝宰相受到的制衡还远远不够。

 

钱穆先生是我敬仰的大家。2015年,我借参加常州大学组织的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之机,又到无锡瞻仰了钱穆故居,在钱先生的塑像前恭恭敬敬三鞠躬。但作为钱先生的追随者与尊崇者,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不能不说钱先生对于宋朝心存偏见。

 

这一偏见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关注国运的焦虑情绪的投射。记得宋史研究大家邓小南说过,(大意)百年前,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的屈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复兴有强烈愿望,因而也更喜欢汉唐的盛世,憧憬盛世的时代,而宋朝却满足不了他们的这一需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