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将皇权关进笼子里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02-27 14:57:04
标签:专制皇权、皇权关进笼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将皇权关进笼子里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廿二日甲午

          耶稣2019年2月26日

 

 

 

中国古代有没有“专制皇权”?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既然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之顶尖,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也许在帝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秦始皇时代,以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的清王朝,皇权确实是独裁的。但在其他政治修明之世,特别是在宋代,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皇权专制的。在展开我们的论述之前,我想先讲述几个关于宋帝的故事:

 

其一,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宋史•赵普传》)

 

其二,宋真宗朝有个叫做刘承规的内臣(宦官),“以忠谨得幸”,人也很能干,曾领衔编修《册府元龟》。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刘承规病危,向真宗说了人生最后一个心愿:“求为节度使”。其实就是得到虚衔过把瘾就死。真宗找宰相王旦商量:“将这官儿给他吧,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坚决不同意,说:“此例一开,他日若有别的内臣求当枢密使,奈何?”真宗只好打消了念头。(《宋史•王旦传》)

 

其三,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一个别级高但无多少实权的闲职),但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候未能通过,所以只好作罢。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半路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她说:“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朱弁《曲洧旧闻》)

 

 

 

其四,神宗朝,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侯延庆《退斋笔录》)

 

其五,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这是不是檀香做的椅子?”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其时宰相乃是赵鼎、张浚。宋代实行“以外统内”之制,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陆游《老学庵笔记》)

 

其六,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这位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张端义《贵耳集》)

 

其七,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是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过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宋史•谢深甫传/楼钥传》)

 

其八,宋度宗有几次绕过宰相机构,径自下发“内批”(即私旨),违背了为君之道,监察御史刘黻很愤怒,上书批评他:“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即皇帝的诏敕)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刘黻还告诉皇帝:“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说的这些道理,度宗也不能反对。(《宋史•刘黻传》)

 

 

 

在上面引述的八段历史切片中,涉及的君主为北宋、南宋各四位,其中既有开国皇帝宋太祖,也有处于穷途末路的宋度宗;既有生性仁厚的君主如仁宗,也有昏庸的君主如光宗;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如神宗,也有碌碌无为的君主如度宗。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宋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的——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难以乾纲独断,君主一旦露出这样的苗头,即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

 

这样一种对于宋代君权的描述,也挑战了流俗之见——一直以来,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与通俗的历史叙述者都认为,宋代是“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时代。支持这种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二: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强化,用宋人范祖禹的话来说,“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察监司而已,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朝廷据其所察而行赏罚。”然而,我们需要明白: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君主专制。

 

另一个依据是相权被分化。宋代将军权与财权从宰相机构中划分出去,宋人范镇对此也提出过批评:“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从这个角度言,宋代宰相的权力确实不如汉唐宰相的集中,但实际上,宋代的整个执政集团(包括中书、枢密院)的权力更加稳固,汉唐的外朝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

 

 

 

从前面列举的故事中也可以得知,君主的诏书如果没有宰相副署,则不具备合法的效力,官僚集团有权进行抵制。这恰好可以佐证,宋代的君主假如想独裁,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宋代可能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专政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