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游比干庙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9-03-26 23:25:54
标签:比干庙
盛洪

作者简历:盛洪,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为什么制度重要》(郑州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治大国若烹小鲜》(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经济学精神》(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盛洪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为万世开太平》(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以善致善》(与蒋庆合著,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四),《旧邦新命》(与宇燕合著,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四),与陈郁合作译校《论生产的制度结构》(原著科斯,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吹剑编撰于二〇一〇年)

游比干庙

作者:盛洪

来源:“盛士微言ONE”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十八日庚申

          耶稣2019年3月24日

 

 

 

路过新乡,听说有比干庙,顺路游览,不想大有收获。大多数中国人,大概是从《封神演义》中知道比干的名字的,我也是。他的故事,大致如《封神》所说,因批评商纣王被挖心而死。在正史如《史记》中,太史公说,“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极谏而死的记录。

 

比干庙就设立在当初的比干墓的位置上。《尚书》记载,“武王克殷,封比干墓”,大概就是在这儿。有周武王的铜盘铭为证。当然原物早已丢失(一说为日人所藏),留有拓片。铭文说,“左林右泉,前冈后道;万世之灵,于焉是保。”说是“万世之灵”,即是说他的行为有垂范万世的价值。

 

 

 

周武王铜盘铭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周武王推翻商朝后的政治做秀。但后来周朝的成功,决不是一时的机巧所能解释。周人眼睁睁地看着殷商丢了天命,不会只是认为自己的运气好,他们着实认真地总结了殷商的历史教训。在伐商的《泰誓》中,周武王已说,“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残害进谏忠臣,坚持自己的罪恶,就该兴师问罪。在《尚书》中也有充分的记载。其中一点,就是后期的商朝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统治者。当有人警告商纣王“老百姓要造反了”时,商纣王竟然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既然生来就是统治者,就无需担心被人推翻,也就不需要纠正什么错误,强谏之人比干也就该死。

 

这对周人来讲真是“殷鉴不远”。所以周朝就逐渐形成了搜集和鼓励批评的制度。如《诗经》中《风雅颂》之“风”,被《毛诗序》解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据说周朝专门设立“风官”,其职能是到民间采集“风刺”之诗,用来警戒和检讨施政之失。《诗经》中之“风”部主要是采集而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句,也是出自周朝的召公之口,当时是批评周厉王“弭谤”所发。以周开创的传统为基础,中国经汉唐宋,形成了较成熟的谏议制度,即正式的批评皇帝和行政部门的制度。

 

一贯崇尚西周制度的孔子,自然很肯定比干的精神。在比干庙中,我们发现有“孔子剑刻碑”。碑文曰“殷比干莫”,为变体隶书。如真是孔子所刻,那就是孔子留下来的唯一真迹,甚至是春秋留下来的唯一碑刻。不过多数行家以为春秋时尚无隶书,所以应是汉以后的人所作,并非孔子。这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可信可不信的小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孔子在文化价值上肯定这种批评精神。他说“殷有三仁焉”,比干位列其中。孔子的肯定非同小可,因为其后两千多年,均以孔子儒家为正统,比干精神就是政治正确。

 

 

 

孔子剑刻碑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笼罩下,历代政治人物要么真心遵循,要么假意称颂,总之不会公然反对。庙中还有北魏孝文帝“吊殷比干文”的碑刻,洋洋洒洒,文辞华丽;其中说道“脱非武发,封墓谁因?呜呼介士,胡不我臣?”既颂扬周武封墓,又渴望比干一样的忠谏之士。大家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是进行了汉化的鲜卑皇帝,接受肯定批评的政治正确,可见他深得中华精髓。

 

 

 

北魏孝文帝“吊殷比干文”局部

 

接下来就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赠殷太师比干诏”,这与李世民“从谏如流”的形象颇为吻合。作为诏书,其一开篇即是:“门下。……”即写给门下省之意,这是汉以后逐渐形成的诏书格式。之所以要写给门下省,《比干庙古碑刻解析》(霍德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解释说,“‘门下’属政府机关中的审议机构,有权反驳中书省所拟之诏。”仅这一格式,就说明当时的谏议审查制度已经发展到何等成熟程度。皇帝发诏书首先要写出草稿,交由中书省拟诏。如中书省有不同意见,还可驳回,称为“封驳”。据此碑中残留的信息,此诏由中书令岑文本所拟。拟诏时,首先想到的是此诏书要经门下省审查,所以直接先写“门下”。

 

 

 

唐太宗“赠殷太师比干诏”局部

 

唐太宗同时也有祭文。在一贯的称颂比干和谴责商纣外,对比干的具体批评形式颇有婉转微辞。如“三谏不入,奉身而退,圣人之道也。何必殉形于国,以速商殷之亡;剖心于朝,以深独夫之罪!”其意强调,批评很好,但要珍惜生命;也包含了“批评最好不要激化对立和冲突”的意思。这也在肯定批评的大前提下,对批评有着更高的要求。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唯一标准。在有时,“死”代表了强度和决心。

 

比干庙历经战乱,几毁几建,延绵不绝。这说明比干庙只是比干精神的外在躯壳。后来元明清各朝都有士大夫或帝王前来拜谒,清乾隆皇帝也题诗一首颂扬比干。直到民国,林森主席也曾两次派人祭谒。今天来到比干庙,仍是游客络绎。这说明,自周传承下来的政治正确的批评精神,无论遭到何种打击,都仍是中华文明不可否弃的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

 

只是近几十年来,它曾被人遗忘。因为当批评被分为“好的”和“坏的”,“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时候,批评精神本身就会受到压抑。因为当政者不喜欢的批评就会被冠以坏批评而遭压制。这在毛时代达到极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那种压制批评的极端情形不再存在了,但这种否定批评的传统依然延续了下来。

 

在另一方面,比干精神遭到另一种形式的解构。有人说,比干给商纣王提意见,不过是为了挽救商朝的腐朽统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为商朝而死不过是一种“愚忠”。这种议论暗示,只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貌似激烈的议论,反而解除了自己的批评武装。因为推翻暴政的威胁究竟是最后手段,不是随便可以用的。实际上,效果恰恰与革命者主张的相反。他们如果只是推翻了一个暴政,并没有什么贡献;因为如果制度不改,革命者自己迟早还会回到旧制度。人们多是只谈“汤武革命”,而忽略了周在制度上的根本变革,这就是建立制度化的批评机制。而这又来自比干以身殉道的强烈警示。

 

由此,比干庙屹立在中华大地上,就是一个永远的制度警示。

 

2017年5月6日于五木书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