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从日本新年号说起:年号究竟有什么意义?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04-02 22:52:15
标签:年号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从日本新年号说起:年号究竟有什么意义?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七日己巳

          耶稣2019年4月2日

 

 

 

昨天,日本公布了新年号:令和。从今年5月1日开始,日本将启用新的年号,旧年号“平成”退出日本舞台。

 

“令和”的新年号,按日本官方的说法,出自日本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批镜前粉,兰熏珮后香。”首相安倍强调说,这是“象征我国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长传统的日本古籍”。

 

有记者问:新年号为何不选用中国典籍?安倍回答说,“日本正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时代,我们最终决定从日本的典籍中选用新的年号。”

 

这也是日本选用年号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脱中”。之前,日本的年号均选自中国典籍。

 

 

 

然而,安倍恐怕想不到,《万叶集》的这一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也是来自中国典籍。东汉张衡《归田赋》中有“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诗句,唐代诗人薛元超《谏蕃官仗内射生疏》也有“时惟令月,景淑风和”这样的句子。

 

年号本身,实际上就来自中国文化。自汉武帝建元之后,直到清末宣统,中国人基本上都以年号纪年,这一做法大约在唐代时传入日本。只不过,中国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韩国、越南)已废除了年号制度,只有日本还保留着。

 

年号,于今天的日本人而言,不仅仅是一项政治礼制,也影响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公文、日本居民卡、身份证、驾驶证,都使用年号。以至于硬币、车票、食品保质期,都与年号密不可分”(转引自“年弹琴”文章)。

 

 

 

年号的意义,主要也是体现在这里:纪年。清人赵翼说,“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也就是说,年号的使用,是为了方便纪年。

 

因此,年号的用字一般选取吉祥字,通常并无特别的政治涵义,比如“令和”的令字,即取美好之意。中国历代年号,也是采用吉祥字,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康熙”“乾隆”“洪武”“建文”,都是吉祥字。

 

不过,要说年号并无特别的政治含义,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宋代例外。宋代的年号,很多都包含有特别的政治寓意,表明朝廷即将施行的政策主张。

 

 

 

第一个主动注入施政路线涵义的宋朝年号,是宋哲宗的“元祐”。我们都知道,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改元“元祐”。高氏同情旧党,听政之时,召回熙丰时期被逐的保守派官员,委任司马光执政,废黜熙丰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新的年号“元祐”有何深意?宋人说,“元祐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佑之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二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议者乃云:‘对钧行法。’朝士善谑乃云:‘岂独法令然,至于年号,亦对钧矣。’”元祐建元,预示着“熙丰之法”被摒弃,新政府转而取法“嘉祐之治”,虽然名义上“大率新旧二法并用”,但实际上,新法悉被废罢,元祐党人无疑更偏爱嘉祐:“哲宗即位,宣仁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俗,庶几嘉祐之风矣。”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亲政,并下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体朕意。”“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这里的“上意”,指宋哲宗决意罢黜元祐党人,起用元丰党人,叫停“元祐更化”,接续“熙丰新法”。为什么天下人从一个年号就能想见皇帝的心意?因为“绍圣”者,“绍述圣皇”之谓也。绍述,意为继承、发扬光大;圣皇,自然是指哲宗的父皇神宗皇帝。

 

“绍圣”是北宋第二个具有政治路线宣示意义的年号。事实上,亲政的宋哲宗与执政的元丰党人也确实按“绍述圣皇”的宣示,恢复了宋神宗未竟的变法大业。

 

宋朝第三个有着鲜明政治路线寓意的年号,是宋徽宗的“建中靖国”。哲宗早逝无子嗣,由其弟弟徽宗继位,向太后(宋神宗皇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徽宗即位之后,宣布明年改元“建中靖国”,建中,意为建立中道的治理;靖国,意为消弥国家之前的争端,“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谓建大中之道,无熙宁、元祐之分也”。

 

徽宗消弥党争的决心似乎是很大的。他令翰林学士撰诏宣布改元时,宰相曾布说:“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时年号,不若更之。”徽宗说:“太平亦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诏不疑。然而,这一旨在促使元丰与元祐党人和解的新年号,仅仅维持一年时间,向太后逝世之后,徽宗皇帝亲政,便于次年改元“崇宁”。

 

 

 

崇宁,又是一个明确宣示执政路线的年号,“崇宁者,谓崇熙宁也”。宋徽宗通过改元,向天下人宣告:他将接过父亲(神宗)与兄长(哲宗)的薪火,继续推行“熙丰新法”。为此,宋徽宗罢免了属于元祐党的宰相韩忠彦,拜元丰党人蔡京为右相,拜相制书颁下之时,徽宗将蔡京请至延和殿,赐坐,并诚心向他请教:“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国是,为宋代特有的政治概念,相当于“基本国策”,徽宗之意,显然是要将“绍述新法”确立为“基本国策”了。

 

从熙丰,到元祐,再到绍圣,到建中靖国,到崇宁,每一次改元,都是在宣告施政路线的改弦更张、改途易辙。而施政路线的更改,又意味着元祐党人与元丰党人的轮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熙丰自然是元丰党人执政,元祐自然是元祐党人上台,绍圣时元丰党人卷土重来,建中靖国则是元丰与元祐党人联合执政,崇宁又是元丰党人秉政。

 

这样的“年号政治”,我们在其他王朝是不可能见到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