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宋朝与明朝,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05-13 23:27:37
标签:宋朝与明朝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宋朝与明朝,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四月初八日己酉

          耶稣2019年5月12日

 

宋王朝与明王朝,相隔不过一百年,却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气质与风格。

 

01官员地位

 

宋王朝待士大夫极宽厚,进退以礼,明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明王朝却视士大夫为奴仆,动辄就当庭打屁屁。

 

 

 

宋朝官员

 

宋朝给予官员的俸禄也很优厚,用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话来说,宋朝“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明朝官员)

 

明朝呢,官员俸禄非常低,可能是历朝最低的,明朝人自己发牢骚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首之资,以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萎莫诉。”

 

02社会风貌

 

从社会面貌来看,宋朝与明初简直就是两个相反的世界:宋朝商品经济发达,明初却商业凋零;宋朝夜市繁华,明初却恢复了严厉的夜禁;宋朝城市到处都是茶坊、酒肆、瓦舍勾栏,但明初,我们在城市找不到一所舍瓦,在农村看不见一间酒肆,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

 

 

 

03原因探究

 

为什么会这样?与立国者对待工商业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朱元璋就如一名保守的乡村地主,以农为本,不鼓励商业,政府更不应该热切言利。洪武年间,近臣提议“理财”,即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但朱元璋告诫他们:“国家的财产,应该藏富于民,政府怎么可以像老百姓那样求利?昔日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结果小人竟进,天下骚然。”

 

 

 

宋朝则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像一个贪婪的大商人,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就经济变法的部分而言,就是试图将政府改造成为一个超级公司,与民间商人竞逐于市场,如设立市易务,推行市易法,即是以政府充任投资公司,向城市商民放货、批发商品;各州县施行的青苗法,则相当于成立无数个面向农村的小额贷款国营银行。

 

从下面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宋明二朝对待财货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异。

 

采矿

 

宋朝积极开矿,因为开采出来的金银铜铁,全都是财富啊。所以宋政府不但设立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积极探矿、报矿,对发现矿藏的人给予丰厚奖赏。

 

朱元璋则推行矿禁。有官员提议开采铁矿,元璋说:“现在冶铁的矿场已经很多了,国家并不缺乏铁产品,为什么还要开矿,将老百姓从农田驱赶到矿场中?”将提议开矿的官员打了一顿,然后流放海外。

 

《明史·食货志》记载,“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

 

铸币

 

宋朝铸造铜钱也非常积极,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峰时为600万贯。明朝呢?常年不铸币,整个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以致明前期,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地区成为“不行钱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货币的区域,民间交易只好采用实物货币,“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

 

商税

 

宋朝对商税非常重视,来自工商业的税收与专卖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大头,据研究者的统计,宋朝“太宗至道末年赋税总入为3559万贯。

 

其中农业二税为2321万贯,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茶,盐、酒、商等税入为1238万贯,约占百分之三十五,二税收入占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主要部分。真宗天禧末年赋税总入为5723万贯,二税为2762万贯,约占百分之四十八,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百分之五十二,开始超过二税的收入。

 

 

 

在仁宗时期陕西用兵,财政开支增多。庆历时商税收入已达1975万贯,酒税已达1710万贯,盐税715万贯。这三项收入共计4400万贯,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二税的收入了。神宗熙丰年间赋税总入为7070万贯,二税为2162万贯,占百分之三十,其他税入为4911万贯,占百分之七十。即国家财政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参见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明朝的财税收入呢,据黄仁宇的统计,1502年(弘治十五年),田赋正额为16799341石粮;1570—1590年期间(隆庆—万历年间),钞关税、商税、蕃船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收入,合计943000两银;役与土贡折色1687000两银。

 

明代米价较低,弘治—隆庆年间,一石米约0.6两银,16799341石粮可折银1000万两左右,加上工商税、役与土贡折色,共计1300万两,工商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只有7%左右。

 

宋朝与明朝(主要是朱元璋时代)的差异还体现在许多方面,我们以后再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