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发】儒道兼修的羊祜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10-12 01:02:26
标签:羊祜

儒道兼修的羊祜

作者:林长发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三日乙丑

          耶稣2019年3月29日

 

羊祜(公元221—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今山东新泰市)。魏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为人博学善文,胸怀洒落,器量宏深;为官深谋远虑,清正廉明,仁德爱民。羊祜在主政荆州的十年间广施仁政,功勋卓著,深得军民之心。为西晋伐吴胜利并最终实现中国的统一,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基础。

 

顺天应时仁德宽厚

 

司马炎代魏自立之后,彼时蜀国已灭,荆州遂成为晋、吴对抗的前线。荆襄百姓常年饱受战乱之苦,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堪。羊祜到荆州任职以后,首先设计策“令吴罢守”,然后腾出大量的兵力屯田,“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减少官府开支,减免百姓赋税,大力兴办教育,安抚百姓。按照当时荆州一带的风俗,如果有官长死在官署里,继任者往往会认为不吉而把旧府拆毁,另建新府。羊祜因此举劳民伤财而严令加以禁止,以减轻百姓的负担。羊祜刚到荆州时,军中无百日之余粮。经过羊祜经年累月的苦心经营,在他镇守荆州的后期,粮草积蓄足可供十年之用。

 

对于吴国人,羊祜也以仁义为先,以诚相待。凡是吴国投降之人,去留可由自己决定;有人抓了吴国的两个小孩作俘虏,羊祜派人送他们回家。在与吴军交兵时,不为“掩袭之计”、不行“谲诈之策”;对于侵犯晋国而被斩杀的吴国将领,羊祜厚加殡殓以“美其死节”,允许他们的家人迎丧,并“以礼遣还”;晋军行军东吴边境时,收割了吴国的庄稼,羊祜“皆计所侵,送绢偿之”。羊祜的这些仁德善举怀柔政策,使得吴国军民也心存感恩,心悦诚服。他们不直接称呼羊祜的名讳,而尊称其为“羊公”。

 

羊祜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在写给晋武帝的《请伐吴疏》中,他不仅阐明了伐吴是“顺天应时”,是为了完成统一,更强调是为了“海内得以休息”,“宁静宇宙,戢兵和众”以“成无为之化”。在为晋武帝谋划时,他多次表达了“混一六合,以兴文教”的愿望。可见羊祜之仁心乃发于中而形于外,他能深得百姓拥戴以至于使敌国军民也由衷地敬重、感佩就不足为奇了。

 

公正廉明清俭自持

 

羊祜为人刚正不阿,立身清俭,淡泊名利。为官一心为公,不结党营私,多次辞谢重封厚赏。人们称赞他“操尚清远”“志存公家”。羊祜虽然身居高位,但常常“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他还严诫亲属决不允许为谋私而害公。他认为被举荐的人在官是为公,因此不愿让他们来自己的私门谢恩。后来羊祜向晋武帝举荐贤才,但从不让被举荐者知道。

 

他直言不讳地向朝廷提出了很多良谋善策,但事后都被他悉数焚烧掉了,因此世人多不知晓。“其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晋武帝司马炎认为羊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欲要给羊祜加封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等官职。但羊祜总是以当时的王佑、贾充、裴秀等人德高望重,自己不能够“处其右”,而屡次辞让。后来晋武帝以羊祜有“佐命之勋”,多次厚加封赏,但每次他都“固让不受封”。他时常以荣为忧,夙夜战悚,深恐德才不足以配位安民。

 

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羊祜为官举贤任能而不培植私门,全心为公而不谋求私利,在浊浊乱世中以身作则,持身守正,公正无私,清正廉明。羊祜高风亮节,为当时海内所望,许多士人仰慕羊祜,深受羊祜的感召、影响,甚至于能够使贪婪之人改向清俭自持,使安逸堕落之人重新树立宏图远志,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当时的污浊世风,堪称浊世之清流。

 

从谏如流多谋善断

 

羊祜为人从容儒雅,在军营中经常轻衣简行,穿轻裘,束绶带,不披盔甲,府第的卫士也只有十几人。他喜欢狩猎,有时也会因为外出钓鱼打猎而荒废了政事。有一次,羊祜正欲夜间出游渔猎,军司徐胤手持长戟挡住营门说:“将军主管荆州的万里疆域,怎可轻心放纵?国家的安危也系于将军一身的安危。除非我徐胤今天死去,此门才得以开。”羊祜面露愧色,并向徐胤道了歉。从此以后,他便很少出游了。

 

羊祜晚年病重不能入朝,晋武帝派中书令张华去向他咨询国家大政方针,羊祜知道灭吴的最佳时机已到,便对张华说:“当今主上有受禅让的美名,吴王暴政已到极点,此时伐吴可不战而胜。”力劝晋武帝下定伐吴的决心,不可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司马炎于是想让羊祜带病领兵征吴,给他这个立下千秋功名的机会。羊祜却推辞说:征伐吴国不必我亲自参加,关于功名我也不敢自居。我的生命即将完结,应将未竟之事业另择贤明托付。当年十一月羊祜病逝,并在临终之前力排众议,举荐杜预自代,并举荐王濬等人担任重要职位。羊祜去世后两年,杜预果然不辱使命,依靠羊祜打下的坚实基础,一举攻灭东吴。后来,当满朝文武共聚一堂庆贺完成一统大业的时候,晋武帝司马炎手举酒杯,流泪说道:“此羊太傅之功也。”

 

儒道兼修崇尚事功

 

羊祜为官时推行仁德宽厚的政策来济世安民,不同于那个时代多数士人务虚避事的消极态度,羊祜以“为官避事平生耻”的意识为官行政,“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痛斥王衍等人耽溺于清谈,败俗伤化,误国害民,具有鲜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风范。但他又性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常思及玄远,慨叹自然之永恒,人生之短暂,颇具风神旷逸、放达洒脱的道家风度。儒、道兼修让羊祜既关注现世事功和黎民百姓之安乐,又关怀玄远,追问生死和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良性的紧张和相互促进,已然通达天地境界。在体天悟极、学达性天,最终明了人生只有化作现世的为人民百姓谋福利才能获得永恒之后,羊祜便彻底地、毫不犹豫地将生命的永恒寄托在百姓的福祉中,寄托在为国为民的功业中,而不贪求一时的高官厚禄和青史所载的浮利虚名。他在荆州经营了十年,积蓄了强大的实力,但他仍耐心地等待时机成熟,以俟来人。而不强求伐吴以图功名加于己身,誉满天下。关于功名,羊祜真正做到了释然。“取吴不必须臣自行”“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这样一种“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不追求“显绩”但追求“潜绩”的精神,是真正彻底的为民情怀。

 

羊祜一生为官仁德爱民、清正廉明、无私奉献。而他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做到了以上种种,还找到了实践这些价值的动力所在,那就是追求大道。这使得他在勤政为公的道路上始终坚定不移,持久地抵御了各种欲望的腐蚀,终成一代大贤。他是真正的好官。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在羊祜生前游憩之地建庙立碑,见碑者无不落泪,因而此碑又称为“堕泪碑”。后世贤达多对此碑咏叹不已。孟浩然感慨地说,“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陆游则吟咏道,“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羊祜的深情怀念,正是百姓对于好官的爱戴、感激、不舍和珍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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