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春秋》“素王”考论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02 17:09:05
标签:公羊、孔子、春秋、真王、素王
曾亦

作者简介:曾亦,男,西历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春秋》“素王”考论*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六日癸卯

          耶稣2019年11月2日

 

摘要: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本文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关键词:春秋,公羊,孔子,素王,真王

 

公羊家对《春秋》义例的阐发,一言以蔽之,即汉末何休所说的“三科九旨”。对汉人来说,其中又以“通三统”最为重要,即所谓“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而在“三科九旨”中,又以“通三统”的内涵最为复杂。其中,既有义理极其显豁者,如“存二王后”之说,汉王朝曾依据此说封周人与殷人之后;[①]又有黜周、王鲁等说,不仅被视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至魏晋以后,学者诋议尤甚,以为“大体乖硋”、“训人以逆,罪莫大焉”。

 

就《春秋》一书的性质而论,显然不同于孔子以前的官修旧史,而对于当世大人及其行事颇有褒贬讥刺,即具有“一王之法”的性质。然而,孔子却有德而无位,故其所作《春秋》具有僭越的性质。正因如此,汉代公羊家不得不假托孔子为“素王”,考其意图所在,一则闰秦统,即按照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而以《春秋》当黑统;一则赋予《春秋》以“王法”的地位,期待汉王朝有以遵行之也。可见,《春秋》一书中所寓的王法,虽然历史上未曾得以真正施行,但是,孔子借助《春秋》而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事的评价,使儒家主张的王法得到某种“虚拟性”的实现。不过,汉人尚能接受此种说法,至魏晋以后,儒家却颇多忌讳,以为“悖礼诬圣”而不敢言。

 

其实,公羊家尊孔子为“素王”,直接源于“通三统”中的“以《春秋》当新王”说。案,“新王”通常指俗王,即新王朝建立后的世俗统治者。但在公羊家那里,却将《春秋》这种类似史书的著作视为“新王”,无疑有“非常异义可怪”的嫌疑。同时,儒家视《春秋》为孔子所作,而在孔子之前,通常将各诸侯国的官修史书称为《春秋》。因此,如果《春秋》被公羊家视为“新王”,那么,作《春秋》的孔子自然具有“王”的地位。然而,孔子并未真正掌握政治权力,而其褒贬黜陟之权的实施,只是通过《春秋》书法的运用而体现出来。就此而言,孔子作为“王”,只能是“素王”,而非“真王”。换言之,汉人将孔子作为“素王”,仅仅体现在“孔子作《春秋》”这件事情上,而与孔子的具体政治实践无关。正因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汉代不少儒家常常自视为“素臣”、“素相”,即将对孔子著述的注疏和阐释当成“素业”、“素功”,从而将学者的功业与现实政治人物的功业区别开来。因此,后世儒家多效法孔子,将其政治理想寄托在著书立说的“素业”、“素功”之中,至于借助出仕而兼济天下的实际政治活动,则常常视为权宜之计,甚至以为遮蔽了儒家的真正关怀。

 

 

“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篇》: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郭象注云:“有其道,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可见,汉人视孔子为“素王”,其义盖取诸此,即玄圣而处下也。[②]换言之,有圣德而处君位者为“真王”,有圣德而处臣位者为“素王”。汉人尊孔子为“素王”者,正以此也。

 

孔子为“素王”之说,盖由《公羊传》对“西狩获麟”的解释而来,然其义则可由“《春秋》当新王”之说?6?9寻而致。至董子书,始有“素王”明文。董子《举贤良对策》有云: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③]

 

又,董子于《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中历陈殷、周受命而王之事,更继以《春秋》,则《春秋》为新王,其受命亦无异于殷、周之代兴也。董子之后,汉人颇主此说。盖公羊家既视《春秋》为新王,则孔子受命亦如“真王”,必有受命之符矣。故西狩获麟,公羊家以为受命之符,而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孰为来哉”,则自居“素王”矣。

 

“素王”之说,又颇见于纬书。《孝经纬·钩命诀》云:“曾子撰斯,问曰:‘孝文乎驳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复坐。子曰:‘居,吾语汝。顺逊以避祸灾,与先王以托权。’”《春秋元命苞》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春秋演孔图》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又云:“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④]凡此,皆纬说也。

 

其后,古文家亦袭用此说。据孔颖达《左传正义》序,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此古文家言素王如此。又,《淮南子•主术训》云:“专行孝以成素王。”[⑤]徐幹《中论·贵验篇》云:“仲尼为匹夫,而称素王。”[⑥]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云:“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⑦]刘向《说苑·贵德篇》云:“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思施其德,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⑧]则汉人多习为此论矣。至于东汉王充,虽非以治经名家,然其书中言“素王”者尤多。《论衡•问孔篇》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⑨]《定贤篇》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按《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⑩]可见,孔子为“素王”,不独为公羊家所主,实为汉人之普遍意见也。至杜预,始疑此说非通论矣。

 

后世谓孔子避制作之僭,以为不过汉人尊孔所致,实未自居“素王”。然考孔子一生言语及其行迹,不可谓无“素王”之志,甚至直欲得国自王也。今据《论语》所载,孔子过宋,自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至畏于匡,则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而孟子述孔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孔子既以己有圣德,则自居“素王”也,至其以“斯文”自任,且作《春秋》,又行“素王”改制之事矣。[11]

 

汉人又有素臣、素相与素功、素业之说。杜预《左传集解序》谓汉人以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如《论语谶》云:“子夏曰:‘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论衡·超奇篇》亦曰:“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12]又据《汉书·梅福传》,梅福习《穀梁》,然上疏称孔子有“素功”,故其子孙宜封为殷后。此说发明《公羊》“有君而无臣”之义,以为圣人作《春秋》以垂王法,宜有贤臣佐其业,据此,后世儒家著书立说,进则匡正其君,退则发明孔子之道,正“素臣”之事也。

 

 

然自魏晋以降,始有疑“素王”之说者。[13]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云:

 

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对此,孔颖达疏云:

 

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

 

案,孔子将死,子路使门人为臣,而孔子以为“欺天”,足见孔子实不欲称王也。故孔疏以为,“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何必虚称王号,“长僭逾而开乱逆”耶?据此,自董子以后,无论今、古文家,皆谓孔子为“素王”。然杜预释“西狩获麟”,以为非如汉人所言,即“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实孔子“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也,则杜氏之意,盖欲夺公羊家“孔子自号为素王”之说也。此后凡驳孔子为“素王”者,多祖杜氏之说。盖后世君权恣肆,教权微弱,故孔子以素衣之身而窃取制作之权,立“一王之法”,赏善罚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实有僭拟君权之嫌。故“素王”之说,汉人尚不以为“微言”,而后儒乃视为“微言”也。

 

清皮锡瑞虽持《公羊》立场,亦认为此说有自蹈乱臣贼子之嫌。其《春秋通论》云:

 

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孔子非自称“素王”,即此可证。若丘明自称“素臣”,尤为无理。[14]

 

又云:

 

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15]

 

可见,皮氏虽主《公羊》,于此则用杜、孔之说,以为孔子非自称“素王”也。

 

廖平之说亦同,其《公羊解诂十论》云:

 

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论语》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又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今之所谓“素”,即此“如有”、“其或”之义。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16]

 

廖平不主《公羊》“王鲁”说,唯存“素王”义,然以“空”训“素”,以为犹言“如有”、“其或”,盖虚拟之辞也,则其与杜、孔之说同,皆谓孔子非真自号为王也。

 

明高拱谓“《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17],清苏舆谓“汉世儒者并以《春秋》为一代之治,盖后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18],皆用《左氏》义,而驳《公羊》“素王”之说,然非汉儒旧论也。

 

然素王之说,后儒多集矢于邵公,以为僭窃悖谬之说,孰不知是说本汉儒旧论,且可上推至董子也。清末康有为遂假董子以明其“孔子改制”之义,曰:

 

自汉前莫不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改制之书,其他尚不足信,董子号称醇儒,岂为诞谩?而发《春秋》作新王、当新王者,不胜枚举。若非口说传授,董生安能大发之?出自董子,亦可信矣。[19]

 

可见,孔子为素王,实以《春秋》为改制之书且能当“一王之法”也。若孔子为真王,则《春秋》之性质无异于历朝之律典矣。

 

其后,章太炎尤嫉视康党,乃夷孔子为史家,而必破“素王”之说。其《国故论衡·原经》云:

 

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封素王,自后生号之。[20]

 

则孔子为素王制法,不过“素王”诸义之一,且后儒欲以尊孔子所创设故也,非孔子所以自号。章氏因以讥康党所言“素王制法”之说,乃“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扬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21]

 

 

据前所引王充《论衡》,谓孔子“自伤不王”,乃“作《春秋》以明意”,又谓“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可见,王充把“素王”与“真王”区别开来。在王充看来,行教而致太平,是为“真王”之功;退而作《春秋》,则为“素王”之业。这种区别很是关键,对于我们理解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极为重要。

 

今详《论语》等先秦典籍所载,不难考见孔子欲效法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也,则孔子不独自居“素王”,且欲为“真王”也。史籍昭彰,实有不容掩者,唯后儒多讳言之耳,可谓诸“微言”中之尤微者。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先乃宋愍公之嫡子弗父何,本当有国而让与其弟,则孔子亦世家之胤也。殇公时,六世祖孔父嘉被杀,其后防叔奔鲁,遂降为士籍,乃失国矣。至鲁定公,孔子得为中都宰,后进于司空,以至大司寇,并摄行相事。时孔子有喜色,盖喜其始得国而行道也。当时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22]盖孔子以新法治鲁,则鲁将“一变至于道”,而成“王道乐土”矣。公羊家谓《春秋》“王鲁”,殆以此耶?故齐人闻而惧,乃归鲁女乐,而孔子始知其法不行,遂去鲁,期于他国而行其道。其后十数年间,孔子栖栖遑遑,奔走于列国,其志不过欲因以得国,而伸其“王鲁”之志也。

 

故孔子出仕于鲁,欲行其教于母邦,至孔子去鲁,犹迟迟其行,盖不得已而谋行道于他邦,遂西见赵简子而反马,又使子贡先楚而期七百里书社之封,然终见沮于楚令尹子西。可见,孔子期为当世大人所用,其志与居鲁无异,皆欲因以得国也。[23]观穆罕默德后奔麦地那,终得辅士之助,而传教于半岛,则与汤、文据先祖遗业而王,实又加难焉。今孔子亦然,其本宋贤公子之后,始则托庇于鲁,非有先祖遗业可凭据,唯有三千弟子之襄佐耳,其后栖栖遑遑,实与穆罕默德携徙士奔麦地那无异。故孔子初欲赴公山弗扰、佛肸之召,而子路止之,然与彼圣应麦地那之召,又何异耶?其后孔子去其母邦,而携众弟子周游于列国间,又焉知未有得国之志耶?然孔子终不得时君所用,又以弗扰、佛肸究有叛臣之嫌,此孔子所以终为“素王”而不为“真王”也。

 

据《论语•阳货》记载: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据司马迁《孔子世家》,其中尚有这样一段:“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24]足见孔子之志不小,盖欲据费地而效周文、武也。

 

孔子既且沮于子路,乃有“东周”之说。关于“东周”一语,素有异说。皇侃疏云:“云东周者,欲于鲁而兴周道,故云‘吾其为东周’也。”朱子《集注》云:“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可见,孔子实有“王鲁”之志。不过,公山弗扰究有叛臣之嫌,而孔子亦终不行。对此,朱子说道:“是时名分亦未定,若谓公山弗扰既为季氏臣,不当畔季氏,所谓‘改过’者,不过令其臣顺季氏而已。”又曰:“然违道叛逆,终不能改,故圣人亦终不往也。”[25]若朱子所言,则孔子之欲往,不过欲使弗扰改过而已。

 

《论语•阳货》还记载了一段类似的事情:晋赵简子的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而孔子亦欲往,同样见沮于子路。孔子则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此语实有“君子虽在浊乱,浊乱不能污”之意,孔子似不以佛肸之叛为嫌。孔子又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语亦与“东周”之意同,可见孔子不欲为“匏瓜”,试图据中牟而有为也。可以说,孔子面对公山弗扰与佛肸相召,都面对着共同的伦理困境,即二人皆是叛臣,尤其对于重视君臣大义的后世,绝不能接受孔子“欲往”的初心。因此,后世儒家便想出种种说辞,而为孔子从叛辩护,至于孔子效法文、武的本志,更是有意讳而不言。譬如,皇侃疏引江熙云:“夫子岂实之公山、弗肸乎?故欲往之意耶?泛示无系,以观门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则以孔子非真有应召之意,不过欲藉此观门人之情耳。程子则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义也,然终不往者,度其不足与有为也。”[26]又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而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27]诸说皆辩诬之辞,非真知孔子之志者,而终以叛臣为嫌也。近世洪杨之乱,人云左宗棠、魏源有异志,亦以君臣大义责之也。

 

清刘逢禄尝有论曰: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弗扰为阳虎之党,夫子不见阳虎,而欲往公山,何也?曰:夫子未尝恕公山也。曰“岂徒哉”,犹言非吾徒也。“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东迁,谓之东周。《春秋》之作,以平王开乱贼之祸,鲁定公、季平子、阳虎、弗扰,皆叛者也。天用夫子,当复西周之治,岂犹为东周乎?《史记》述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此不为东周之意也。[28]

 

《论语》中“吾其为东周”一章,历来诸家释训不一。今逢禄假《公羊》义释之,又证以《史记》所载孔子之语,则知孔子应弗扰之召,殆非仕鲁之比,乃欲据其地以为开国之基,犹“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也。惜乎弗扰“非吾徒”,非辅士之比,盖未能真信顺孔子者也,而众弟子亦不知孔子之志,以为仕于阳虎之类,则视孔子之志小矣。

 

又,戴望《论语注》云:“如有用我者,当继文、武之治,岂犹为东周乎?明天命已讫也。”[29]康有为则曰:“岂徒哉,言必用我也。为东周,言费小亦可王,将为东方之周也。……其卒不往者,殆公山早败,或诚意不足耳。”[30]长素可谓深知孔子之志者,故惜孔子未早往,或以弗扰诚意不足,亦非辅士之伦,则孔子似未嫌弗扰为叛臣,唯以其“非吾徒”,故迁延未果耳。诸说皆深明孔子欲得国自王之意也。[31]昔麦地那人召穆罕默德,殷勤致意者三,而其亦非欲为东周、匏瓜者,乃携迁士而赴其约,终得行教于其地,尽化其民为信士,遂威加母邦而“王鲁”矣。惜乎孔子不见大用于母邦,又失弗扰、佛肸之召,其后奔走于列国,而终始无片土以行其教矣。

 

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时孔子体疲志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则无复“真王”之志矣,乃寓王法于《春秋》,唯期后王有以行其道而已。则孔子为“素王”,实属不得已,非其素志也。天幸汉儒有以继之者,乃极言孔子“为汉制法”,盖欲藉君权以行《春秋》之法。至此,孔子“素王”之志,遂因汉帝而成万世之业矣。否则,孔子不过犹如今人眼中之道德家、教育家,抑或一良史耳。是以孔子作《春秋》,实因无土地以立其国,无人民以信其教,遂以“素王”自居而垂法后世耳,而汉人欲时君遵用孔子法度,乃造为“赤制”以神其说,其智术殆犹摩西、穆罕默德假上帝以神其教耶?

 

哀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云:

 

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自属王者之事,然孔子既感获麟而作,则其自伤“吾道穷”,诚以己终不得为“真王”,而道不得行于当世也。故退而作《春秋》,以为“素王”之业,盖以尧舜期于后世帝王,能用“《春秋》之义”而行拨乱反正之业。汉人谓孔子为“素王”,又谓《春秋》为“汉制”,诚真知孔子者。故至汉武时,朝廷能“独尊儒术”,正《公羊》所谓“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也。则“素王”之说,于汉尚不为微言,亦未必是甚尊孔子之辞。即便孔子自号“素王”,亦不过自伤之辞耳!故孔子为“素王”之说,汉时尚非微言。至于孔子及身以褒贬当世大人之“微辞”,于汉儒又何所忌讳耶?故亦不以为微言也。终两汉四百年,汉儒多能谠言论世,其缘由或在于此耶?[32]

 

孔子晚年作《春秋》而寓新法,然其规模尝大略施行于鲁矣,惜乎未曾真有国耳。虽然,今观《公羊传》颇褒让国之德,如鲁隐公、宋宣缪、卫叔武、吴季札之让,又于曹公子喜时、邾娄叔术之让国,著贤者子孙亦当有国,则足见孔子之微意也。盖孔子以先祖之让国,故今宜有国,实合乎《春秋》之义耶!虽然,孔子未得国以行道,然其假《春秋》以行王者之事,孰曰非宜哉!至汉成帝时,孔子以圣庶而夺嫡,其裔孙得为殷后,则孔子改制,损周文而用殷质,又不过象其先祖之贤,以备王者取法焉。

 

今考《春秋》、《礼》、《论语》所载孔子改制,不过惩于周制之崩坏,乃损周文而益殷质,至于折衷虞、夏、殷、周四代古制,以成“一王之法”也。此种做法,颇类于穆罕默德所制律法,盖有取于犹太教、基督教,乃至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旧俗。[33]且《春秋》王鲁,则孔子本欲施行于当世,盖为时王制法而已,非尽如汉儒所谓“为汉制法”,亦非如后儒所言“为万世制法”也。故虽若鲁定、哀之微弱,及齐景、卫灵之中材,孔子犹期于一试。孔子尝自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篇》)可见孔子制法,本欲自试,或假君权以行道耳。唯晚年归鲁,知道终不行于当世,乃托《春秋》而行素王之事,诚属不得已。故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盖深知孔子之志在建国也。

 

 

孔子若有国以行其教,则自为“真王”矣。至孔子晚年返鲁,唯以删述六经为事,至有“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之叹,盖自知其衰,将不久于人世,遂作《春秋》,欲藉此以垂法于后世耳,则所谓“素王”之业者,乃不得已而为之。孔子卒后,诸弟子及后学之徒皆不复有建国之志,不过欲假君权以行孔子教法耳。其后两千年间,儒士于时君多采取合作态度,其缘由正在于此。

 

孔子此种志向,后世唯公羊家能知之。子贡谓孔子“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篇》),刘逢禄释曰:

 

天纵之,谓不有天下。圣又多能,周公、孔子二圣而已。[34]

 

逢禄以为,孔子“不有天下”,盖以孔子不得国而行其道,即未为“真王”也;若“圣又多能”,“圣”乃内圣之义,而“多能”则指周公、孔子能握有政权而为创制立法之主。盖对于中国文明有根本影响者,历史上莫过于周公与孔子,皆因二圣乃立法者也。此种地位,犹摩西之于犹太人,穆罕默德之于阿拉伯人。故中国上古以来之圣人,上有尧、舜、禹、汤,下有伯夷、叔齐与柳下惠,皆不过有圣德而已,然未必“多能”,故不足为立法者。

 

孔子又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篇》),逢禄释曰:

 

夫子受命制作,垂教万世。《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知天命之谓也。[35]

 

逢禄以为,孔子知天命,乃受命制作《春秋》也。时孔子尝用事于鲁,后虽奔走于列国,盖所制作已瞭然于胸,唯期得国以施行耳。至获麟后,乃知天不欲其为真王,遂将其制作寓于《春秋》以垂于后世耳。

 

又,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篇》)逢禄释曰:

 

此言盖在获麟之后与?获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将没之征。周室将亡,圣人不作,故曰“孰为来哉”,又曰“吾道穷矣”。[36]

 

麟者,何休以为“大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盖其时孔子已衰,又适闻获麟之兆,乃知不久于人世而终不得行道矣,因自伤“吾道穷矣”。故其作《春秋》,盖期为后世制法而已。汉儒欲劝诱时君入道,遂谓《春秋》为“赤制”也。

 

至晚清康有为,则谓《春秋》托隐公为始受命王,实有深意,曰:

 

孔子《春秋》所以托始隐公者,以其不自为君也。盖孔子亦不自为君也,故托于隐公。隐公让国之贤,宜为君者也;而孔子受天命制作,宜为王者也,故托于文王。[37]

 

案康氏之意,孔子其先有让德,犹隐公之让也;隐公既有让国之贤,则宜为君者,故孔子受命制《春秋》,则或及身宜为“真王”耶!然隐不正位,犹孔子终不正位,至汉始得尊为“素王”矣。[38]

 

可见,孔子既不为时君所用,又不得封邑而别建国,故其所改制,不能行于当世矣。至于汉人尊孔子为“素王”,实以“孔子之术”得行于汉世也。然就孔子本人而言,虽有自居“素王”之意,然不过自伤己之有德而无位,故终不得及身行道矣。

 

Research on"Su Wang"of ChunQiu

 

Absrtact:Confucius dwelled in a leisurely way all his life,running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and practice the Dao as his duty.In his later years,he returned to the state of Lu and wrote ChunQiu,which was intended to be applied to later generations.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took Confucius as the"Su Wang"and wanted to do its way in the Han Dynasty.However,the theory of"Su Wang"was undoubtedly debated by the Han scholars.From the beginning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the Confucianism of later generations kept silent about it.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Su Wang"theory and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onfucianism in later generations,and reveals Confucius's ambition to follow Tang and Wu to win the kingdom from the king,so that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can be further understood.

 

Key words:ChunQiu,GongYang,Confucius,Su Wang,real king

 

注释:

 

[①]据《汉书•梅福传》,汉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又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而匡衡议以孔子后裔为殷后,曰:“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殷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入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然元帝以其语“不经”,遂罢其议。至成帝时,梅福复议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班固:《汉书》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926、2927页)绥和元年(前8年),封孔子后孔吉为殷绍嘉侯,更进殷绍嘉侯、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汉书》卷10,第328页)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又封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范晔:《后汉书》卷1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61页)可见,公羊家“存二王后”的学说得到了汉人的普遍认可,并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制度。

 

[②]又据《史记·殷本纪》:“汤命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云:“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司马迁:《史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122、123页)此说不取“有道无爵”之义,与孔子“素王”之义不同。

 

康有为别有一说,谓“素者,质也”,故“质家则称之素王,文家则称为文王。《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春秋纬》多言素王。而《公羊》首言文王者,则又见文质可以周而复之义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9,《康有为全集》册三,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第115页)可见,汉人本以孔子为“文王”,而长素则以孔子为“素王”,其义皆与孔子之道有关,近乎司马迁之说。

 

[③]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09页。

 

[④]黄奭:《汉学堂经解》,甘泉黄氏版补刊印本。

 

[⑤]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9,北京:中华书局,2017,第375页。

 

[⑥]徐幹:《中论》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15页。

 

[⑧]赵善诒:《说苑疏证》卷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第106页。

 

[⑨]黄晖:《论衡校释》卷9,北京:中华书局,2017,第482、483页。

 

[⑩]黄晖:《论衡校释》卷27,第1303页。

 

[11]其实,孟子亦有类似自居“素王”之辞。《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尽心下》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可见,儒者以“素王”自比,实属平常,实不必惊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12]黄晖:《论衡校释》卷13,第712、713页。

 

[13]汉人尊孔子,不过以为“素王”而已,若后儒所疑者,则不过以“素王”非孔子自号,乃汉儒所尊崇,非谓孔子作《春秋》不为“素王”之业也。至于康长素推孔子为“教主”,则去“真王”亦不过相去一间耳。故戊戌间,清廷下旨删除《孔子改制考》书中“孔子改制称王”字样,而长素上疏自陈,且有意混淆孔子为素王与历代帝王尊孔子为王,如唐人始谥孔子为“文宣王”之类,且又谓王乃臣爵,如亲王、郡王之类,诸如此说,适见长素之用心有不可问者。(参见康有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385、386页)

 

[14]皮锡瑞:《经学通论》,《皮锡瑞全集》册六,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504页。

 

[15]皮锡瑞:《经学通论》,《皮锡瑞全集》册六,第492页。

 

[16]廖平:《何休公羊解诂三十论》,《廖平全集》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2145页。

 

[17]高拱:《春秋正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玉杯篇》,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9页。

 

[19]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5,《康有为全集》册二,第366页。

 

[20]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296、297页。

 

[21]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第298页。

 

[22]司马迁:《史记》卷47,第2311页。

 

[23]据《史记•孔子世家》,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而楚令尹子西曰:“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司马迁:《史记》卷24,第2328页)诚若是说,时人颇有知孔子欲为“真王”者矣。

 

[24]司马迁:《史记》卷47,第2308页。

 

[2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1181页。

 

[2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6,《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388页。

 

[27]朱熹:《论语集注•阳货》引。

 

[28]刘逢禄:《论语述何》下篇,《刘礼部集》卷2,道光十年思误斋本。

 

[29]郭晓东:《戴氏注论语小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57页。

 

[30]康有为:《论语注》卷17,《康有为全集》册六,第517页。

 

[31]王充则谓孔子应公山之召,乃“行道”也,“为东周,欲行道也”(《论衡•问孔篇》,第499页),则孔子之“行道”乃自王以行道,非若后儒所谓“得君行道”也。

 

[32]据《汉书·眭弘传》,昭帝时,眭弘推《春秋》之义,以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帝命”,因受诛焉。其后宣帝即位,始应弘“从匹夫为天下”之说。案,弘自谓其说本董子“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之语,然后儒多谓弘不守师说。其实未然,盖因孔子本有以匹夫而自王之意,董子虽未明言,然公羊氏口授微言之旨,弘当有所授受。故弘之受诛,非以儒者效孔子为“素王”,实以汉人犹明了孔子为“真王”之微言,而欲有以继之也。

 

案,王充尝受业于太学,亦肄习章句之学,故其《论衡》颇用公羊家言,而尤具卓识者,则在发明孔子为“真王”之志。盖汉儒自眭弘受诛之后,唯谓孔子为“素王”而已,独仲任有胆识,敢为此论耶!诚若此言,孔子本有继周为“真王”之志,晚年归鲁,始假《春秋》以行“素王”之事矣。后世多讳言此说,而仲任已预设此论矣。《问孔篇》云:“或曰:孔子不自伤不得王也,伤时无明王,故己不用也。凤鸟、河图,明王之瑞也。瑞应不至,时无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黄晖:《论衡校释》卷9,第483页)盖后人莫不以此语乃孔子伤其不遇明王也,如《论语》邢昺疏云:“此章言孔子伤时无明君也。”戴望虽本《公羊》治《论语》,亦不明此义,曰:“此孔子伤世无明王也。明王出,致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仲任《问孔篇》则驳此说,曰:“夫致瑞应,何以致之?任贤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则瑞应至矣。瑞应至后,亦不须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黄晖:《论衡校释》卷9,483页)则孔子即便身逢明主若汉文者,犹有“吾已矣失”之叹,则孔子之志,盖欲得国自王也。

 

[33]查希里叶,通常译作“蒙昧时代”或“野蛮时代”,指回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时代。其时既无天命、先知,亦无天启经典,唯有各种多神崇拜耳。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如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毛杜迪(1903-1979)、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卜(1906-1966)等,皆借用此概念的传统内涵,批评深受西方世俗化影响的穆斯林国家,盖以其未能真正实施真主的统治,未依照神圣教法来治理社会,所以仍旧处于“查希里叶”之中,即所谓“蒙昧时代”。相反,中国在20世纪初的主流思潮,则认为传统中国乃蒙昧时代,而此后因受西方世俗文化的影响,遂开启了所谓“启蒙”时代。

 

[34]刘逢禄:《论语述何》上篇,《刘礼部集》卷2。

 

[35]刘逢禄:《论语述何》上篇,《刘礼部集》卷2。

 

[36]刘逢禄:《论语述何》上篇,《刘礼部集》卷2。

 

[37]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1,《康有为全集》册六,第32页。

 

[38]长素谓孔子为“教主”,然似不别“素王”与“真王”。其曰:“孔子为教主,称‘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14页)此以孔子作《春秋》,故为“素王”也。又曰:“天下归往谓之王,盖教主也。”(康有为:《论语注》卷13,《康有为全集》册六,第482页)“盖天下归往谓之王,今天下所归往者,莫如孔子。佛称法王,耶称天主,盖教主皆为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为王。既天下归往孔子,安得不为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万世。若当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称为霸,如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亚力山大、成吉斯、拿破仑皆然,不得称为王也。后世人不知道,误以人主为王,则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别,反疑教主之称王。则此大惑者。”(康有为:《孟子微》,第415页)此段议论极分明,盖以孔子为教主无疑,然就其作《春秋》以改制而言,则为“素王”;而就其为天下人所归往而言,则为“人王”,即“真王”也。至于后世之人主,虽稍得人民之归往,然毕竟与孔子之得民不同,于此可见王霸之分。

 

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长素据此而论曰:“必如尧、舜、孔子,乃能以德教服人心,乃当王之一义。故《春秋》以孔子为新王,所谓善教以德行仁,为后世之教王也。教王为民所爱,天下心服,入其教者,迁善而不知,过化存神,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同流天地,非孔子孰当之?此孟子特发明孔子为教主之义也。”(康有为:《孟子微》卷3,《康有为全集》册五,第451、452页)盖孔子之于三千门人,自为“教主”,若更能为天下人民所敬服,则犹如回教之穆圣,“无思不服”,则为“教王”矣。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