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会营】董仲舒入祀孔庙甚晚历史考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02 17:41:54
标签:从祀制度、入祀、孔庙、董仲舒

【常会营】董仲舒入祀孔庙甚晚历史考

作者:常会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员)

来源:《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八辑),魏彦红 主编,巴蜀书社,2019年5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三日庚子

          耶稣2019年10月30日

 

[内容提要]释奠仪在周朝已经产生,是古代祭祀明六经之先师的重要礼仪。由于先师孔子在教育史及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后代释奠主要以孔子为主。而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大约自汉代起发端,贯穿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迄于民国的重要礼仪制度。本文首先对孔庙从祀制度进行了概要的历史回顾;其次,对董仲舒缘何未于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入祀孔庙进行了历史考察;第三,对于董仲舒缘何于元代入祀孔庙进行了历史考察;第四,对董仲舒入祀孔庙之位次及历史变迁进行了历史考述。本文总结认为,大儒董仲舒之最终入祀孔庙,与其渊博的学识、对孔子之道的传承、高尚的人格与历史影响的深远息息相关,而其人、其德业、其思想光辉也必将彪炳千秋。

 

[关键词]孔庙  从祀制度  董仲舒  入祀

 

一、孔庙从祀制度之历史回顾

 

祭孔释奠礼,是指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释、奠都有陈设、呈献的意思,指的是在祭祀典仪中,陈设音乐、舞蹈,呈献牲、帛、酒等祭品,对孔子表示崇敬之意。释奠礼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释奠仪这一仪式早在周朝已经产生了。那时的学校,春、秋、冬三时都要释奠于先师。根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凡学者,谓《礼》、《乐》、《诗》、《书》之学,於春夏之时,所教之官各释奠於其先师。秋冬之时,所教之官亦各释奠於其先师,故云‘秋冬亦如之’。犹若教《书》之官,春时於虞庠之中释奠於先代明《书》之师,四时皆然。教礼之官,秋时於瞽宗之中释奠於其先代明《礼》之师,如此之类是也。”

 

但是,根据孙希旦《礼记集解》:

 

熊氏安生曰:释奠有六:始立学,一也;四时有四,五也;《王制》师还释奠,六也。释菜有三:春入学释菜,合舞,一也;兴器释菜,二也。《学记》“皮弁祭菜”,三也。秋颁学,合声,无“释菜”之文,则不释菜也。释币惟一,此兴器用币是也。愚谓夏不释奠,则释奠惟五。《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即始立学者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之事,则释菜惟二也。此言“兴器用币”,即上所言“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非二事也。盖始立学释奠,已见上文,此又重述之,以起下释菜傧宾之事耳。其曰“既”者,乃遥继前文之辞也。郑氏读兴为釁,谓“礼乐之器成,釁之,又用币告先圣、先师”,以始立学释奠与兴器用币为二事,故熊氏亦分释奠、释币为二,皆误也。釁器事小,何必告及先圣哉?[1]

 

由《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可知,孙希旦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即释奠有五次,始立学,一也;四时有三,四也;《王制》师还释奠,五也。而释菜也非三次,而是两次,即开始立学校之时以及每年仲春上丁日之释菜。

 

明代宋濂认为,“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为先圣者,虞庠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代四学各以各个朝代的开国之君作为主祀,同时还有当时辅佐他们成就德业的大臣作为先师配享。

 

凡是释奠,一定会有所合,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与邻国所祭之人相合的。国家没有先圣先师的,所释奠者应当与邻国相合。国有先师先圣先师的则非如此。譬如唐虞有夔龙、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是国故有此人,则不与邻国合祭也(另释奠还有合乐,大合乐一定以养老为终。大合乐,谓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后来,由于孔子生前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很高,影响极为深远,所以释奠的对象逐渐以孔子为主。

 

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赴曲阜,(以太牢)祭祀先师孔子、先圣周公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太子、诸王说经。这是祭孔有配享的开始。

 

汉章帝刘炟也于元和二年(85年)时值三月庚寅[3],到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并演奏“六代之乐”[4]。他开创了封建帝王用乐祭孔之先河。据唐代杜佑《通典》注引《汉晋春秋》曰:“阙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鲁城中。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东观书云。祀礼毕,命儒者论难也。”又据清刘承泽《春明梦馀录》:“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大会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命儒者论难,赐褒成侯损等钱帛。”当然,如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一文所言:“这些附享都是仅行于阙里孔子故宅庙宇,还没有奉祀在学校内。”[5]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始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6](《后汉书·蔡邕列传》)这很可能是目前已知孔子弟子在国立学校内奉祀的最早记载。

 

据孔德平先生主编之《曲阜孔庙祭祀通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奉祀。拜孔揖颜之礼更多是在国家太学举行,往往是国子监祭酒负责典礼。”[7]

 

魏正始中,齐王曹芳每讲经遍,就让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不亲自行礼。等到了西晋惠帝、东晋明帝为太子,及西晋愍帝、怀帝太子讲经结束,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东晋成帝、穆帝、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皇帝包括皇太子每于太学讲经通,亲自释奠孔子,这就更显示出晋代皇帝对孔子的尊崇程度。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清代,临雍讲学大典即由此而来。

 

据钟涛先生《魏晋南北朝的释奠礼与释奠诗》一文考证,“东汉时期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后代的释奠礼多数情况下都只祀孔子,不及周公。三国齐王芳正始时释奠礼停祀周公,专祭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享。自此,整个六朝释奠均只祭孔子。其后,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唐高宗永徽中,曾短暂恢复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很快就停周公祀,只祀孔子为先圣,以孔门弟子和儒学经师配享。”[8]

 

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9],令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太始三年(267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孙宗圣侯震为奉圣亭侯,太常卿、黄门侍郎。食邑二百户。又诏大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10]。七年,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讲孝经,通也。自是,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并亲释奠,以颜子配。[11]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年)春闰月,皇太子释奠于太学。舆驾亲次,宫臣毕从,主祀孔子,颜回配享。

 

通过上面所列资料可以看出,西晋惠帝、东晋明帝为太子,及西晋愍帝、怀帝太子讲经结束,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东晋成帝、穆帝、孝武三帝,亦皆亲自释奠。

 

魏晋之释奠礼,在南北朝得到继承。据南朝齐礼制,新立学,必对先圣先师行释奠礼,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揖颜。(《隋书卷九·志第四·礼仪四》)

 

据孔喆考察,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国子学创建孔子庙,这是已知国立学校建造的第一所孔子庙。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孔子及十弟子像”。东西晋都是以颜回配享孔子的,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晋书·孝武帝纪》),夫子堂图画的十弟子都应该像颜回一样被奉祀,这应该是四科十哲附享的最早记载。[12]

 

北魏主拓跋焘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子配。[13]

 

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年)兖州刺史李珽修建孔子及十弟子容像,立碑于庙庭。

 

北齐显祖天保元年(550年),诏郡国各于坊内立孔颜庙。制:春、秋二仲,释奠于先圣先师;每月朔,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四门博士、升堂助教及太学诸生阶下拜孔圣,揖颜子;其郡学,则博士以下每月朔朝。[14]

 

隋开皇元年(581年),文帝杨坚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史载:“隋文帝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州、县学以春秋仲月释奠。”[15]据《隋书卷九·志第四·礼仪四》:“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丙日给假焉。”

 

据盖金伟先生考证,唐因隋制,使“释奠礼”最终定型,释奠成为学校教育中最主要的礼仪活动。集中记载唐代“释奠礼”的文献是《大唐开元礼》。

 

贞观二年(628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提出“周公”与“孔子”谁为先圣的问题:

 

武德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诏从之。[16]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创建“释奠礼”中的影响最大的从祀制度,以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旧唐书·礼仪志》载: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贾逵总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释奠之礼。”同年,在许敬宗建议下,唐太宗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太学、州县学等释奠礼仪的具体仪节,如祭主、礼器等:“请国学释奠,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辞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州学,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既无品秩,请主薄及尉通为终献。若有阙,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奠,既请各刺史、县令亲献主祭,望准祭社,同给明衣。修附礼令,以为永则。”(《旧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四·礼仪四》)“皇帝谨遣”可能即是后代皇帝祭祀孔子“遣官释奠”之由来。

 

根据刘承泽《春明梦馀录》:“二十一年,制:先圣神位坐于庙堂内西楹间,东向;先师位于先圣东北,南向;余弟子及二十一贤以次,东陈,南向,西上。春、秋上丁行事前享一日,奉礼郎设三献位于东门之内道北,执事位为首设三献门外,位于东门之外道南,执事位于其后,每等异位,北向,西上,馆官、学生位于三献东南,北向,西上。释奠:令祭酒初献,司业亚献,博士终献。辞称皇帝谨遣某官行礼,以为永制。”[17]

 

“释奠礼”作为核心的学校教育礼仪制度,在唐高宗时期随着学校教育的衰落而出现反复,引发了一系列的礼仪之争,有人拟请恢复周公先圣地位,黜孔子为先师。唐高宗永徽中(653年左右),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邱明从祀。

 

显庆二年(657年),长孙无忌奏请延续《贞观礼》制度,才稳定孔子先圣地位。据《全唐文•先代帝王及先圣先师议》,显庆二年没有从高宗永徽年间令,而是改令从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孔子为先圣,周公则依照别礼,配享武王,不再祀于孔庙:

 

又准贞观二十一年诏,亦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于太学,并为先师。……今请改令从诏,于义为允。其周公仍依别礼,配享武王。[18]

 

据唐杜佑《通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东巡,次兖州。邹县顿,祭宣父庙,赠“太师”。据《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乾封元年正月,高宗东封还,次邹县顿,祭宣父,赠太师。”总章元年(668年)二月,皇太子诣学,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据《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总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国学,释奠,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初定十哲陪祀孔子庙,在先圣庙塑立孔子、颜回等十哲雕塑坐像,并在墙壁绘上七十位孔门弟子和二十二位贤人的画像[19]。在东西两京,用太牢牺牲,一起举行祭祀,音乐规格为宫悬,舞为六佾。这一切已是仅次于天子的规格了。[20]根据唐杜佑《通典》:开元八年,敕改颜生等十哲为坐像,悉应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作于十哲之次,图画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堂壁上。以颜子亚圣,亲为之赞,以书于石。闵损以下,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时国子司业李元瓘奏称,先圣孔宣父庙先师颜子配坐,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十哲弟子虽复列像庙堂,不应享祀。谨检祠令,何休、范宁等二十二贤犹霑从祀,其十哲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二贤之上。七十子请准都监庙堂,图形于壁,兼为立赞。又曾参孝道可崇,独受经于夫子,请准二十二贤应享)。据《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

 

初,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奏称:“先圣孔宣父庙,先师颜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十哲弟子,虽复列像庙堂,不预享祀。谨检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贤,犹沾从祀,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二贤之上。七十子,请准旧都监堂图形于壁,兼为立赞,庶敦劝儒风,光崇圣烈。曾参等道业可崇,独受经于夫子,望准二十二贤预飨。”敕改颜生等十哲为坐像,悉预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图画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上亲为之赞,以书于石。闵损已下,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玄宗李隆基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自今已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赠颜子为兖公、闵子骞等九人为侯,曾子、颛孙师等六十七人皆为伯[21]。自是始用宫悬之乐。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二京之祭牲用太牢,舞八佾;州、县少牢。具体内容可参《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

 

二十七年八月,又下制曰:

 

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孰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已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节册命,应缘册及祭,所司速择日,并撰仪注进。其文宣陵并旧宅立庙,量加人洒扫,用展诚敬。其后嗣可封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礼经,苟非得所,何以示则?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如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

 

……颜子渊既云亚圣,须优其秩,可赠兗公。闵子骞可赠费侯,冉伯牛可赠郓侯,冉仲弓可赠薛侯,冉子有可赠徐侯,仲子路可赠卫侯,宰子我可赠齐侯,端木子贡可赠黎侯,言子游可赠吴侯,卜子夏可赠魏侯。又夫子格言,参也称鲁,虽居七十之数,不载四科之目。顷虽异于十哲,终或殊于等伦,允稽先旨,俾循旧位。庶乎礼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胶庠之雅范。

 

又赠曾参、颛孙师等六十七人皆为伯。于是正宣父坐于南面,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就国子庙册赠文宣王。册毕,所司奠祭,亦如释奠之仪,公卿已下预观礼。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东都庙以行册礼,自是始用宫悬之乐。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敕:“文宣王庙,春秋释奠,宜令三公行礼。著之常式。”[22]确立孔子释奠的最高等级的礼仪内容(又据唐杜佑《通典》: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赠谥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节。敕命并撰仪注。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仍旧?宜补其陆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后,夫子南面而坐,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东西列侍,颜子渊既云亚圣,须优其秩。)根据唐杜佑《通典·开元礼纂类一》:“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于太学,孔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凡九十五座,先圣先师笾豆各十,簠、簋各二,登、铏、俎各三。其七十二弟子及左邱明、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元、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从祀诸座笾豆各三,簠、簋、俎各一。其七十二弟子新加。余依旧定,其名具太学篇中也。”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故祭孔释奠相对不受重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到相关历史记载。这足以证明,即便在战乱年代,国家祭孔释奠依然在持续。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文、武二庙诏复并建。[23]诏文宣王庙四壁诸贤,每释奠,各设笾二、豆二、簠、簋各一、爵一。

 

关于从祀之事,据《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

 

由此可知,文宣王(孔子)从祀之事,唐开元末祀孔升为中祀,便开始设从祀之制。而907年,梁王朱温篡唐称帝,唐朝灭亡之后,从祀之礼遂废弛。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又恢复从祀制度。

 

自祀孔升为中祀后,祭孔活动逐代升格,宋代扶摇直上。根据《曲阜孔庙祭祀通解》所载:宋代是孔氏受朝廷恩宠较为兴盛的时期,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二月,视国子监,亲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亲制文宣王及兖公二赞,十哲以下分命宰臣两制譔;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24]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

 

《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中详细记载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真宗封泰山后驾幸曲阜,拜谒文宣王庙并诏追谥孔子“玄圣文宣王”的情形: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宗属并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献礼。又幸叔梁纥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洎叔梁纥、颜氏。初,有司定仪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亲制赞,刻石庙中。复幸孔林,以树拥道,降舆乘马,至文宣王墓,设奠再拜,诏追谥曰玄圣文宣王,祝文进署,祭以太牢,修饰祠宇,给便近十户奉茔庙。仍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颜氏鲁国太夫人,伯鱼母亓官氏,郓国夫人。

 

在拜谒曲阜文宣王庙的时候,孔氏宗属陪同,皇帝穿礼服靴袍,亲行酌献礼。又驾幸叔梁纥之堂,命官员分别奠祭孔子七十二弟子、先儒以及叔梁纥和颜氏夫人。本来有司定礼仪是肃揖,宋真宗特别用展拜之礼,以表示严师崇儒之意,并亲自制赞词,刻石于孔庙之中。又驾幸孔林,因为树木茂密,堵塞道路,于是特别降舆乘马,来至文宣王墓,设奠再拜,下诏追谥孔子曰“玄圣文宣王”,进献祝文,以太牢祭祀,并修饰祠庙,让近十户奉事坟茔祠庙。仍然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颜氏为鲁国夫人,伯鱼母亲亓官氏,封为郓国夫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二月,诏立孔子庙学舍;三月颁孔子庙桓圭一,加冕九旒,服九章,从上公制;夏五月诏追封孔子弟子;六月,颁诸州释奠仪注祭器图;秋七月加左丘明等十九人封爵。是年,就文宣王庙立像,养孔子子孙。[25]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诏追封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或赠官。亲制《玄圣文宣王赞》,命宰相等撰颜子以下赞,留亲奠祭器于庙中,从官立石刻名。既以国讳,改谥至圣文宣王。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视国子监,奠谒先圣。退,阅七十二贤赞,观东序及礼器。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廷,仍赐爵号,又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是而止。

 

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请以颜回为兖国公,毋称先师,而祭不读祝,仪物一切降杀,而进闵子骞九人亦在祀典。礼官以孔子、颜子称号,历代各有据依,难辄更改,仪物祝献,亦难降杀,所请九人,已在祀典。熙宁祀仪,十哲皆为从祀,惟州县释奠未载。请自今二京及诸州春秋释奠,并准熙宁祀仪。

 

诏封孟轲邹国公。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官言:“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仍绘荀况等像于从祀:荀况,左丘明下;扬雄,刘向下;韩愈,范宁下。冠服各从封爵。”诏如礼部议,荀况封兰陵伯,扬雄封成都伯,韩愈封昌黎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又诏太常寺修四孟释菜仪。(《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宋徽宗崇宁初(1102年左右),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诏:“古者,学必祭先师,况都城近郊,大辟黉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数千,宜建文宣王庙,以便荐献。”又诏:“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庙,位于邹国公之次。”国子监丞赵子栎言:“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其庙像,内出王者衮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汉制,非是。”诏孔子仍旧,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帝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献礼,遣官分奠兖国公而下。国子司业蒋静言:“先圣与门人通被冕服,无别。配享、从祀之人,当从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冕七章。衮,公服也,达于上。郑氏谓公衮无升龙,误矣。考《周官》司服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同;弁师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异。今既考正配享、从祀之服,亦宜考正先圣之冕服。”于是增文宣王冕为十有二旒。

 

崇宁,议礼局言:“太学献官、太祝、奉礼,皆以法服,至于郡邑,则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于州县,凡献官、祝、礼,各服其服,以尽事神之仪。”诏以衣服制度颁使州县自造焉。(《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从通仕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议礼局言:“建隆三年,诏国子监庙门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礼。大中祥符二年,赐曲阜庙桓圭,从上公之制。又《史记•弟子传》曰,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自颜回至公孙龙三十五人颇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四十二人姓名仅存。《家语》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会要》七十七人,而《开元礼》止七十二人,又复去取不一。本朝议臣,断以七十二子之说,取琴张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语》、《史记》参定,公夏首、后处、公肩定、颜祖、鄡单、罕父黑、秦商、原抗、乐欬、廉洁,《唐会要》、《开元礼》亦互见之,皆有伯爵,载于祀典。请追赠侯爵,使预祭享。”诏封公夏首钜平侯,后处胶东侯,公肩定梁父侯,颜祖富阳候,鄡单聊城侯,罕父黑祈乡侯,秦商冯翊候,原抗乐平侯,乐欬建成侯,廉洁胙城侯。又诏改封曾参武城侯,颛孙师颍川侯,南宫纟舀汶阳侯,司马耕睢阳侯,琴张阳平侯,左丘明中都伯,谷梁赤睢陵伯,戴圣考城伯,以所封犯先圣讳也。(《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宋徽宗大观三年(西元1109年),大观三年,礼部、太常寺请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享,十哲从祀。自昔著名算数者画像两庑,请加赐五等爵,随所封以定其服。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算学:封风后上谷公,箕子辽东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挠涿鹿公,隶首阳周公,容成平都公,常仪原都公,鬼俞区宜都公,商巫咸河东公,晋史苏晋阳伯,秦卜徒父颍阳伯,晋卜偃平阳伯,鲁梓慎汝阳伯,晋史赵高都伯,鲁卜楚丘昌衍伯,郑裨灶荥阳伯,赵史墨易阳伯,周荣方美阳伯,齐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虑伯,汉鲜于妄人清泉伯,耿寿昌安定伯,夏侯胜任城伯,京房乐平伯,翼奉良成伯,李寻平陵伯,张衡西鄂伯,周兴慎阳伯,单飏湖陆伯,樊英鲁阳伯,晋郭璞闻喜伯,宋何承天昌卢伯,北齐宋景业广宗伯,隋萧吉临湘伯,临孝恭亲丰伯,张胄玄东光伯,周王朴东平伯,汉邓平新野子,刘洪蒙阴子,魏管辂平原子,吴赵逵谷城子,宋祖冲之范阳子,后魏商绍长乐子,北齐信都芳乐城子,北齐许遵高阳子,隋耿询湖熟子,刘焯昌亭子,刘炫景城子,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昙罗居延子,李淳风昌乐子,王希明琅琊子,李鼎祚赞皇子,边冈成安子,汉郎顗观阳子,襄楷隰阴子,司马季主夏阳男,落下闳阆中男,严君平广都男,魏刘徽淄乡男,晋姜岌成纪男,张丘建信成男,夏侯阳平陆男,后周甄鸾无极男,隋卢大翼成平男。寻诏以黄帝为先师。

 

礼部员外郎吴时言:“书画之学,教养生徒,使知以孔子为师,此道德之所以一也。若每学建立殿宇,则配食、从祀,难于其人。请春秋释奠,止令书画博士量率职事生员,陪预执事,庶使知所宗师。医学亦准此。”诏皆从之。(《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诏先圣庙用戟二十四,文宣王执镇圭,并用王者之制。徽宗政和六年五月,赐堂上正声大乐一部及礼器于阙里。政和三年(1113年),诏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安石子雱临川伯,从祀。《新仪》成,以孟春元日释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释奠。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邪公闵损、东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临淄公宰予、黎阳公端木赐并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阳公言偃、河东公卜商、武城侯曾参并东向;东庑。颍川侯颛孙师以下至成都伯扬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庑,长山侯林放以下至临川伯王雱四十八人并东向。颁辟雍大成殿名于诸路州学。

 

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乐正子克利国侯,公孙丑寿光伯,万章博兴伯,告子不害东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陈臻蓬莱伯,充虞昌乐伯,屋庐连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陈代沂水伯,彭更雷泽伯,公都子平阴伯,咸丘蒙须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应胶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承阳伯。”大晟乐成,诏下国子学选诸生肄习,上丁释奠,奏于堂上,以祀先圣。(《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宋钦宗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学术之谬,请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诏降安石从祀庙廷。据《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学术之谬,请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诏降安石从祀庙廷。尚书傅墨卿言:“释奠礼馔,宜依元丰祀仪陈设,其《五礼新仪》勿复遵用。”

 

又据清人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孝宗淳熙四年(西元1177年)二月乙卯,视太学,御崇化堂。[26]据《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淳熙四年,去王雱画像。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学,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黜王安石。景定二年,皇太子诣学,请以张栻、吕祖谦从祀。从之。

 

由此可知,淳熙四年(1177年),南宋孝宗命去除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画像。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西元1241年),理宗驾幸太学,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黜王安石。南宋理宗景定二年(西元1261年),皇太子亲诣太学,请求以张栻、吕祖谦从祀,理宗同意了。

 

又据清人孙承泽《春明梦馀录》:理宗淳祐元年(西元1241年),祀太学,以所制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27]

 

宋度宗咸淳三年(西元1267年),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复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其序: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东庑,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汝阳侯南宫适、莱芜侯曾点、须昌侯商瞿、平舆侯漆雕开、睢阳侯司马耕、平阴侯有若、东阿侯巫马施、阳谷侯颜辛、上蔡侯曹恤、枝江侯公孙龙、冯翊侯秦祖、雷泽侯颜高、上邽侯壤驷赤、成邑侯石作蜀、钜平侯公夏首、胶东侯后处、济阳侯奚容点、富阳侯颜祖、滏阳侯句井疆、鄄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兹、武城侯县成、汧源侯燕伋俯句侯颜之仆、建成侯乐劾、堂邑侯颜何、林虑侯狄黑、郓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点、临濮侯施之常、华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枨、济阴侯颜哙、泗水侯孔鲤、兰陵伯荀况、睢陵伯谷梁赤、莱芜伯高堂生、乐寿伯毛苌、彭城伯刘向、中牟伯郑众、缑氏伯杜子春、良乡伯卢植、荥阳伯服虔、司空王肃、司徒杜预、昌黎伯韩愈、河南伯程颢、新安伯邵雍、温国公司马光、华阳伯张栻,凡五十二人,并西向;西庑,单父侯宓不齐、高密侯公冶长、北海侯公皙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濮阳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单、祁乡侯罕父黑、淄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旂、南华侯左人郢、朐山侯郑国、乐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洁、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邽巽、临朐侯公西舆如、内黄侯蘧瑗、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阳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临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胜、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成都伯扬雄、歧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玄、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新野伯范宁、汝南伯周敦颐、伊阳伯程颐、郿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并东向。(《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戊子,熙宗诣文宣王庙奠祭,北面再拜,顾儒臣曰:“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金史卷三十五•志第十六•礼八•宣圣庙》)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国子监言:“岁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设,用留守司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于古礼未合也。伏睹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当粲然备具,以光万世。况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观仰,拟释奠器物、行礼次序,合行下详定。兼兗国公亲承圣教者也,邹国公功扶圣教者也,当于宣圣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后堂,宣圣像侧还虚一位,礼宜迁孟子像于宣圣右,与颜子相对,改塑冠冕,妆饰法服,一遵旧制。”

 

礼官参酌唐《开元礼》,定拟释奠仪数:文宣王、兗国公、邹国公每位笾豆各十、牺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祝板各一、皆设案。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笾一、豆一、爵一,两庑各设象尊二。总用笾、豆各一百二十三,簠簋各六,俎六,牺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并从祀藉尊、罍、俎、豆席,约用三十幅,尊席用苇,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礼行三献,以祭酒、司业、博士充。分献官二,读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礼直官十一,学生以儒服陪位。乐用登歌,大乐令一员,本署官充,乐工三十九人。

 

承安二年(1197年),春丁,章宗亲祀,以亲王摄亚、终献,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上亲为赞文,旧封公者升为国公,侯者为国侯,郕伯以下皆封侯。宣宗迁汴,建庙会朝门内,岁祀如仪,宣圣、颜、孟各羊一、豕一,余同小祀,共用羊八,无豕。其诸州释奠并遵唐仪。(《金史卷三十五•志第十六•礼八•宣圣庙》)

 

如孔喆所言:在孔子庙大成殿附享人物中,孔子弟子在配享四人中有二人(颜回、曾参),从享十二哲中有十一人,从祀先贤七十九人中有六十六人,而在崇圣祠的附享中,配享六人中有四人(颜回之父颜无繇、曾参之父曾点、子思之父孔鲤、孔子之侄孔忠),是孔子庙附享的最大群体且占据了孔子庙附享的最重要位置。孔子弟子附享最早、最多,又是孔子庙附享的主体,所以不应该将他们排斥在附享历史之外。[28]

 

二、董仲舒缘何未于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入祀孔庙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以汉儒董仲舒从祀孔庙。(《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祭祀五•太社太稷•宣圣》)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为何未能在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宋时期入祀孔庙?而是于一千余年后的元代,方得以入祀孔庙?这实在是值得今之学者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史、思想史的问题,也是政治史、文化史问题。因为,一般古代大儒入祀孔庙,皆要经过礼部或相关部门审议,最终由皇帝来钦定。我们皆知道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儒家逐步取得了帝制社会独尊的历史地位。应该说,董仲舒为儒学(六经)后世独尊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且不说魏晋南北朝(主要是尊孔揖颜),为什么作为汉人的大唐、大宋的君主们都不予以重视,唐太宗审定的二十二位汉代大儒里面没有董仲舒,宋真宗、宋徽宗、宋度宗加封的古代大儒里面也依然没有董仲舒?而偏偏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却破例将董仲舒入祀孔庙,享受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无上殊荣?笔者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做一解析。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停留在尊孔揖颜上,对于其他汉代大儒包括董仲舒,尚不够重视。

 

如孔德平先生所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奉祀。拜孔揖颜之礼更多是在国家太学举行。”[29]魏正始中,齐王曹芳每讲经遍,就让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不亲自行礼。等到了西晋惠帝、东晋明帝为太子,及西晋愍帝、怀帝太子讲经结束,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魏晋之释奠礼,在南北朝得到继承。据南朝齐礼制,新立学,必对先圣先师行释奠礼,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揖颜。因此,董仲舒等汉代大儒,甚至于孔子其他七十弟子,在魏晋南北朝时,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次,唐朝时期,董仲舒依然未能与其他汉儒入祀孔庙,应该与当时国家统治者对九经及其注疏者的选定有关。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创建“释奠礼”中的影响最大的从祀制度,以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旧唐书·礼仪志》载: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总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释奠之礼。”同年,在许敬宗建议下,唐太宗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太学、州县学等释奠礼仪的具体仪节,如祭主、礼器等。从这些入祀孔庙、配享孔子的二十二位儒家学者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出,左丘明、卜子夏是比较早的与孔子同时代人,其他基本是西汉、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一代名儒、大儒,他们对于经学的发展传承,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与董仲舒同处西汉的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他们都是一代儒宗,入祀孔庙也没有什么争议。而董仲舒缘何没有同时入祀孔庙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这些西汉大儒前面,还有几位是孔子同时代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左丘明,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左丘明则约与孔子同时,而年辈稍晚。其作为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其高洁品行为孔子所推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汉司马迁亦称其为“鲁君子”,赞其“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公羊高,《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时齐国人。相传是子夏(卜商)的弟子,治《春秋》,传于公羊平。如果从《春秋》传授谱系来看的话,其承继卜子夏,故位在子夏之后,也是可以理解的。谷梁赤,字子始,战国时期著名经学家,相传为子夏弟子。治《春秋》,至谷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乃为经作传,称《春秋谷梁传》。可以看出,这都是《春秋》学史上开山鼻祖式的重要代表人物。

 

根据《史记·儒林列传》: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懦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由此可知,自孔子去世之后,孔子之七十弟子散游于诸侯,大的做了诸侯王的师傅卿相,小的与士大夫亦师亦友,也有的归隐不见于世。子夏居西河,受业弟子包括了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等,成为魏文侯的“王者师”。后来战国时的孟子、荀子,都能遵循孔子的学术事业加以润色,以学问显赫于世。而到了汉武帝继位以后,赵绾、王臧等明儒学,皇上也倾向于儒学,于是开始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此之后,言《诗》的于鲁国则是申培公,于齐国则是辕固生,于燕国则是韩太傅。言《尚书》来自济南伏生。言《礼》来自鲁国高堂生。言《易》来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国、鲁国来自胡毋生,于赵国则来自董仲舒。这样,儒学六经自孔子至汉代的传承谱系基本就比较明晰了。

 

而董仲舒作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经学),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在儒家《春秋》的传承谱系中,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在董仲舒所处时代之前,他们入祀孔庙是无有争议的。同处西汉,言《尚书》的济南伏生、言《礼》的鲁国高堂生入选了,言《春秋》于齐国、鲁国的胡毋生、赵国的董仲舒,统统没有入选。是否因为当时唐太宗君臣认为《春秋》之学统已经有了开山鼻祖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而西汉言《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只是继承了其《春秋》三传的思想,因而未将其列入呢?而且言《诗》的鲁国申培公、齐国辕固生、燕国韩太傅,言《易》的菑川田生,也都没有入选,是否也说明唐代君臣对于六经之《诗》、《易》亦未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只是列了卜子夏及《春秋》三传之开山鼻祖,以及《尚书》和《礼》学传人。是否因为已经有了卜子夏和《春秋》三传之开山鼻祖,人数已然够多,故西汉之《春秋》学大儒胡毋生、董仲舒便未再列入?

 

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一文对于附享从祀孔庙者做了传经之儒、传道之儒与行道之儒的划分,可以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其将唐太宗于孔庙所增加的二十二位大儒列为“传经之儒”,并结合古代释奠先师之制,特别在文中指出:

 

以传经之儒附享的依据在《礼记》,该书《文王世子》篇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郑玄解释说:“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祀于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億可以为之也”。

 

此次被准许配享的先儒或为经书做传,或为经书作注,或于秦火之后保存传授儒经,是对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唐代明确规定,学校“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同时还规定了各经的注本:“《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注、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宁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旧令《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唐六典》卷二十一)。上述二十二人附享孔子庙应该说还是允当的。[30]

 

由此来看,唐代《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各为一经,共称“九经”,当时学校采用各经的注本分别是《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注、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宁注。而结合古代释奠先师的定制,他们都要在一年中相应的季节予以释奠祭祀。故孔喆认为,上述二十二人附享孔子庙应该说还是允当的。大儒董仲舒当时未被列入传经之儒,故未入祀孔庙。很明显,这应该是与唐代唐太宗君臣对于九经及其注疏者的选定直接相关。例如,上面所述的唐朝选定九经注疏的郑玄、王弼、孔安国、服虔、杜预、何休、范宁等皆入祀孔庙,而其他汉代诸儒包括董仲舒在内因不是传经之儒,未对经书予以注疏,其著作亦未被国家选定为参考书,故皆未入祀。

 

第三,宋、金时期,因循唐制,多有褒奖封赠,董仲舒依然未能入祀孔庙。

 

宋代是孔氏受朝廷恩宠较为兴盛的时期,宋太祖亲自视察国子监,亲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亲制文宣王及兖公二赞,十哲以下分命宰臣两制譔;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宋因循后周国子监学舍增修,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

 

由此可知,宋承唐制,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等皆对孔子、颜回、十哲、七十二贤以及先儒二十一人予以极大的褒奖和封赠,例如增修祠宇、亲制文宣王及兖公二赞、十哲以下分命宰臣两制譔、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等。另如宋真宗拜谒文宣王庙并诏追谥孔子“玄圣文宣王”,命官员分别奠祭孔子七十二弟子、先儒以及叔梁纥和颜氏夫人;追封孔子弟子,加左丘明等十九人封爵;诏追封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或赠官;亲制《玄圣文宣王赞》,命宰相等撰颜子以下赞,留亲奠祭器于庙中,从官立石刻名。宋仁宗时,诏封孟轲邹国公;诏如礼部议,荀况封兰陵伯,扬雄封成都伯,韩愈封昌黎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又诏太常寺修四孟释菜仪。宋徽宗时,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诏孔子仍旧,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增文宣王冕为十有二旒;从通仕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诏封公夏首钜平侯,后处胶东侯,公肩定梁父侯,颜祖富阳候,鄡单聊城侯,罕父黑祈乡侯,秦商冯翊候,原抗乐平侯,乐欬建成侯,廉洁胙城侯。又诏改封曾参武城侯,颛孙师颍川侯,南宫縚汶阳侯,司马耕睢阳侯,琴张阳平侯,左丘明中都伯,谷梁赤睢陵伯,戴圣考城伯;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邪公闵损、东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临淄公宰予、黎阳公端木赐并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阳公言偃、河东公卜商、武城侯曾参并东向;东庑,颍川侯颛孙师以下至成都伯扬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庑,长山侯林放以下至临川伯王雱四十八人并东向。颁辟雍大成殿名于诸路州学。宋钦宗时,诏降安石从祀庙廷。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皇帝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孔子、颜回、十哲、七十二贤以及先儒二十一人上面,对于汉代其他大儒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故其主要是因循唐制,同时增加了褒奖和封赠。宋徽宗时,甚至一度以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其子临川伯王雱从祀西庑。但宋钦宗时,诏降安石从祀庙廷。南宋孝宗命去除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画像。这样,王安石父子便复失去了配享从祀孔庙的资格。南宋理宗驾幸太学,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黜王安石。后皇太子亲诣太学,请求以张栻、吕祖谦从祀,理宗同意了。宋度宗时,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复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

 

我们通过学术史考察可知,南宋特别是宋理宗以后,理学备受皇帝及时贤的广泛推崇,从而一跃为庙堂之学,最终荣升为国家统治思想。元仁宗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必读教材。因此,宋理宗时,理学家如北宋五子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宋度宗时五子之一的邵雍亦从祀孔庙),以及南宋的朱熹、张栻、吕祖谦从祀孔庙,便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金代皇帝亦颇重视祭祀孔子、四配、十哲、七十二贤及诸先贤先儒,礼官主要参酌唐《开元礼》,定拟释奠仪数,因而还是以承继唐制为主。因此,董仲舒依然未能入祀孔庙。

 

三、董仲舒缘何于元代入祀孔庙

 

关于董仲舒于元代入祀孔庙,参见《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祭祀五·太社太稷·宣圣》:

 

宣圣庙,太祖始置于燕京。至元十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释奠,执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诸儒襕带唐巾行礼。成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延祐三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皇庆二年六月,以许衡从祀,又以先儒周惇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从祀。至顺元年,以汉儒董仲舒从祀。齐国公叔梁纥加封启圣王,鲁国太夫人颜氏启圣王夫人;颜子,兗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

 

由此可知,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以汉儒董仲舒从祀孔庙。而在此之前,至大元年(1308年)秋七月,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诏加号先圣孔子曰“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在唐玄宗加封孔子“文宣王”以及宋真宗加封孔子“至圣文宣王”之后的再次加封,也是先师孔子所获得的最高封号。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元仁宗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本循金旧制,京师与河北诸路府学,皆左颜右孟,与夫子并居南面。至此承宋制,但四配排列位置又有所不同(详见下文)。同时,他又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元仁宗以许衡从祀,又以先儒周惇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从祀。而到了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除了以汉儒董仲舒入祀孔庙之外,他还加封齐国公叔梁纥“启圣王”,鲁国太夫人颜氏“启圣王夫人”;颜子,“兗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从此意义上说,元代在孔庙从祀制度上,进一步承继了宋制,并有所发展。

 

首先,董仲舒之所以能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最终成功入祀孔庙,应该与元代皇帝承继宋、金旧制,尊孔重儒,重视孔庙释奠和从祀制度密切相关。

 

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颁释奠文宣王祭器。又诏:外路提学教授官春、秋二丁不变常服,于礼未宜,自今执事官各依品序服公服,执手板。命中书省安排春秋释奠。据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卷二“丁祭”条:“内翰王文康公鹗,……既达北庭,值秋丁,公奏行释奠礼。世祖说,即命举其事。公为祝文,行三献礼。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沾所赐。自是春秋二仲,岁以为常。盖上之所以尊师重道者,实公有以启之也。”[31]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七月,曾诏告中外崇奉孔子。忽必烈说:“元之入主中华也,尊崇孔子,典礼至隆。较诸前代,有加无已。故其版图日辟,远及欧洲,为我从来所未有。今者中外崇奉,虽异种遐方,皆沾圣泽。此西人所谓五百年后,孔教必普及全球也与。”元世祖的这番诏词是元代重孔教、兴礼乐的思想基础。

 

大德十年(1306年)八月丁巳,京师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元史•成宗纪》】

 

至大二年(1309年)春正月丙午,大成至圣文宣王春、秋二丁释奠,用太牢。【《元史•武宗纪》】

 

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史•祭祀志》】

 

【谨案:《宋史》神宗元丰七年,陆长愈请以兖、邹二公并配享圣庙,至度宗咸淳三年,始升曾子、子思并配。自后江南诸路学庙皆行之,是为四配之始。元循金旧,京师与河北诸路府学,皆左颜右孟,与夫子并居南面。至是诣南北异礼,乃依宋制,升曾子、子思为四配,并列夫子之左,而虚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迨文宗至顺元年,复诣先师父叔梁公未加谥号,因褒封圣父为启圣王,并加称四子为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之号,称名允协,尤足见有元一代典章云。】

 

六年(1319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释奠于中丁。【《元史•仁宗纪》】

 

天历二年(1329年)秋七月辛巳,遣使以上尊腊羊钞十锭,至大都国子监,助中秋上丁释奠。【《元史•文宗纪》】[32]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京师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皇帝指令新立宫廷雅乐。命浙江行省制宣圣庙乐。秋八月,用于庙祀。其乐歌,仍宋之旧。又令翰林新譔乐章,不果用。按《元史》记载的元代雅乐共分五类,其中有“郊祀乐章”、“宗庙乐章”、“社稷乐章”、“先农乐章”和“宣圣乐章”(孔庙乐章)等[33]。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新即位的元武宗海山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差遣使者到曲阜孔庙,以“太牢”之礼施以大祭(据明代郭鎜撰《皇明太学志》: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圣号诏曰:“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按: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至大二年(1309年)春正月丙午,大成至圣文宣王春、秋二丁释奠,用太牢。

 

至大三年(1309年),置曲阜宣圣庙登歌乐。

 

当元武宗在位之际(约1310年左右),曾以孟子关于“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者也”的思想精华,为当代固政体,化风尚的精神命脉。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六年(1319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释奠于中丁。

 

天历二年(1329年)秋七月辛巳,遣使以上尊腊羊钞十锭,至大都国子监,助中秋上丁释奠。

 

董仲舒之入祀孔庙,与与元代皇帝尊孔重儒、重视孔庙释奠的历史大背景必然密切相关。同时,董仲舒为何未能于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年间入祀孔庙,而是在的元文宗年间?我们知道,再有38年元朝便行将灭亡了。笔者推测,这与礼部官员的鼎力推荐以及元文宗对董仲舒的高度评价肯定,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暂时阙如之。

 

其次,董仲舒之所以于元代入祀孔庙,应该与自北宋开始迄于明清的“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人们更为重视“传道之儒”紧密相关。

 

根据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一文,北宋开始,理学兴起并逐渐兴盛,国家教育虽仍然以儒家九经为主,但不再专用某一家的注疏,而是相继重新修订了《五经正义》《九经义疏》作为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到了南宋,新兴的理学逐渐确立了官学地位。到明代,传经之儒的附享地位开始动摇。清代中期,考据学盛行,传经之儒再度受到重视。[34]据《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一文之考察:早在宋代,人们便不再满足于孔子庙仅仅以孔门弟子和传经之儒附享,而将那些弘扬孔子思想的学者也作为了附享人物。南宋是传道之儒从祀的发展时期。南宋不仅以理学家从祀,还提高了传道之儒的地位。元代真正增加的从祀只有两位——许衡和董仲舒。明代是传道之儒附享的发展时期。一是增加了许多理学家从祀。二是提高了传道之儒的附享等级。清代是传道之儒的大发展时期,其特征一是增加了众多学者从祀,二是提高了宋代理学家代表的附享级别。民国初期,孔子庙仍然被重视,民国八年(1919年)增加颜元、李塨从祀。传道之儒数量仅次于孔子弟子,是孔子庙附享的大宗,配享四配中有两人,从享十二哲中有一人,从祀先贤七十九人中有五人,从祀先儒七十七位中有五十五人,合计六十三人。[35]这相较于清末截止的传经之儒十五位,已经是四倍之多了,足见宋、元、明、清时期人们对于传道之儒的高度重视。

 

由此来看,大儒董仲舒在孔子庙的从祀先儒中,是被作为传道之儒而受到重视的。重视传道之儒从北宋开始,南宋发展,元代承继,明代又发展,清代大发展,民国亦承继下来。而从元代来看,真正从祀孔庙的只有许衡(曾任国子监祭酒)和董仲舒。作为学界一般认为对儒学重视不够的元代,能够将董仲舒列为仅有的两位入祀孔庙大儒之一,我们不能不看出,元代君臣特别是元文宗对于大儒董仲舒其人及学术思想的厚爱和推崇。

 

但是,明朝灭元之后,似乎并未将元代的这种从祀制度全盘继承下来。我们可以参看《明史·礼四(吉礼四)·至圣先师子孔庙祀》:

 

(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学成。庙在学东,中大成殿,左右两庑,前大成门,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灵星门。自经始以来,驾数临视。至是落成,遣官致祭。帝既亲诣释奠,又诏天下通祀孔子,并颁释奠仪注。凡府州县学,笾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杀于国学。三献礼同,十哲两庑一献。其祭,各以正官行之,有布政司则以布政司官,分献则以本学儒职及老成儒士充之。每岁春、秋仲月上丁日行事。初,国学主祭遣祭酒,后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到官,必遣一祭。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以下诣学行香。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二十八年,以行人司副杨砥言,罢汉扬雄从祀,益以董仲舒。三十年,以国学孔子庙隘,命工部改作,其制皆帝所规画。大成殿门各六楹,灵星门三,东西庑七十六楹,神厨库皆八楹,宰牲所六楹。永乐初,建庙于太学之东。

 

由此可知,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行人司副杨砥言,罢汉扬雄从祀,益以董仲舒。如此看来,在明朝建立之后的27年间,孔庙从祀先儒之中并未有董仲舒。这也就说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并未全盘继承元代之从祀制度,至少董仲舒未能入祀是确凿无疑的。联系到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曾一度欲罢配享孟子之祀[36],那么董仲舒之遭遇亦是可以理解的。而在董仲舒入祀孔庙一事上,行人司副杨砥之建言应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大儒董仲舒之入祀孔庙,他所替代的是东汉大儒扬雄,其历史地位皆举足轻重。

 

四、董仲舒入祀孔庙之位次及历史变迁

 

汉儒董仲舒自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入祀孔庙,后在明代建国之初一度被排除于从祀先儒之列;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建立27年后再次入祀孔庙。其入祀孔庙之时也晚,其复从祀孔庙之路也艰!那么,在此之后,即明太祖朱元璋以行人司副杨砥言,罢汉扬雄从祀,再次以董仲舒入祀孔之后,董仲舒于孔庙之位次如何?又是否经历过一系列历史变迁呢?

 

宣德三年,以万县训导李译言,命礼部考正从祀先贤名位,颁示天下。十年,慈利教谕蒋明请祀元儒吴澄。大学士杨士奇等言当从祀,从之。正统二年,以宋儒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三年,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阙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颜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无繇、子昽、伯鱼,父也,从祀廊庑。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纥元已追封启圣王,创殿于大成殿西崇祀,而颜、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鱼、子昽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颜、孟父俱配启圣王殿。”帝命礼部行之,仍议加伯鱼、子昽封号。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广川伯,胡安国建宁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十二年,从祭酒周洪谟言,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弘治八年,追封杨时将乐伯。从祀,位司马光之次。九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十二年,阙里孔庙毁,敕有司重建。十七年,庙成,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并立御制碑文。正德十六年,诏有司改建孔氏家庙之在衢州者,官给钱,董其役。令博士孔承义奉祀。(《明史·礼四(吉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

 

由此可知,在元代和明代董仲舒从祀孔庙一番变迁之后,明代又增加了不少大儒,例如元儒吴澄,宋儒胡安国、蔡沈、真德秀等,而且对于孔子、四配之父亦加以追封,建启圣祠,并对其位次进行重新设置。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特别追封董仲舒“广川伯”,同时加封胡安国“建宁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相较之前,对大儒董仲舒给予了更高的礼遇。

 

明年(嘉靖十年),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从尚书李时言,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笾豆牲帛视四配,东西配位视十哲,从祀先儒程晌、朱松、蔡元定视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南京祭酒于文庙,司业于启圣祠。遂定制,殿中先师南向,四配东西向。稍后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皆东西向。两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宓不齐、原宪、公冶长、南宫适、高柴、漆雕开、樊须、司马耕、公西赤、有若、琴张、申枨、陈亢、巫马施、梁鳣、公昽哀、商瞿、冉孺、颜辛、伯虔、曹卹、冉季、公孙龙、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颜高、商泽、壤驷赤、任不齐、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处、鄡单、奚容点、罕父黑、颜祖、荣旂、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郑国、公祖句兹、原亢、县成、廉洁、燕伋、叔仲会、颜之仆、邽巽、乐欬、公西舆如、狄黑、孔忠、公西点、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颜哙,先儒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董仲舒、后苍、杜子春、王通、韩愈、胡瑗、周敦颐、程颢、欧阳修、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杨时、胡安国、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许衡凡九十一人。(《明史·礼四(吉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

 

由此可知,根据嘉靖十年(1531年)一系列定制之后,大成殿之四配、十二哲以及东西两庑先贤先儒之位次、朝向皆有了明确规定。董仲舒称先儒,位列两庑先儒之第八位,居于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之后。可以说,嘉靖对于从祀先贤先儒之定制,是对元、明以来从祀制度的一种进一步纠正和完善,也是对唐宋时期以来孔庙从祀制度的一种纠正和完善。

 

顺治二年,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飨从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月朔,祭酒释菜,设酒、芹、枣、栗。先师四配三献,十哲两庑,监丞等分献。望日,司业上香。

 

正中祀先师孔子,南乡。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俱东西乡。西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宓不齐、原宪、公冶长、南宫适、公晳哀、商瞿、高柴、漆雕开、樊须、司马耕、商泽、有若、梁鱣、巫马施、冉孺、颜辛、伯虔、曹卹、冉季、公孙龙、漆雕徒文、秦商、漆雕哆、颜高、公西赤、壤驷赤、任不齐、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处、鄡单、奚容点、罕父黑、颜祖、荣旗、句井疆、左人郢、秦祖、郑国、县成、原亢、公祖句兹、廉洁、燕伋、叔仲会、乐欬、公西舆如、狄黑、邽巽、孔忠、陈亢、公西点、琴张、颜之仆、步叔乘、施之常、秦非、申枨、颜哙、左丘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凡六十九人;先儒公羊高、穀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董仲舒、王通、杜子春、韩愈、司马光、欧阳修、胡安国、杨时、吕祖谦、罗从彦、蔡沈、李侗、陆九渊、张栻、许衡、真德秀、王守仁、陈献章、薛瑄、胡居仁,凡二十八人。(《清史稿·志第五十九·礼三(吉礼三)·先师孔子》)

 

由此可知,到了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建立并定都北京以后,对于先师孔子的封号以及释奠、释菜和从祀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确认。相较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的定制,顺治二年(1645年)的定制更为明确和清晰。相较于嘉靖时先贤先儒九十一人,顺治时先贤先儒有所增加,总数计九十七人。董仲舒称先儒,位居西庑先儒之第八位,位列先儒公羊高、穀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之后。

 

(道光)十年,用礼臣言,从祀盛典,以阐圣学、传道统为断。馀各视其所行,分入忠义、名宦、乡贤。至名臣硕辅,已配飨帝王庙者,毋再滋议。同治二年,御史刘毓楠以祔祀新章过严,如宋儒黄震辈均不得预,恐酿人心风俗之忧,帝责其迂谬。

 

是岁鲁人毛亨,明吕棻、方孝孺并侑飨。于是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乃定公羊高、伏胜、毛亨、孔安国、后苍、郑康成、范甯、陆贽、范仲淹、欧阳脩、司马光、谢良佐、罗从彦、李纲、张栻、陆九渊、陈淳、真德秀、何基、文天祥、赵复、金履祥、陈澔、方孝孺、薛瑄、胡居仁、罗钦顺、吕棻、刘宗周、孙奇逢、陆陇其列东庑,穀梁赤、高堂生、董仲舒、毛苌、杜子春、诸葛亮、王通、韩愈、胡瑗、韩琦、杨时、尹焞、胡安国、李侗、吕祖谦、黄幹、蔡沈、魏了翁、王柏、陆秀夫、许衡、吴澄、许谦、曹端、陈献章、蔡清、王守仁、吕坤、黄道周、汤斌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七年,以宋臣袁燮、先儒张履祥从祀。光绪初元,增入先儒陆世仪。自是汉儒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先儒张伯行,宋儒辅广、游酢、吕大临并祀焉。(《清史稿·志第五十九·礼三(吉礼三)·先师孔子》)

 

由此可知,道光十年(1830年),用礼臣之言,从祀盛典,以阐圣学、传道统为断。其余各视其所行,分入忠义、名宦、乡贤祠。该年鲁人毛亨,明吕棻、方孝孺一并入祀孔庙。于是,重新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董仲舒仍称先儒,位列西庑先儒第三位,位列穀梁赤、高堂生之后,居于毛苌、杜子春等之前,位次较之前有所提升。

 

而根据《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庙志六·祀位图说》:

 

先儒董仲舒:

 

元至顺元年从祀。明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成化二年,改封“广川伯”。嘉靖九年,改称先儒董子。国朝称先儒,不称子。[37]

 

由此可知,除了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先儒董仲舒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入祀孔庙,以及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行人司副杨砥言,罢汉扬雄从祀,再次以董仲舒入祀孔庙之外,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追封董仲舒“江都伯”。成化二年(1466年),改封“广川伯”。可知明朝对董仲舒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而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儒董子”。因为这里面牵扯了嘉靖皇帝对于先师孔子封号以及四配十二哲及两庑先贤先儒封号的统一削减,故不单单针对董仲舒。而清朝称先儒董仲舒,不称子,这也是清朝对于孔庙两庑先贤先儒的统一封号,并不针对董仲舒。

 

结语

 

根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38]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评价孔子时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他又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评价董仲舒曰:“董仲舒为人廉直……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可知董仲舒无论在性格、经历还是在重视《春秋》上,与孔子是非常相近的。

 

班固则在《汉书·董仲舒传》评价董仲舒说: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虖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正如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一文所总结的:孔子庙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建造在每一所国立学校中。由于各级国立学校的学生都是具有生员以上科举功名的士子,而孔子庙的奉祀人物就是为学生们提供学习的榜样,对他们进行成圣成贤的教育,因此国家对孔子庙附享人物的选择非常慎重,既重视附享人物“羽翼圣教、扶持名教之功”,也重视附享人物的个人品德,而且还重视社会共识,一般都要经过廷议然后由皇帝批准公布。[39]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正是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对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最终确立起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地位,从汉代开始,便被尊为“经学”,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之久。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其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思想,阴阳五行思想,三统说,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人性论思想,礼乐教化思想,至今为学者所研究推崇。

 

周桂钿先生评价曰:“我将董仲舒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对全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汉代新儒学的代表,朱熹是理学大师、宋代新儒学的代表。以后虽然也还有一些大师,如元代的吴澄、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王船山等,影响都不及前三者久远广大。孔子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而董仲舒承前启后,起了关键的作用。”[40]由是,我们认为,大儒董仲舒之最终入祀孔庙,与其渊博的学识、对孔子之道的传承、高尚的人格与历史影响的深远息息相关,而其人、其德业、其思想光辉也必将彪炳千秋万代!

 

注释:

 

[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562-563页。

 

[2]宋濂:《孔子庙堂议》,见《文宪集》卷28.另可参《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相同。

 

[3]据唐代杜佑《通典》为二月。

 

[4]参见江帆艾春华着《中国历代孔庙雅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页。

 

[5]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6](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4页。

 

[7]孔德平主编《曲阜孔庙祭祀通解》,现代出版社,2007年8月,第3页。

 

[8]钟涛:《魏晋南北朝的释奠礼与释奠诗》,载《文史知识》,2009年第4期。

 

[9]按:唐杜佑《通典》“泰始”为“太始”,盖古“泰”“太”通假也。

 

[10]按:三年之事据唐杜佑《通典》,与上孙承泽《春明梦馀录》所载二年之事有重复,待考。

 

[11](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7页。

 

[12]参见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13](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4页。

 

[14](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8页

 

[15](唐)魏征:《隋书》卷9《礼仪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1-182页。

 

[16]参盖金伟:《论“释奠礼”与唐代学校教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

 

[17](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9页。

 

[18]《全唐文》卷136《先代帝王及先圣先师议》。

 

[19]注:此时虽然在墙壁上绘上七十位孔门弟子画像,但七十子并未被祭祀。

 

[20]孔德平主编《曲阜孔庙祭祀通解》,现代出版社,2007年8月,第2页。

 

[21]注:直到此时,七十子才算正式受到奉祀。

 

[22]《唐会要》卷35《释奠》,第750页。

 

[23](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5页。

 

[24]孔德平主编《曲阜孔庙祭祀通解》,现代出版社,2007年8月,第4页。

 

[25]孔德平主编:《曲阜孔庙祭祀通解》,现代出版社,2007年8月,第4页。

 

[26](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5-301页。

 

[27](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5-301页。

 

[28]参见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29]孔德平主编《曲阜孔庙祭祀通解》,现代出版社,2007年8月,第3页。

 

[30]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1]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第48页。

 

[32](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411-412页。

 

[33]参江帆艾春华著:《中国历代孔庙雅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31页。

 

[34]参见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5]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6]参见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7](清)文庆李宗昉 纂修 郭亚南 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85页。

 

[38]《史记•儒林列传》所载相同,基本可认为班固抄录《史记》,止“少治《春秋》在《史记》为“以治《春秋》”,一字之差。

 

[39]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40]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41] 参见孔祥林、孔喆《世界孔子庙研究》(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3月,第203-305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