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奎凤】“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16 18:07:56
标签:中正仁义、主静、人极、刘宗周、周敦颐

“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作者:翟奎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十九日丙辰

          耶稣2019年11月15日

 

内容提要: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关键词:主静/人极/中正仁义/周敦颐/刘宗周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阶段性成果。

 

周敦颐被誉为道学宗主,其代表作《太极图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堪称宋明理学的经典文献。《太极图说》虽短短249字,但后来的相关讨论甚至争议却非常多,如开篇“无极而太极”,朱熹与陆九渊就曾围绕“无极”“太极”展开过激烈论辩。“无极”“太极”之外,引起讨论比较多的,当是“人极”的问题。《太极图说》曰:“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此段最后一句“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就曾引起广泛讨论,一些儒者往往断章取义,把这句话引述为“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漏掉或忽略最关键的“中正仁义”四字。流风所至,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来说周敦颐的思想,甚至也有学者把这句话句读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这是对周敦颐思想宗旨的很大误解。

 

一、朱子及门人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二程虽曾游学于周敦颐,但兄弟二人在论学中对其《太极图》、《太极图说》乃至《通书》基本没有论及。直至南宋朱子,推尊周敦颐,极力推崇其《太极图》、《太极图说》,并对两者有详细注解,与门人弟子相关讨论甚多。

 

在朱子,断句非常清楚,即“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为句,“立人极焉”在后,就是说“人极”是包含“中正仁义”与“主静”两个方面。但是朱子关于“中正仁义”的讨论比较特别,在注解《太极图》时,他把“中”与“仁”、“感”、“行”相对应,看作是“阳动”的表现,而把“正”与“义”、“寂”、“立”相对应,看作是“阴静”的表现,并以前者为用,后者为体。简言之,阳动、感通为用,阴静、寂然为体,中正仁义、阴阳动静,浑然全体,密不可分,但是“静者常为主”,体现的是重“体”、立“体”的思想。朱子《太极图说》中的注解,与《太极图》的注解在思想主旨上是一致的,在一些表述上更为明确,中正、仁义、动静浑然一体,乃圣人、太极之全德全道,但“常本之于静”、“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强调“主静”、“立体”是基础。①

 

张栻曾质疑朱子以动静来解中正仁义,对此,朱子辩护说:

 

但熟玩四字旨意,自有动静,其于道理极是分明。盖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贞四字(仁元、中亨、义利、正贞)。元、亨、利、贞一通一复,岂得为无动静乎?近日深玩此理,觉得一语默、一起居,无非太极之妙,正不须以分别为嫌也。②

 

朱子这里又把中正仁义与元亨利贞作了对应,“仁,元;中,亨;义,利;正,贞”,朱子又进一步发挥说:

 

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礼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义,贞即正,皆是此理。至于主静,是以正与义为体,中与仁为用。圣人只是主静,自有动底道理。譬如人说话,也须是先沉默,然后可以说话。盖沉默中便有个言语底意思。③

 

中正仁义分属动静,而圣人则主于静。盖正所以能中,义所以能仁。“克已复礼”,义也,义故能仁。《易》言“利贞者,性情也”。元亨是发用处,必至于利贞,乃见乾之实体。万物到秋冬收敛成实,方见得他本质,故曰“性情”。此亦主静之说也。(同上,第3137-3138页)

 

如此,朱子以动静体用、元亨利贞解“中正仁义”是一贯而明确的。他也把“中正”解为礼、智,这也关联到其更广阔的思想背景,即从一气流贯往复的角度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相对应,即:春,仁,元;夏,礼,亨;秋,义,利;冬,贞,智。朱子以利贞为“乾之实体”、“万物本质”,也是强调静藏为体、发动为用。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相对于“中”“仁”就有优先性、根本性,“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正’字、‘义’字却是体,‘中’、‘仁’却是发用处”(同上,第3137页),“主静者,主正与义也”(同上,第3139页)。而这与通常的理解包括朱子本人的“仁体”思想似恰恰相反。对此,学生就有疑惑,问:“仁却恐是体?”朱子说:“随这事上说,在这里仁却是发用。只是一个仁,都说得。”(同上,第3137页)朱子似认为这是两种不同语境,强调的重点和角度不同,并无矛盾。

 

笔者认为,张栻对朱子的质疑有道理,朱子以阴阳特别是动静来解“中正仁义”带来不少问题,给其思想体系的统一性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朱子所理解的“主静”,多是贞藏、翕聚、收敛义,这与“动”还是经验意义上的辩证关系,似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体用之体、形上之体。朱子后来在《太极说》中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

 

故人虽不能不动,而立人极者必主乎静。惟主乎静,则其著乎动也无不中节,而不失其本然之静矣。

 

静者,性之所以立也;动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实则静亦动之息尔。故一动一静皆命之行,而行乎动静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谓性。”④

 

这篇《太极说》有些争议,年代也待考⑤,我认为当后于《太极解义》,其思想表述上比《太极解义》圆融清晰,可以看作是朱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里强调“本然之静”,“行乎动静者性之真也”,都表明此“静”是超越经验对待之动静,乃性之本然、本体之形上之静。这在儒家,最大的经典支持是《礼记·乐记》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也当是周敦颐强调“主静”工夫的主要经典来源。其次是《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朱子是融合《中庸》思想来发挥其“静以立体”之义的,先立中之大本,才有和之达道,而这与其以“元亨利贞”模式来解“中正仁义”似有一定矛盾。

 

朱子以阴阳动静来解释对应中正仁义,把中正仁义对应为元亨利贞之一气流行,这两者都突显了“静”“贞”相对于“动”、“体”相对于“用”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这样“中正仁义”的独特价值不是很突显。牟宗三认为“将主静工夫直拉于中正仁义之中而言之,把中正仁义亦套于阴阳动静体用之宇宙论的格局中而说之,此即减杀原文‘立人极’之道德的警策之意”⑥。牟宗三对朱子有些偏见,固可商榷,但此条评论有其道理。劳思光也指出“‘中正’二字连用,以表价值标准,显然出于《易经》观念。……但朱熹解此段则勉强以‘中正’配‘礼智’,以与孟子四端牵合,可谓全失本意”⑦。

 

虽然总体上朱子及门人对此句的断句是没问题的,但由于朱子把“中正仁义”动静化处理、对“静以立体”过于强调,以至朱子与门人对话中也确实出现了省略“中正仁义”,直接用类似“主静立人极”的说法。如当辅广问“惟人才动便有差,故圣人主静以立人极欤?”朱子回答说“然”⑧。南宋朱子学者魏了翁也直接说:“盖必体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静,性命于天,感物而动,好恶形焉。圣人主静以立人极。学者匪静,畴保天则?”⑨元代朱子学者方回也说:“剥复之间有坤卦,四时有冬,一日有夜,非谓有静无动也。静为动体,贞为四德之干也,所以圣人主静立人极,内之存养者也”⑩。魏了翁“体立用行”、方回“静为动体”都是朱子的意思,他们的“圣人主静立人极”之说显然也是承朱子之义。类似的,明初朱子学者胡居仁也说:“乾必有初潜而后有二见,坤必有初凝而后有二动,乾必专一而后直遂,坤必翕聚而后发散,周子所谓主静立人极,主此立此。”(11)笔者认为,元明之际这些朱子学者“主静立人极”的说法未必是有意断章取义,但是到了明代就出现了以“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的提法,并流行开来。但也不得不说,一定意义上,元明之际这些朱子学者不经意的“主静立人极”之说是后来断章取义的滥觞。

 

二、阳明后学及刘宗周与“主静立人极”之断章取义

 

明初学者孙作在其《答性难》一文中说:“周子‘定之以中正仁义’,和也;‘主静以立人极’,中也。其静而得其性之本乎”(12)。孙作这里明确把“中正仁义”与“主静”断开,把“主静立人极”连为一句,进而以“定之以中正仁义”为“和”、“主静立人极”为“中”。明确以“主静立人极”断章并取义的作者可能就是元末明初的孙作。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在论及周敦颐主静工夫的时候,强调“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13),认为“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14)。阳明以超越动静的“定”来诠释周子所主之“静”,应该说是接着程颢《定性书》的思想来发挥的。

 

阳明本人并没有“主静立人极”的说法,而且他论及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非常明确强调是“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但阳明后学常直言“主静立人极”,如南中王门、曾从学于王龙溪、钱绪山的查铎,他说:“圣人则浑然无欲,虽酬酢万变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谓主静立人极也”(15),此论似接着阳明“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来说的,但阳明并未明言“主静立人极”。查铎还说“惟闻道则主静立极,真常在我,生本无生,死亦何死”(16),又说:“夫养生之说,倣于老氏,然未尝不通于吾儒,观妙观窍而归于玄者,无生也。惟无生故长生不息,主静立极,而要于一,一者无欲也。”(17)这些论说明显杂入了佛老的思想。

 

浙中王门、曾从学于欧阳德的王宗沐,他在《刻传习录序》中说:“孔门之所谓仁者,先生之所谓知也。自程淳公之没,而圣人之学不传,沉酣传注,留心名物,从其求于外者,以为领略贯解,而一实万分、主静立极之义微矣。”(18)李材曾从学于阳明弟子邹守益,但他对阳明“致良知”说有些批评,提出“止修”说,李材弟子陆典在《敬学录》中也强调“主静立极”:“人性上虽不容添一物,然一堕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无事。故尧曰执中,孔曰择善固执,子思慎独,孟子直养无害,周子主静立极,皆就太虚中默默保任”。(19)江右王门、阳明后学罗洪先说:“‘主静立极’濂溪尝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惧于不睹不闻,子思尝言之矣。不睹不闻,静也。”(20)阳明三传弟子、江右王门后学邹元标也说:“宋儒周敦颐之《太极图》,阐阴阳动静之机,发主静立极之旨;程颢之《定性书》,谓性无内外,谓学先识仁;张载之《西铭》《订顽》,朱熹之正心诚意,陆九渊之学在先立其大,真足以涤性灵、见圣真。”(21)可见,不少阳明后学都非常推崇周敦颐的“主静立极”说,似乎认为这一观点代表了周敦颐思想的主旨,并把这一思想与《中庸》“慎独”、“不睹不闻”、程颢《定性书》等关联起来。

 

在明代,对“主静立人极”强调最多、肯定最多、发挥最多的是被誉为理学殿军的刘宗周。他说:“天枢万古不动,而一气运旋,时通时复,皆从此出。主静立极之学本此。”(22)“昔周元公著《太极图说》,实本《中庸》,至‘主静立人极’一语,尤为‘慎独’两字传神。”(23)非常明显,刘宗周是有意把“定之以中正仁义”排除在“立人极”之外。程颐不喜“主静”之说,强调要“主敬”,但刘宗周坚持认为“主静”优于“主敬”,甚至倡言“‘主静立极’之说最为无弊”: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惧来,然敬字只是死工夫,不若《中庸》说得有着落。以戒慎属不睹,以恐惧属不闻,总只为这些子讨消息,胸中实无个敬字也。故主静立极之说,最为无弊。(24)

 

非但如此,刘宗周还构造了一个“主静立极”说的道统:周敦颐得之《中庸》“慎独”、“未发”,传大程,大程传杨时道南学派之罗从彦、李侗。刘宗周认为程颢的《定性书》正是发明了周敦颐“主静立极”的思想,他说:

 

此(引者按:指程颢《定性书》)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主静之说,本千古秘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无疑,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25)

 

自周子有主静立极之说,传之二程;其后罗、李二先生专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26)

 

自濂溪有主静立极之说,传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为单提口诀。夫所谓未发以前气象,即是独中真消息,但说不得前后际耳。(27)

 

甚至,刘宗周也把阳明纳入这个道统之中,认为“良知即主静立极之说”:

 

而(引者按:指阳明)《答陆元静》数书,发明《中庸》之理甚奥,则其真接濂溪之传者,其曰“未发之中即良知”,即“主静立极”之说也。(28)

 

显然,刘宗周自认为其传承了周敦颐所开创的“主静立极”的道统,其“慎独”说上接“涵养未发”,直通“主静立极”及《中庸》之上乘。刘宗周似把程颐“主敬”说排除在此道统之外,对朱子也有些微词,但认为朱子最后还是回归了其师李侗“涵养未发”之旨。可以说刘宗周是宋元以来“主静立极”说的“集大成”,并把其“慎独”说纳入周敦颐由《中庸》所开创的这个道统之中。

 

三、辨误与反思

 

虽然先秦一些儒家经典如《礼记·乐记》也强调“静”,但总体上来说,“主静”毕竟是佛老的重要思想特征,无疑,过于强调“主静”将模糊儒家与佛老的边界。应该说,正是有鉴于此,程颐才强调对儒家而言,“主敬”更为根本,认为“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29)。这一点,其实朱子也指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云:‘敬则自虚静。’须是如此做工夫。”朱子门人兼好友蔡元定甚至直接说:“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30)

 

在明代,王廷相严厉批判“主静立人极”之说:

 

圣人之学有养有为,合动静而一之,非学顾如是,乃造化人物之道,会其极,诣厥成,自不能不如是尔。周子倡为“主静立人极”之说,误矣。夫动静交养,厥道乃成,主于静则道涉一偏,有阴无阳,有养无施,何人极之能立?缘此,后学小生专务静坐理会,流于禅氏而不自知,皆先生启之也。嗟嗟!立言者,可不慎乎哉!(31)

 

明代易学家来知德为“主静立极”思想作出辩护,源于《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他说:

 

世儒只知冥心闲目是静,不知此心如有思虑,当人事扰攘之时,皆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是静。何也?盖理主于一而不动,我既主于理,则凝然不动矣,即所谓人生而静也,从来儒者惟周茂叔知此,故曰主静立人极。(32)

 

来知德此说,与阳明“循理之谓静”大体上是一个意思。但,无论是王廷相的批判,还是来知德的辩护,他们无形中都把“主静立人极”看作是周敦颐的思想,没有指出“定之以中正仁义”对于“立人极”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这是断章取义,存在一定误解,说明在当时所谓周敦颐“主静立人极”的说法比较流行。当然,也许在王廷相看来,周敦颐说出“主静”两字,站在严肃的儒家立场上,也是不可原谅的。

 

有清一代的儒者论及此多是围绕“主静”来打转,似唯张履祥在《与何商隐》信中强调了仁义于立人极的重要性,他说:“其曰主静立极者,定之以中正仁义而已也,仁义而不轨于中正,则仁之或流于兼爱,义之或流于爲我,而人极不立矣。”(33)

 

在近现代,不少著名思想家、学者也喜言“主静立人极”,如:

 

周子以主静立人极,陈白沙于静中养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34)(康有为)

 

周子以“主静立人极”,而于“静”字下,自注“无欲故静”,则此静非与动相对之静,而以停止之静讥之可乎?“立人极”三字,的是尼山宗旨。(35)(熊十力)

 

吾尝谓宋明理学以濂溪之为《太极图说》,以人之主静立人极以合太极始,而以蕺山之《人极图说》之摄太极之义,于人极之义终也。(36)(唐君毅)

 

然周子以主静立人极,明道易之以主敬,伊川又益之以致知,其学实一脉相承。”(37)(吕思勉)

 

方东美在引述周敦颐《太极图说》这句话时句读直接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38)。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有时也喜用“主静立人极”之语来说周子,但牟先生此用语比较复杂,不可简单认为他理解的周子之“人极”就是主静,他说:“‘定之以中正仁义之道’以为超越之标准。此是客观地、原则地先提出理道以为标准。‘而主静立人极焉’,则是通过静复的工夫以见或立此理道以为定体,而人极亦于焉以立。人极不能在‘五性感动’上立,只能在中正仁义处立”。(39)同时牟先生也反对朱子以体用动静来说中正仁义。可见,牟先生所理解周敦颐的“人极”,“中正仁义之理道”是主要的,而“主静”是实现此理道的工夫。

 

四、“中正仁义”是周敦颐的“人极”标准的重点

 

周敦颐的《通书》一定意义上也看视为是对其《太极图》、《太极图说》思想主旨的进一步发挥,《通书·道第六》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40)《通书·师第七》又说:“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41)这些都是对中正仁义的强调,特别是“中”德,周敦颐非常看重。当然,《通书》也有对“主静”思想的发挥,如《圣学第二十》:“‘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42)圣人就是人极,很清楚,周敦颐的人极思想是中正仁义与主静的有机统一。陈来先生也指出“中正仁义是基本道德概念,主静是修养方法,以主静而兼有二者,这在儒学史上是少见的”(43)。

 

《周易》是周敦颐思想最为重要的经典资源,全面理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也不能离开《周易》。“中正”是《周易》的一个重要原则,凡爻位居中且正往往是最吉祥的,如九五、六二。《易传》尊尚“中正”之德,如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传》)、“中正以观天下”(《观·彖传》)、“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节·彖传》),等等。关于“仁义”,《周易·说卦传》直接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对应于天之阴阳、地之柔刚。

 

“静”与“中正仁义”相对,与“主”相对的是“定”字。因为有了“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所以需要圣人来“定”。“定之以中正仁义”在前,实际上比“主静”更为重要,从语势上来说,“而主静”是一种补充,或者说是实现“定之”的一种手段和工夫。

 

总体来看,于“立人极”而言,“主静”固然重要,但绝不可遗落“中正仁义”四字,否则,周敦颐作为一代大儒的形象会模糊化,无法区别于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从语势上看,“定之以中正仁义”与老子这里所言“镇之以无名之朴”有些类似。在《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前之“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也与老子此句“化而欲作”有些可比性。而老子所言“不欲以静”,也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主静”下周敦颐的自注“无欲故静”。不可否认,周敦颐思想里有些道家的因素,儒与道有互通的一面,也并非决然对立。但儒与道也还是有不可通约的一面,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不可简单化归约为“主静”。比较“镇之以无名之朴”、“定之以中正仁义”,可以说“无名之朴”与“中正仁义”是儒道的重要分水岭,这里“镇”、“定”都有调伏、调摄、使之平静有序之义。由此可推断,“中正仁义”才是周敦颐立人极的主词和重点,“中正”、“执中”思想在前孔子的儒家经典里就已经很突显,于孔孟儒学而言,“仁义”更为重要。《太极图说》结尾处三引《易传》原文,第二句是《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敦颐最后感叹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可见,周敦颐思想的根本归旨是大易,是孔门《易传》。显然,周敦颐《太极图说》之“立人极”,对应于《说卦传》之“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明乎此,则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可化简为“仁义”,但不可化约为“主静”(44)。

 

注释:

 

①《周敦颐集·太极图》卷一,中华书局,1990年,第2-7页。

 

②《答张敬夫》,《文集》卷三十一,《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7页。

 

③《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37页。

 

④《文集》卷六十七,《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3274页。

 

⑤田智忠、陈亚洲:《朱子文献中的“太极图说”所指考论》,《周易研究》2017年第3期。

 

⑥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160页。

 

⑦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⑧《朱子全书》第十七册,《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3128页。

 

⑨魏了翁:《高才卿静菴铭》,《鹤山集》卷五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方回:《天原发微前序》,《桐江续集》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胡居仁:《易像钞》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孙作:《沧螺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五,《答文彦式辛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5页。

 

(14)《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第80页。

 

(15)查铎:《书楚中诸生会条》,《查先生阐道集》卷四,清光緒十六年泾川查氏济阳家塾刻本。

 

(16)查铎:《祭贡受轩师文》,《查先生阐道集》卷九。

 

(17)查铎:《贺伯兄斗山君八旬寿叙》,《查先生阐道集》卷七。

 

(1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1页。

 

(1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第694页。

 

(20)《答董蓉山》,《罗洪先集》(上)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

 

(21)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明崇祯十四年林铨刻本。

 

(22)《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十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23)《中庸首章说》,《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十,第271页。

 

(24)《刘宗周全集》第九册附录,第380-381页。

 

(25)《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七,第212-213页。

 

(26)《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七,第216页。

 

(27)《刘宗周全集》第三册,语类十二,第371页。

 

(28)《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224-225页。

 

(29)《二程集·二程遗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7页。

 

(30)《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39页。

 

(31)《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57页。

 

(32)来知德:《来瞿唐先生日录·内篇》卷五,明万历刻本。

 

(3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

 

(34)康有为:《长兴学记》,引自董士伟编:《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35)熊十力:《论汉学与宋学及宋明理学史》,引自郭齐勇编:《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3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唐君毅全集》卷十九,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492页。

 

(37)吕思勉:《理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2页。

 

(38)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5页。

 

(3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160页。

 

(40)《周敦颐集·通书》卷二,第19页。

 

(41)《周敦颐集·通书》卷二,第20页。

 

(42)《周敦颐集·通书》卷二,第31页。

 

(43)陈来:《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44)《太极图说》没有出现“诚”字,而《通书》大量以“诚”论“圣”,这可以看作是对《太极图说》的补充。“诚”是《通书》和周敦颐思想的重要主旨,诚源于天道乾元,诚贯动静,以诚摄静,这无疑使得周敦颐思想的儒家性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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