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16 17:53:57
标签:《三礼义疏》、《中庸》、《四书》、《大学》、《礼记》、汉宋之争
石立善

作者简介: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古典学集刊》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古代经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全30册,2017)、《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2016至今)、《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全5冊,2018)、《东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2009),代表论文有《隋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日本古写本〈毛诗诂训传〉研究》、《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江户日本刊刻中国儒家典籍丛考》等六十余篇。

《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

作者: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国学学刊》2012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二十日丁巳

            耶稣2019年11月16日

 

内容提要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本文通过详细考察《大学》、《中庸》在明清重返《礼记》的历程,指出:《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运动,在经学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及清初王夫之提倡,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的官方修撰《礼记义疏》中,《大学》、《中庸》正式重返《礼记》。《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其积极的一面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意义则在于直接地削弱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两者所具有的理学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有关两者的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学》、《中庸》重归《礼记》,有着汉宋学术之争的背景,也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大学》;《中庸》;《礼记》;《四书》;《三礼义疏》;汉宋之争

 

绪言

 

学界关于《大学》、《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历代《大学》改本、补传、朱子《章句》本与阳明古本之争、《中庸》经传分离的争辨等问题上,尤其集中在《大学》、《中庸》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然而,迄今无人关注《大学》、《中庸》在清代重返《礼记》的事实。笔者认为,明清时代《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详细描述并考察这两篇重返《礼记》的历程与经典地位的变化及相关问题,试论其影响及经学史、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大学》、《中庸》于元代脱离《礼记》及明代的状况

 

北宋二程表彰《大学》与《中庸》,朱子(1130—1200)继起爲撰《章句》,将此两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并爲《四书》。程朱认爲,《礼记》一书杂出汉儒之手,《大学》、《中庸》是混入《礼记》的重要思想典籍。

 

《大学》与《中庸》脱离《礼记》而独立,同时也宣告此二篇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成爲理学之宝典、道统之渊源。朱子殁后,《大学》与《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脱离《礼记》,如魏了翁(1178—1237)《礼记要义》[1]节编注疏,亦载录《中庸》(卷二十七)、《大学》(卷三十一),此书乃其《九经要义》之一,是从经学研究着眼的经文及郑注、孔疏的节录本,属于特例。而衞湜辑编《礼记集说》[2]仍录《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与《大学》(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并会聚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及程朱爲首的两宋学者之学说。

 

其实,对于衞湜《礼记集说》处理《大学》、《中庸》诸家注解的态度,黄震(1213—1281)已提出质疑,云:

 

晦庵《章句》虽亦参错其间,意若反有未满于晦庵者。天台贾蒙又爲《集解》,杂列诸家,晦庵《章句》之说又特间见一二而已。[3]

 

衞湜《集说》采录诸家之说,而朱子《章句》仅爲其中之一家,黄震感觉到衞湜对《章句》怀有不满。至于天台人贾蒙编撰的《礼记集解》仍是杂列诸家之说,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学说只是零星一见而已。贾蒙的《礼记集解》久佚[4],从黄震的记载中可知,他也仅仅是将朱子《章句》作爲其所选取的二十六家说解之一而已,采录很少。黄震的潜台词很清楚,衞湜、吴蒙的书对于朱子《章句》重视远远不够,《大学》、《中庸》的部份专尊朱子一家之说足矣,但他并未提出让《大学》、《中庸》完全脱离于《礼记》。黄震在《黄氏日钞·读礼记》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爲主,略采诸家,间附己意;《大学》则先录《礼记》古本,再录朱子章句本,最后列董槐改本[5]

 

衞湜、魏了翁、黄震等皆爲朱子学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殁后,作爲《礼记》篇章的《大学》、《中庸》,与作爲四书的《大学》、《中庸》并行而不悖。

 

《大学》、《中庸》脱离于《礼记》,肇始于元代理学家吴澄(1249—1333)《礼记纂言》[6]。《礼记纂言》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统合三礼,分别经传,归类“仪礼正经”、“逸经”、“仪礼传”,又以其余《礼记》三十六篇类别爲“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类,而不载《大学》、《中庸》。吴澄在《序》中称:

 

《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论语》、《孟子》并而爲《四书》,固不容复厠之礼篇。

 

经过程朱表彰的《大学》、《中庸》在并入《四书》后,地位骤然升高,事实已不容许再留在《礼记》这样的礼学典籍中。这是对理学新经典的尊重,也显现了吴澄对程朱的无比尊崇。

 

此后,《礼记》专书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变爲四十七篇,陈澔(1260—1341)《礼记集说》[7]乃其滥觞。陈澔是朱子的四传弟子,在撰于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谓:

 

《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学》、《庸》,遂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先儒”无疑是指程朱,陈澔认爲《大学》、《中庸》已成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地位崇高,与《礼记》中的其他礼篇不可同日而语,必须脱离《礼记》而独立。陈澔在书中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学第四十二”,不录经文,并注云:

 

朱子《章句》。《大学》、《中庸》已列《四书》,故不具载。

 

吴澄、陈澔皆爲理学家,其言行出于必然。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四书》成爲朝廷取士的必读教科书[8],进一步提升并确立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及程朱诸经注释的地位。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则以《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爲十一经。《大学》、《中庸》与诸经并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陈氏之后,元明两代的《礼记》注本或礼书重编本等遂不载《大学》、《中庸》,俨然成爲惯例,而多仿陈书之体例,仅存篇目而已。明永乐年间,胡广(1369—1418)等奉敕撰《礼记大全》[9]所用蓝本爲陈澔《礼记集说》,并参用衞湜《集说》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陈氏《集说》体例,不载《大学》、《中庸》。明人徐师曾(1517—1580)《礼记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则载录蔡清考定《大学》致知格物补传八十六字[10],汤道衡《礼记纂注》[11]从之。贡汝成《三礼纂注》[12]之《礼记》部份分爲十二卷,存《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不载《大学》、《中庸》。黄干行《礼记日录》[13]仅存《大学》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载,汤三才《礼记新义》[14]、姚舜牧《礼记疑问》[15]、朱泰桢《礼记意评》[16]、朱朝瑛《读礼记略记》[17]等皆不载《大学》、《中庸》。

 

李经纶(1507—1557)《礼经类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以《曲礼》、《经礼》、《制礼》爲大纲,而各系以细目,三大纲后又有《三礼通传》,合并《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这应当是沿袭了《仪礼经传通解•学解》收录《大学》、《中庸》的做法。明末刘宗周(1578—1645)《礼经考次》归类篇章,援引《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与《武王践阼》入《礼记》,并以《孔子家语》补其阙,却不录《大学》、《中庸》[18]。在明代不仅是出于学者的《礼记》注本与重编本,甚至连坊刻白文本《礼记》也大都删《大学》、《中庸》而不载,唯独吴勉学刊刻的白文十三经本,将《大学》、《中庸》摘出而特置于《孝经》之后,可谓平衡权宜之计。像爲科举而设的徐养相《礼记辑览》[19]、杨鼎熙《礼记敬业》[20],像家塾讲章一类的戈九畴《杭郡新刊礼记要旨》[21]、马时敏《礼记中说》[22]、童维巖《礼记新裁》[23]、杨梧《礼记说义集订》[24],爲乡塾课蒙而作的陈鸿恩《礼记手说》[25]、许兆金《说礼约》[26]以及注音本的王觉《礼记明音》[27]皆不录《大学》、《中庸》的内容,其实况可想而知。卢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经条”则以《中庸》、《大学》、《易》、《书》、《诗》、《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礼记》、《周礼》、《仪礼》作爲十三经。万历年间,吴勉学刊刻十三经白文本,《礼记》仅存《大学》、《中庸》篇目,却在《尔雅》后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学》、《中庸》之白文,与十三经对等并列,事实上已形成了“十五经”。可以说,《大学》、《中庸》的经典地位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但是,恰恰在这一时代,有人开始提出异议。祝允明(1460—1527)率先发难:

 

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爲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爲一经。[28]

 

祝允明认爲《大学》、《中庸》应当归还《礼记》,《孟子》则归入子部儒家类,《论语》与《孝经》合并升爲一经,即废除《大学》、《中庸》及《孟子》的经典地位,而以《论语孝经》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另有目的,因爲废除《大学》、《中庸》、《孟子》,就等于废除“四书”及程朱的四书学体系!

 

祝氏的反对仅见于言,付诸实际行动的则是百余年后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礼记通解》[29]书首所附《读礼记》中云:

 

先儒以《大学》、《中庸》两篇爲道学之要,别爲二书。夫礼与道,非二物也。道者,礼之匡郭,道无垠堮,礼有范围,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礼。圣教约礼爲要,复礼爲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道之至极而礼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谓之礼。”[30]冠、昏、丧、祭,礼之小数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见不越凡民,执小数,遗大体,守糟魄而忘菁华,如《曲礼》、《王制》、《玉藻》、《杂记》则以爲礼,如《大学》、《中庸》则以爲道,过爲分疏,支离割裂,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约礼之意。自二篇孤行,则道爲空虚而无实地;四十七篇别列,则礼似枯瘁而无根柢,所当亟还旧观者也。

 

郝敬强烈批判程朱擡高《大学》、《中庸》之举,认爲礼与道爲一,《大学》、《中庸》与其他四十七篇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应当亟还《礼记》一书之旧观。郝书反对宋儒以《礼记》作爲《仪礼》、《周礼》之传,过于重视《大学》、《中庸》,视之爲“圣人约礼之教”、“先圣传心要典”。郝敬在爲唐自明《大学原本阐义》撰写的序文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儒疑其肤浅,别收戴圣《礼记》《中庸》、《大学》二篇,补凑爲《四书》,専讲性命、明德,以爲理学。夫理者里也,一事一物之里,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隐而道显,理虚而道实,圣人言道不言理,道逹于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礼,则爲根蒂,礼失此二篇,则成枯槁,二篇离礼,则堕空虗。道与礼,礼与性命,非二也。”郝氏《礼记通解》卷十八、十九收录《中庸》,卷二十一收录《大学》,以大篇幅重点加以疏解。郝氏认爲《中庸》之朱子《章句》大爲分晓,而郑注、孔疏则孟浪无足观[31],其分章则依据朱子之说,略加改订爲三十章;至于《大学》,则不从朱子经传之分,采用古本解之。郝敬将《大学》、《中庸》恢复到《礼记》里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来《礼记》著作不录《大学》、《中庸》的惯例,此举乃思想史上的一个偶发性的重要事件。

 

二、《大学》、《中庸》于清代重返《礼记》及思想界的动向

 

时至清代,学界对于《大学》、《中庸》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先做出举动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礼记章句》采录《中庸》、《大学》,先录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于篇首云:

 

凡此二篇,今既专行,爲学者之通习,而必归之于《记》中者,盖欲使五经之各爲全书,以见圣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学》、《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异视也。[32]

 

船山的《大学衍》与《中庸衍》极力反驳阳明之说,可谓朱子《章句》之传疏,但其必归《大学》、《中庸》于原书,与郝敬的意图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复《礼记》经文全貌,以显现其书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体性。但由于船山著作迟至清代后期纔行于世[33],故其态度与做法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船山所谓“不可以精粗异视”,即不可将《礼记》中的篇章区分爲精粗高低,此言当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学者俞长城就曾提出,要将《礼记》从五经中废黜,他认爲《礼记》出自汉儒,其书之精粹在《大学》、《中庸》,今二篇已入《四书》,其余四十七篇特其粗者[34]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让《大学》、《中庸》回归于《礼记》,刘宗周的弟子陈确(1604—1677)云:“驳归《戴记》,犹是以《大学》还《大学》,未失六经之一也。而遽例以废经,尤失情实。”尽管陈确没有撰写关于《礼记》的专门著作,也曾指斥《大学》非圣经、背离孔子之道,爲伪书、爲禅学,但仍然主张将其回归《礼记》之中[35]。相比之下,其同门黄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辞》卷四[36]的批评更爲有力而彻底:

 

割礼传之《大学》、《中庸》两篇而孤行之,盖由视礼爲麤迹,而别求性与天道不可闻之微,以爲上达,至使“慎独”、“未发”纷纷聚讼,岂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恐非麤迹所能臻者!《大学》之修、齐、治、平,《中庸》直至参赞、位育、无声无臭,亦只形容礼之至极尔。今欲割去本原,别寻妙几,何其不入于释氏也!

 

黄宗炎批评宋儒视礼爲麤迹,去本别寻,误入于禅佛。朱彝尊(1629—1709)的态度虽然相对温和,但仍对《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表示出了不满:“朱子分爲经传,出于独见。自《章句》盛行,而永乐中纂修《礼记大全》,并《中庸》、《大学》文删去之,于是诵习《章句》者,不复知有《戴记》之旧。[37]”狂批朱子《四书章句》的毛奇龄(1623—1716)亦认爲:朱子的“改本虽存,犹属私藏,不过如二程所改之仅存于《二程全书》之中,不必强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爲‘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38]”朱子之改本(《章句》)仅爲一家之言,而元、明以来则以朱子的本子用于科举取士,却令五经之《礼记》因此失去《大学》。李塨对经书的定义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认爲《大学》、《中庸》应当归入《礼记》[39]。钱曾(1629—1701)就批评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将《大学》、《中庸》两篇与《礼记》通列爲三经的做法[40]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儒学家也提出了极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斋(1627—1705)否定《礼记》作为经书的权威性,为秦人坑燔之余而成于汉人附会之手,《大学》绝非程朱所谓“孔氏之遗书”,乃未知孔孟血脉而熟读《诗》、《书》的战国齐鲁诸儒之作,后朱子妄分经传,为害道之尤[41],故而伊藤据郑玄之古本,重作《大学》定本[42];另一方面他还否定《中庸》的未发已发之说,视为《论语》之衍义[43]。如此,伊藤从根本上颠覆了宋儒及道学之理论根基,罢黜《大学》、《中庸》,而独尊《论语》、《孟子》。一海之隔,而观点暗合如出一辙,足见质疑《大学》、《中庸》两篇的权威地位乃时代大势之所趋。

 

清初另一部收归《大学》、《中庸》入《礼记》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礼记惜阴录》。《礼记惜阴录》成书于徐氏晚年七十四岁即1708年,其书不传,今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44]可略窥其书之特色:

 

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爲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毎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畧弥甚。

 

徐世沐注文多袭陈澔《礼记集说》,馆臣在文末又评其书爲“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爲末务”,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学家,但其书却摒弃《礼记集说》以来仅存《大学》、《中庸》篇目的惯例,收录两篇古本全文。此举虽然是爲了恢复《礼记》的全貌,却又不采朱子《章句》,其意图与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实在是耐人寻味。康熙初年的张怡《三礼合纂》仿《仪礼经传通解》,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则将《大学》、《中庸》置于卷首,《大学》弃朱子改本,而从王守仁所解古本[45]

 

进入乾隆朝,官方编纂的《礼记》著作对《大学》、《中庸》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举措。由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康熙帝讲筵记录《日讲礼记解义》[46],仍然谨守陈澔《礼记集说》以来的惯例,仅存《大学》(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云“朱子《章句》”。然而不久之后,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钦定礼记义疏》[47](李绂领纂,共八十二卷)却将《大学》、《中庸》二篇重归之《礼记》,《大学》、《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经文之后依序排列郑注、孔疏、朱子《章句》。《钦定礼记义疏》书首《凡例》云:

 

《中庸》、《大学》二篇,自宋大儒编爲《四书》,其后俗本《礼记》遂有止载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台之旧,以尊全经,以存古本,兼辑朱注,以示准绳,而《正义》等条,概置勿用。

 

这是自元代陈澔《礼记集说》四百年来,官方的《礼记》注本首次恢复《大学》、《中庸》。这一举措的目的甚爲明确:尊重《礼记》一书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态。不仅如此,《钦定礼记义疏》还爲收录《大学》、《中庸》二篇而特别设立了与本书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体例:

 

案《戴记》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并用《正义》等六条编纂之例,独《大学》、《中庸》二篇不拘诸例,但全录注疏于前,编次朱注于后者,一以示不遗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义。全录注疏古本,方识郑、孔羽翼圣籍之功,方见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读者自一目了然,故不拘诸例。[48]

 

这项特设的体例,既体现了三礼馆臣在处理上的谨慎态度,也显示了《大学》、《中庸》地位的特殊。《礼记义疏》一面不遗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义,此乃两全其美的折中之举——爲了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义疏》编者在理由说明上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与辞墨。《大学》、《中庸》作爲《四书》行世已久,影响深远,故恢复二篇入《礼记》自然要慎之又慎。《义疏》收录汉唐以来诸家学说,惟说之是者从之,至于义理之指归,则一奉程朱之说爲圭臬。《四库总目提要》对《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评价甚高:

 

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爲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49]

 

馆臣严厉批评陈澔《集说》删削古经,割裂《大学》、《中庸》之举,其称扬《礼记义疏》之词虽略有谀美之嫌,但对恢复《大学》、《中庸》做出了积极的正面评价。陈澔《集说》在明清两代被奉爲科举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说、其影响,非官方而不能爲。我们还发现馆臣在《四库提要》论述“礼记类”书籍时,尤其对其书是否收录《大学》、《中庸》及所收爲古本还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别关注。无疑,这如实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对《大学》、《中庸》与《礼记》的两者关系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诏开三礼馆,聚集人才,全祖望、吴廷华、惠士奇等硕儒皆应招入馆,开始了一项费时十三年的大型国家事业,系统地整理阐释三礼学,这项事业在继承前代重视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而《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特别处理,无疑广受瞩目。参与过《三礼义疏》编纂工作的杭世骏(1696—1772),后来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汇编《续礼记集说》[50],其书采录《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学》(卷九十七)古本,以郑玄、孔颖达之说爲主,又引清人毛奇龄、姚际恒、毛远宗等人之说,其思路是与《礼记义疏》一脉相承的。

 

《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举措,其实在目录学上也有一定的依据,因爲历来在两篇的性质归属上并无定论。西汉刘向《别录》属《大学》、《中庸》爲“通论”[51]。关于《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将《中庸说》归入“礼类”,《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因之[52]。宋元时代,《大学》、《中庸》在目录书籍分类中多被归入到“礼类”或“礼记”中,如郑樵(1104—1160)《通志•艺文略》经类,以《论语》自爲一门,《大学》、《中庸》入“礼记”,《孟子》则入“子类”,《郡斋读书志》卷一上、《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皆划入“礼类”。元代《四书》学制度化之后,元修《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53]亦承袭宋代的分类,归《大学》、《中庸》于“礼类”。进入明代,目录学典籍方始设立“四书类”,如《文渊阁书目》等皆归《大学》、《中庸》于“四书类”,清初所修《明史•艺文志》亦沿用前代惯例。但明清著述也有归入“礼类”的,如《授经图义例》卷二十将《大学》、《中庸》列入“诸儒著述附歴代三礼传注”类,《万卷堂书目》卷一归于“礼类”,《经义考》[54]则归入“礼记类”,倪灿(1627—1688)《补辽金元艺文志》则归入“三礼类”。《千顷堂书目》著录有明一代书籍,亦将训释《大学》、《中庸》之著作皆归入“礼类”,四库馆臣对此则提出了异议,并将二书的相关著作移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55]。”意谓朱子创立的《四书》体系的《大学》、《中庸》,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乃两套学术系统,可并存同行。又,《续通志》[56]、《皇明通志》[57]亦列入“四书类”,《清通志》[58]则遵从《钦定续通志》之例。然而,同时代的《皇朝文献通考》[59]却因爲《礼记义疏》的出现,并据《文献通考》的分类,重归《大学》、《中庸》著作于“礼类”之中,其书云:

 

按《大学》、《中庸》二篇本《戴记》旧文,自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伏读《钦定四库全书》虽列入“四书类”中,而《钦定礼记义疏》则备录全文,以复古今之旧。今谨遵编次,凡《大学》、《中庸》之单行者,仍入“礼类”,且以从马氏旧例焉。

 

可见《大学》、《中庸》在目录典籍中的归类,明代以后一直摇摆不定,存在着矛盾。可以说,《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引起了目录书籍在分类上的新的分歧[60]

 

一些学者对官方的举措做出了反应,如李惇(1734—1784)认爲:

 

《大学》、《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记》取出,以配孔孟之书。《大学》改正尤多,如临淮入汾阳军,一号令之,壁垒皆变[61]。数百年来,遵而从之,无可议矣。但《戴记》中犹当载其元文,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载元文,而不能家有其书,坊刻读本止存其目,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元文者,窃谓急宜补刊,庶得“先河后海”之义。[62]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爲注疏本虽保存了《大学》、《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间所通行的《礼记》读本仅存目而已[63],故亟需补入两篇。古学兴起,汉学家热衷考据考古,对于古经古书及金石研究的热忱高涨,而古书辑佚工作之兴盛,是时代之必然。对于本未亡佚,却被人爲地割裂出原书的《大学》、《中庸》,使其重归《礼记》也是理所当然的。恢复经书古本原貌,对于汉学家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此。汪中(1744—1794)《大学平议》云: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爲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爲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自曾子。……诚知其爲儒家之绪言,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爲“至德要道”。……宋儒既藉《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64]

 

汪中力驳理学家将《大学》作爲道德形上学的经典,主张此篇与其他一些《礼记》篇章的性质无异,故而应当将之归爲“记礼通论”即礼学篇章之一,他从《大学》的作者与主旨两方面来完全否定其书具有的哲学性质与崇高地位,试图彻底推翻《大学》。这番露骨至极的反宋学的言论,表明了汉学家力图将《大学》、《中庸》归之《礼记》的真正目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必将导致两者作爲理学经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四书”的形式将不复存在,而程朱以来理学家们苦心构筑的思想体系亦随之瓦解。方东树(1772—1851)《汉学商兑》(卷下)[65]还指出汪中甚至认爲不应立有《四书》之名,有人还屏弃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许诵读,可见连《四书》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读,都成了汉宋学术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如凌廷堪(1757—1809)云:

 

《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66]

 

汪中与凌廷堪的态度,与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书》的看法不谋而合。清代经学的变化与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五经的地位上升,而《四书》地位的相对下降。贬低《大学》、《中庸》的学术价值,使两篇重归之《礼记》,亦昭示着四书地位的下落。

 

梁章巨《退庵随笔》卷十五云:

 

朱子之《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爲之,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径开,入比盛而俗学炽,驯至高头讲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

 

其言绝非危言耸听,朱子的《四书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间成爲科举取士的科目以来,在明代就已发生质变,沦爲俗学,成爲读书人猎取功名的手段,而《四书大全》的出现则将四书学本身导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以致于明清两代很多有识之士都对《四书》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学、反四书。这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呼声高涨的背景之一。

 

那么,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对此又持有何态度呢?如翁方纲(1733—1818)在《礼记附记》于《大学》、《中庸》着墨最多[67],还批评陈皓《集说》不应当删省《中庸》,谓“奚若存《章句》于《礼》注疏后,使学者备研核之爲得欤![68]”主张载录《中庸》、《大学》经文,并将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后,可谓调停折中之论。

 

同时,一些成于理学家之手的《礼记》类编本也都开始收录《大学》、《中庸》。王心敬(1656—1738年)《礼记汇编》取《礼记》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爲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以《大学》爲“斯礼之包络”,《中庸》爲“斯礼之根柢”。任启运(1670—1744)《礼记章句》类编全书,则以《大学》、《中庸》冠首,作爲全书之“统宗”。乾嘉以来,汉学家出于汉宋之争,凡所著述直以《大学》、《中庸》归之《礼记》,却不称《四书》[69]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道路并不平坦,清初以来一些学者仍然遵循旧例,在训解《礼记》的著作中不收录《大学》与《中庸》,如万斯大(1633—1683)《礼记偶笺》[70]、李光坡(1651—1723)《礼记述注》[71]、张沐《礼记说略》[72]、姜兆锡《1666—1745》《礼记章句》[73]仅存篇目,不解《大学》、《中庸》。方苞(1668—1749)《礼记析疑》、吴廷华(1682—1759)《礼记疑义》皆不录或不释《大学》、《中庸》,又如礼学家江永(1681—1762)《礼记训义择言》不收录《大学》、《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礼书纲目》[74]也仅列《大学》、《中庸》爲“通礼”第十七、十八,存目并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郝懿行(1757—1825)《礼记笺》亦存《大学》、《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调元(1734—1803)《礼记补注》[75]谓“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书》篇内”、“此篇上有《大学第四十二》,今入《四书》,不载。”刘沅(1767—1855)《礼记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学》仅存目,云:“今仍《四书》之旧,另有论注,兹不复赘。”潘相《礼记厘编》[76]是一部《礼记》类编本,其书分十类,《大学》、《中庸》与《学记》、《文王世子》、《经解》等三篇被编入爲“大学之方类”,但《大学》、《中庸》不录经文,仅各录朱子《章句》篇题下所载二程之语而已。上述大多数人的意图不得而知,但这些遵循旧例的做法也从侧面反应了朱子《章句》及陈澔《集说》的影响之大,在一些学者心中不可动摇。

 

实际上,如何处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关系,在朱子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两部《礼记》新疏的处理方法正相反,孙希旦(1737—1784)《礼记集解》重视礼义、礼制及义理,其书沿袭陈皓《集说》之旧,仅存《大学》、《中庸》之篇目而不录正文[77],而时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礼记训纂》重视训诂、校勘及名物,采录《中庸》正文,并录古本《大学》正文,继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学》(不录《补传》)[78]。孙、朱二人皆爲笃实的朱子学者,而做法却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

 

当时,宋学方面有人对归《大学》、《中庸》于《礼记》的风潮,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冉觐祖(1637—1718)《礼记详说》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继南宋卫湜《礼记集说》以来的大型注释书,冉氏于卷首《礼记总论》反驳明人郝敬谓先儒割裂《大学》、《中庸》于《礼记》之说,云:

 

京山立说,多与朱子背驰,谓先儒以《学》、《庸》二篇别爲二书,支离割裂,当亟还旧观,责先儒以割裂《礼记》而不自知,其致毁谤《四书》。《礼记》四十九篇,真赝纯驳,杂然并收,先儒择其精者,令幼学急读之,及能治全经,则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79]

 

《礼记详说》书首附陈澔《礼记集说序》,理学色彩极爲明显,书中不录《大学》、《中庸》,仅于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觐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区分《礼记》各篇的性质,评判其价值,择其精要者爲我所用,故而《大学》、《中庸》即使独立亦未尝不可。冉氏还回击了诋毁《四书》的声音,故其回应对象应该不仅仅是郝敬一人,而是当时汹涌的风潮。在否定《大学》、《中庸》的背后,汉学家们的矛头所指乃四书学体系,四书学体系正是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盘,否定与摧毁四书学体系即意味着程朱理学体系的瓦解。

 

《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的声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议》[80]云:“第二场试经义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岀题,《大学》、《中庸》归并在《礼记》中,不必别岀试文。”在这篇讨论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文章中,俞樾认为《大学》、《中庸》可以归并入《礼记》之中,不必单独别岀试文。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态度则更为激烈:“现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学》自《大学》,自然应该改还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说实话,《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间的两篇,也只是寻常话,并没有甚么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当作切实的修身书,只要还归《礼记》,也不必单行了。”[81]章氏的这番话若放在学术史上可谓是惊世骇俗,然自激荡求变的清末民初时代观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与传统权威的常识了。章氏的这一论调传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彻底没落与衰微。

 

结语

 

孔门之《大学》、《中庸》本单篇别行,在西汉由戴圣编入《礼记》,成爲礼学通论,在宋代经二程、朱子彰显而独立,与《论语》、《孟子》形成四书,遂成爲理学经典,最后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礼记》。——我们可以从《大学》、《中庸》的归属变迁中,理清与把握儒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论调,其正式重返《礼记》则是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此时的思想界提倡尊经崇古,回归原典。《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积极的意义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再现古本之原貌,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的意义呢?晚清的朱子学者郭嵩焘(1818—1891年)即指出:“雍、干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彊力,实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乃至并《大学》、《中庸》之书蔑视之,以爲《礼运》、《学记》之支言绪论。[82]”这一指摘非常锐利,令《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结果,致使此二篇与其他四十七篇降爲一个等级,直接地削弱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大学》、《中庸》所具有的理学色彩全面消退,经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学》、《中庸》重归《礼记》,可谓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汉学家对于程朱理学的一个反动。围绕着此事的各种著述、议论及反应,也映射出了清代学术与思想的纠葛与复杂。可是,事实上《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之后,汉学家们大都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并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够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与解释,或以《章句》爲主疏解之,或是增录郑注、孔疏,仅供读书人参考而已。至清末爲止,科举考试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学》、《中庸》的本子仍旧是朱子《章句》本,读书人无不诵习之。这场思想运动的结果,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

 

附录:历代目录典籍《大学》、《中庸》归属表

 

时代

 

编者目录

 

归属

 

备注

西汉

 

刘向《别录》

 

通论

 

西汉

 

班固《汉书•艺文志》

 

礼类

 

仅著录《中庸说》

唐代

 

《隋书•经籍志》

 

礼类

 

北宋

 

《旧唐书•经籍志》

 

礼类

 

南宋

 

郑樵《通志•艺文略》

 

礼记类

 

以《论语》自爲一门,《孟子》则入“子类”。

南宋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礼类

 

南宋

 

尤袤《遂初堂书目》

 

礼类

 

南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礼类

 

 

《宋史•艺文志》

 

礼类

 

 

马端临《文献通考》

 

礼类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

 

四书类

 

 

朱睦楔《授经图义例》

 

三礼传注类

 

 

朱睦楔《万卷堂书目》

 

礼类

 

 

《明史•艺文志》

 

四书类

 

 

朱彝尊《经义考》

 

礼记类

 

 

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

 

三礼类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礼类

 

 

《四库全书》

 

四书类

 

 

《续通志》

 

四书类

 

 

《皇明通志》

 

四书类

 

 

《清通志》

 

四书类

 

 

《皇朝文献通考》

 

礼类

 

 

2012年3月11日初稿,12月4日改定

 

附记:本文曾于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4月8日)、国际四书学学术研讨会(2012年4月28日)上宣读,发表于《国学学刊》2012年第3期,后收入《极高明而道中庸:四书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此为修订版。

 

注释:

 

[1]《礼记要义》,《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九十六册所收影印南宋淳祐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通志堂经解》本,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1971年。

 

[3]《黄氏日钞》卷二十五《读礼记•中庸第三十一》。

 

[4]《黄氏日钞》卷十四《读礼记一》:“天台贾蒙继之,始选取二十六家,视卫、岳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书又惟仪眞郡学有录本,世罕得其传。”

 

[5]《黄氏日钞》卷二十五《读礼记•中庸第三十》、卷二十八《大学第四十二》。

 

[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元史•选举志》:“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9]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朝鲜李朝刻本。

 

[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八十八册所收影印明万历刻本,第839页上段、883页上段。

 

[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三册所收影印明刻本。

 

[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一百零四册所收明万历三年刻本。

 

[1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八十九册所收影印明嘉靖刻本,《中庸》无存目,疑脱落;《大学》存目见第462页下段。

 

[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一册所收影印明刻本。

 

[1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一册所收影印明万历刻本。

 

[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四册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1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五册所收影印明清钞本。

 

[18]《清史列传•刘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1月。

 

[1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八十九册所收影印明隆庆刻本。

 

[2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五册所收影印明崇祯刻本。

 

[2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册所收影印明万历刻本。

 

[2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册所收影印明万历刻本。

 

[2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二册所收影印明刻本。

 

[2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三册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2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四册所收影印明崇祯刻本。

 

[2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四册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2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八十八册所收影印明刻本。

 

[28]《怀星堂集》卷十一《贡举私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一册所收影印明万历刻本,第641页上段—下段。

 

[30]《礼记•仲尼燕居》:“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

 

[3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二册,第212页下段。

 

[32]《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中庸衍》,《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78页上段。

 

[33]如郭嵩焘于咸丰二年壬子(1852)读《礼记章句》,注意到船山将《大学》、《中庸》归入《礼记》而还戴氏之旧,郭着《礼记质疑》兼收《大学》、《中庸》二篇盖受其影响,参《礼记质疑•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4月。

 

[34]《俞宁世文集》卷一《五经去礼记议》,清康熙刻本。

 

[35]《大学辨一•辨迹补》,《陈确集•别集》卷十四所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4月,下册第563页。

 

[3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经义攷》卷一百五十九“王氏(守仁)《大学古本旁释》”条末按语,《四部备要》本。

 

[38]《大学证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李塨《拟太平策》卷三《春官》,《颜李丛书》本。

 

[40]《读书敏求记》卷一“十一经问对五卷”条:“然《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河南程子始分爲二书,而此竟同《礼记》列爲三经者,何也?”

 

[41]伊藤仁斋《大学非孔氏之遗书辨》(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33册《伊藤仁斋伊藤东涯》所收,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及《大学定本》第十章注。

 

[42]伊藤仁斋《大学定本》,古义堂正德三年(1713)序刊本。

 

[43]伊藤仁斋《中庸发挥》,古义堂正德四年(1714)序刊本。

 

[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刊本。

 

[4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五。

 

[4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钦定礼记义疏》卷六十六《中庸》题解下案语。

 

[4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

 

[50]《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一百一至一百二册所收影印清光绪刻本。

 

[51]参孔颖达《礼记正义》之《中庸》、《大学》题解引郑玄《三礼目录》。

 

[52]如《隋书经籍志》以戴顒《礼记中庸传》、梁武帝《中庸讲疏》等入“礼类”。

 

[53]《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清刻本。

 

[54]《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卷末按语,又同书卷三十五卷首解题云:“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竝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56]《续通志》卷一百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皇明通志》卷九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清通志》卷九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参照文末所附《历代目录典籍《大学》、《中庸》归属表》。

 

[61]“临淮”指唐代李光弼,“汾阳”指郭子仪,李光弼代郭子仪爲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光弼治军严格,军风爲之一变。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干元二年”条。

 

[62]李惇《群经识小》“大学中庸”条,《皇清经解》卷七百二十二,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本第二十三册,第8435页下段。“先河后海”,《礼记•学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63]梁清远《雕丘杂録》卷八《采荣录》:“《大学》、《中庸》原附《礼记》中,是以宋人引《学》、《庸》语皆谓‘《礼》曰云云’,自明定爲四书,而《学》、《庸》乃不入《礼记》,今《礼记》尙存《学》、《庸》篇目,文实不载焉。”

 

[64]《大学平义》,《新编汪中集》所收,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3月,第381页。

 

[65]方东树《汉学商兑》。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清道光刊本,1963年1月。

 

[66]《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与胡敬仲书(癸丑夏)》。

 

[67]《礼记附记》卷七《中庸》、卷九《大学》,《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百三册。

 

[68]《礼记附记》卷七《中庸》,《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百三册,第624页。

 

[69]郭嵩焘《王实丞四书疑言序》,《养知书屋诗文集》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绪壬辰(1892)刻本,第112页,1967年。

 

[70]《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九十八册所收影印清乾隆刻本。

 

[7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光坡仅在书中略论《大学》可能是出自曾子本人之笔,或爲曾氏之宗传。

 

[7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五册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73]《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74]《礼书纲目》卷六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百三册,第775页下段、780页上段。

 

[76]《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百三册,第39页上段—下段。

 

[77]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296页、1410页。

 

[78]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72—780页、866—873页。

 

[7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九十六册所收影印清光绪刻本,第84页上段—下段。

 

[80]俞樾《宾萌集》,清光緖刻《春在堂全书》本。

 

[81]《经的大意》(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讲于日本),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72页。

 

[82]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序》,《养知书屋诗文集》卷三,第104—105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