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善】令和元年: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19-04-05 23:44:21
标签:《文选》、令和、日本新年号
石立善

作者简介:石立善,西元1973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古典学集刊》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古代经学、敦煌吐鲁番学、日本汉学。主编出版《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等。

令和元年: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

作者:石立善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初一日壬申

          耶稣2019年4月5日

 

今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年号“令和”(REIWA)。新天皇德仁5月1日继位当天,“令和”将正式取代“平成”而成为第248个年号,从此迈入令和时代。这是日本自1989年以来首次更换年号,备受世界关注。

 

令和,日文读作“れいわ”,寓意是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谐,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很多人说“令和”出自日本和歌,其实是很大的误解,正确的说法是出自《万叶集》中的日本汉文学作品。尽管日本政府再三强调本国的文化传统,一定要从“国书”即本国典籍中选取年号,暗示其文化独立,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只要是年号,就无法摆脱来自中国古典与文化的深刻影响。“令和”这一新年号出自日本汉文学,与我国古代文学典籍《文选》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万叶集》(日本公文书馆藏江戶刊本)

 

“令和”二字不是《万叶集》所载和歌的内容,而是出自用汉文撰写的序,属于日本汉文学作品。日本天平二年(730,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月,时任位于九州的太宰府长官大伴旅人(655—731),召集本地筑紫的官员们三十余人,在其宅邸宴集赏梅,宾主唱和,吟咏梅花,共创作了三十二首和歌。在梅花歌之前有一篇汉文序,作为解题介绍了当时雅集咏梅的时间、地点和气候等创作背景。这篇序文没有标明作者的名氏,应当是出席本次梅花宴会的来宾之一,相传是担任筑前守的文学家山上忆良(660—733)所写,其全文如下: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萝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这篇汉文《梅花歌序》从结构到措辞,都带有汉唐文学的格调和意韵,显然是一位饱读中国典籍的文士所作,传说作者是曾随遣唐使入唐学习生活达三年之久的山上忆良(660—733),的确不无道理。“快然自足”、“忘言一室之里”等文句,显示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烙印,其他文句也可以看到六朝与唐代文学的影子,如“何以摅情”就出自骆宾王诗,可以说这是一篇受到中国文学深刻影响的日本汉文学作品。

 

 

 

《梅花歌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即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号“令和”之来源。关于此句的典据,江户时代的国学者契冲(1640—1701)《万叶代匠记》早在17世纪末就指出了两个来源:一是东汉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二是唐代杜审言的五言律诗《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淑气催黄鸟”。我想为“气淑风和”补充一个更直接而关键的典据,即西晋陆机的乐府诗《悲哉行》的诗句:

 

游客芳春林,春芳伤客心。

 

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

 

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

 

翩翩鸣鸠羽,喈喈仓庚吟。

 

《梅花歌序》的“气淑风和”,毫无疑问是脱胎于陆机的诗句“和风飞清响”、“蕙草饶淑气”,形容初春的气息芬芳,春风和煦,生机融融。到了唐代,陆机的诗句被很多诗人、墨客袭用,以“和风”、“淑气”形容春光景色之美,遂为一时风尚和习见词语,如唐代僧侣慧净《和琳法师初春法集之作》第四首“和风动淑气,丽日启时雍”,如陈通方《赋得春风扇微和》“习习和风扇,悠悠淑气微”,如李咸用《春宫词》“风和气淑宫殿春,感阳体解思君恩”,又如薛元超《谏蕃官仗内射生疏》“时惟令月,景淑风和”等等,不胜枚举。

 

那么,《梅花歌序》的作者是从哪里读到张衡《归田赋》和陆机《悲哉行》的呢?我认为作者当时读的不是张、陆二人的文集,而是《文选》,这两首作品均见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

 

 

 

契冲《万叶代匠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写本)

 

《文选》大约在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就已传入日本,对彼国学术和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推古天皇时代,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依据五经、《论语》《孟子》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撰,宪法的第五条“财者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的比喻,就出自《文选》所载曹魏文学家李萧远《运命论》“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可见《文选》的地位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与儒家经典一样,《文选》是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最为通行的典籍,也是学习汉文最重要的教材和文本。据养老二年(718)的律令,进士科考试的教材和范围就是《文选》与《尔雅》,当时的贵族与文人学子无不阅读诵习,召开梅花宴会的大伴旅人以及被认为是《梅花诗序》的作者山上忆良,二人肯定也是《文选》的读者。《万叶集》中很多的和歌作品以及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等典籍,随处可见《文选》的影响。总之,“令和”年号取自日本汉文学作品《梅花歌序》,而其背后的典据就是《文选》。

 

在日本古代,《文选》及文选学著作流传非常广泛。如平安时代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总集家》就著录了近十种《文选》及相关典籍,有《文选》三十卷、《文选李善注》六十卷、公孙罗《文选钞》六十九卷、佚名《文选钞》三十卷、李善《文选音义》十卷、公孙罗《文选音决》十卷、释道淹《文选音义》十卷、曹宪《文选音义》十三卷、佚名《文选抄韵》一卷等,还传存佚名撰《文选集注》的古钞本。《文选》至唐高宗时代李善(—689)作注,方被析分为六十卷,可见传入日本的三十卷本《文选》文本之古。

 

《文选》也是历代日本朝廷选定年号的重要典籍和来源之一,彼国年号出处最多的是《尚书》(35个)、《周易》(27个),其次就是《文选》,共有25个年号的典据来自于该书,如延长(923—931)、贞元(976—978)、天仁(1108—1110)、保延(1135—1141)、建仁(1201—1204)、建永(1206—1207)、文历(1234—1235)、延应(1239—1240)、文永(1264—1275)、康应(1389—1390)、文永(1264—1275)、元禄(1688—1704)、宽延(1748—1751)、安永(1772—1781)、享和(1801—1804)、庆应(1865—1868)等。这次选定年号之际,落选的候补提案之一“万和”,也是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据《文选》拟定的。

 

 

 

《文选》(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明州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

 

那么,日本的和歌为什么不能作为年号呢?相传由大伴家持(718—785)编纂的《万叶集》,其所收录的4500多首和歌皆是用“万叶假名”写就,一些和歌的序或启,则用汉文撰写。万叶假名(まんようがな)是日本创造的假名,主要在上代用汉字来表记日文音训的。如上文提到的梅花歌的第一首:“武都纪多知波流能吉多良婆可久斯许曾乌梅乎乎利都都多努之岐乎倍米”,此短歌句式为:五七五七七,三十一音节。试汉译为:正月寻春去,筑州寄远心。欢情须尽醉,折梅忘赠人。万叶假名的汉字是用来注音的,汉字本身并无意义。在平假名和片假名成立以前,日本人专用万叶假名来标识日文音韵,其实和我国史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用“卑弥呼”来标示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的名字“ひみこ”(himiko)的道理是一样的,汉字在这种场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年号必须是汉字,日本独创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自然不能用作年号,而《万叶集》中的和歌所用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那仅仅是用来表记日文音训的符号而已,当然也不能用作年号。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编《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8年1月)

 

年号制度本身就来自中国,只要日本继续使用年号,就无法完全脱离中国经典和文化的影响,即便依据本国人的作品和典籍选取年号也不例外。日本上代的本国典籍如《怀风藻》、《日本书纪》等都是用汉文写就,汉文在历史上是朝廷官方语言,是贵族必备的素养,历代用汉文撰写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自然地形成了日本汉文学这一文体,可谓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宝贵遗产。这次改元,尽管刻意回避中国古典而从日本汉文学作品中选取了新年号,意图割断和中国的文化纽带,主张本国的文化主体性,可是深入彼国汉文学骨髓的“汉文化基因”又岂能彻底消除呢?这恐怕是日本政府和当权政治家始料未及的。

 

脱离中国古典,切割与大陆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治举措对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制度的国家日本来说,是幸还是不幸?令和元年,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比较古典学会副会长、《古典学集刊》主編。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等。

 

责任编辑:近复